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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但由于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約，農村基礎教育與城市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目前，農村基礎教育經費短缺、辦學條件差、師資力量弱、教學水平低、教學設備落后，嚴重影響了農村教育的發展，甚至阻礙了社會的進步。通過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暑期實踐調查，我們更深刻地體會到了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及時解決農村基礎教育中的問題，不斷推動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它對解決“三農”問題、培養更多人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及構建和諧社會等都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1我國農村基礎教育的現狀

1.1農村基礎教育有了長足發展，但其整體性薄弱狀況沒有根本扭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基礎教育取得了不少成就。在相對發達的農村，“兩基”（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目標已順利實現，素質教育也在全面推進。近年來，國家對教育的投入不斷加大，實施中小學危房改造工程、義務教育寄宿制項目工程、遠程教育工程和“兩免一補”工程。在各方面努力下，我國農村學齡兒童失學、特別是農村女童失學問題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抑制。在我們所調查的河南淅川厚坡鎮，男女平等觀早已樹立起來了。此外，農村基礎教育管理體制改革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主要表現在：各級地方政府提高了對教育地位的認識，進一步明確了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加強了對基礎教育的領導；調動了地方政府和廣大群眾的辦學積極性，辦學條件有所改善，教師待遇有所提高；加快了農村普及義務教育的進程，中小學入學率、鞏固率和畢業率逐年提高；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脫節的狀況正在改變，“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教育”的方針正在得到貫徹落實。在調查的過程中，厚坡鎮郭主任介紹說，該鎮共有41個村，村村都有學校，危房改造工程也已經順利完成。除此之外，我國2004年高考中農村考生占55℅，從側面反映了我國農村基礎教育的成就。

我國農村基礎教育的整體性薄弱狀況并沒得到根本扭轉。這主要體現在相當一些地區的農村，九年制義務教育還沒有真正普及，青壯年文盲仍然存在，青少年輟學現象仍很嚴重,教育環境很差；同時，農村中小學公用經費嚴重不足，農村教育負債嚴重。據測算，1名小學生每年需要公用經費202元，1名初中生每年需要325元，而現在按“一費制”收取的學雜費，小學生每人只有100元左右，初中生只有150元，缺口50%以上。經濟欠發達的地區無力填補缺口，導致一些正常的教學活動難以開展，更談不上素質教育。

1.2農民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有所提高

和以往相比，農民對教育更加重視了。農民通過各種途徑逐步了解到知識的重要性，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他們在教育方面的投資大大增加。“農民普遍感到供孩子上學是個不小的負擔，雖然很窮，但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信念，供孩子讀書，盼著他們將來有出息。”在大部分農村，學生流失率下降，這與農民對子女教育的重視是分不開的。在走訪中我們了解到，不少農民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孩子的教育上，有的農民還不定時地與老師聯絡，了解孩子的學習狀況。孩子放學回家后，家長并不要求孩子做家務，而是讓他們復習功課。此外，農村高考考生人數超過城鎮也從一個方面表明農民對教育的重視越來越高。不過由于農民的小農意識以及自身的經濟條件制約，其重視程度還與社會的要求相差甚遠。有的農民覺得孩子讀書無望，就干脆帶出門打工早點賺錢；連溫飽都沒解決的那部分農民，更是無心顧及孩子的學業。

可見，我們對農村基礎教育不能盲目悲觀，而應該仔細分析其中存在的問題，并找到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法，從而促進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

2我國農村基礎教育存在的問題

2.1觀念問題

目前，農村教育仍以應試教育為核心，教育觀念尚未轉變。面向新的世紀，中國基礎教育的迫切任務之一是“從應試教育走向素質教育，或者說擺脫應試教育模式的影響，建立和完善素質教育體系”。而“素質教育年年喊，應試教育天天做；素質教育轟轟烈烈，應試教育扎扎實實”的流行話語真的很讓人心痛。高考的指揮棒導致全體學生去擠“獨木橋”，學生、老師和家長全被綁在高考的戰車上，由此導致學校教育往往重視少數升學有望的學生，而忽視大多數學生。農村教育“只為升學服務”，導致大多數農村學生陷入“升學無望、就業無門、致富無術”的尷尬境地。

2.2差距問題

由于受種種因素制約和經濟條件限制，城鄉教育的差距在進一步加大，這主要表現為城鄉孩子在享受教育資源分配和受教育條件方面的不平等。城市教育基本達到現代化，而農村中小學仍然是一個教師一本書、一支粉筆一堂課。先進的教育手段、教學設施、教學器材、教學條件無從談起。農村與城市相比，教師素質相差越來越懸殊，教師的工資、福利待遇相差越來越懸殊，教學的設備、條件相差越來越懸殊，致使城市與農村的教學質量相差越來越懸殊，農村的教學質量嚴重滑坡。此外，我國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學歷比例嚴重失衡。農村人口中低學歷人口的比例遠遠高于城市人口，城市人口中高學歷的比例明顯高于農村人口的比例。這嚴重制約著農村教育的發展，還造成了人才資源的嚴重浪費，造成了城鄉人才的不平等競爭，使我們的社會就業機制難顯公平。

2.3經費問題

農村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的確有效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促進了農村建設和農業發展。從而也導致教育經費的來源被切斷。當然這不是稅費改革的錯，但是目前農村教育經費短缺確實太嚴重了。據有關專家調查分析預測，當前教育經費投入又一次呈明顯下降趨勢，農村教育經費短缺約100億元。經費嚴重短缺直接阻礙了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和改革。在調查中我們發現，中央的有關政策并沒有真正落到實處，經費運行缺乏有效地監督機制，農村教育已經負債累累，教師幾乎沒有福利、獎金，基礎設施建設受限，公用經費入不敷出。一中學校長說，稅費改革后，尤其是實行一費制之后，幾乎沒有經費來源，學校正常辦公經費無法開銷，加上財政應撥的辦公經費不能及時到位，學校運轉更加困難。

2.4師資問題

一方面，農村教師不配套現象嚴重，不少學校聘請有臨時代課教師，很多教師都是上了這門課再上那門，有些還是跨年級上課。更糟糕的是，有時根本就沒有老師上課。據調查了解，由于農村教師的待遇低，辦公條件差，有的老師鬧情緒沒有心思上課，這些教師所擔課由其他教師代上。由于照顧不過來，只能讓一些班級學生自習或做作業。另一方面，由于一批學歷低、素質較差人員進入教師隊伍，再加上民師轉正，導致教師隊伍整體素質不高，年齡結構也不合理。農村課程改革對目前的農村教師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它要求教師的教育理念、教學角色行為必須實行全方位的轉變。由于農村教師隊伍年齡資歷、學識能力、身心狀況差異較大，因此轉變過程困難很多。

3發展農村基礎教育的若干建議

3.1全社會都要高度重視農村基礎教育

首先，要引起上至中央、下至鄉鎮政府的重視。雖然國家已經非常重視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但是相對于城市來說，還是遠遠不夠的。相關部門要加強對農村的實地考察，真正了解農村教育的實際情況，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對癥下藥，有效解決問題。此外，要把政策進一步向農村傾斜，這是防止城鄉差距擴大的重要途徑。另外，要認識到農村教育系統及目標改革的急迫性。并且各級政府要真正明確發展農村基礎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切實貫徹落實相關政策，不能再玩“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花樣。

其次，要引起全體教師、學生及家長的重視。所有農村教師應該明白自己肩上的使命和責任，教書不應僅僅是他們的生存之道，更是在培育祖國的花朵，拖起明天的太陽。教師應克服各種困難，對學生進行多方面的教育，提高教學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社會輸送更多人才。作為學生，要胸懷大志，明白“知識改變命運”，迎難而上，通過接受教育而走向成材之路。作為家長，要轉變落后的觀念，支持孩子上學并想方設法為子女提供條件。

再次，要引起社會其他各界人士的重視。可以通過電影、電視、廣播、網絡等多種媒體，讓更多的人認識到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息息相關，讓更多的人了解農村的實況，從而引導他們來扶持農村教育。

3.2千方百計縮短城鄉之間的差距

縮短城鄉差距，是發展農村基礎教育的一個方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第一，各級政府部門在政策方面要大幅度向農村傾斜，加大經費的投入，用來改善農村的教育設施、教學環境、師資狀況等。第二，要多多開展城鄉教育交流活動。相關部門首先要提供城鄉交流相應的條件，如交流的場所、經費等。活動內容和形式則要豐富多樣，比如不定期舉行城鄉基礎教育研討會，讓城市中小學的老師、學生走進農村，讓農村中小學師生參觀城市的中小學，增進他們之間的溝通和了解，同時城市的師生會更加珍惜自己的優越環境，農村師生則可開闊眼界，學習更多先進的方法。第三，要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狀況的宣傳，動員全社會都來努力。

3.3全方位拓寬渠道，加大對教育經費的投入力度

教育經費嚴重不足，是制約農村基礎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要解決經費問題，必須多方面開拓渠道。一方面，加大和調整國家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并向基礎教育落后的農村中小學傾斜，建立農村“控制輟學專項基金”。另一方面，要設立農村中小學教育專項資金，將城市所征教育附加稅全部用到農村基礎教育中。再者，建議盡早在全國范圍普遍建立由政府公共經費負擔的政府助學金制度，以使貧困學生受到政府的特別關注，并獲得較為充足的經費資助。此外，建議國家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勵企業、個人捐助和到農村去興辦基礎教育。

第2篇

—、對多元化的認識論誤區

對高等教育辦學質量進行評價是政府宏觀教育管理的主要手段。我國《高等教育法》第44條也明確規定“高等學校的辦學水平、教育質量，接受教育行政部門的監督和由其組織的評估”。然而，自首輪本科教學水平評估以來，以政府為主體的外部評價就飽受來自各方的批評與指責，外部評價的積極功能不僅沒有得到有效發揮，其負面效應卻愈發突顯。其異化、不科學與缺陷性集中表現在外部評價嚴重阻礙了高校內部多元化發展，同質化成為外部監控與內部發展矛盾的突出焦點。

針對同質化問題，國內學者的解決方案基本上集中于兩種思路：一是評價主體多元化，二是評價標準多元化。評價主體多元化認為需要化解對政府單一主體的路徑依賴，采用治理主義的方法策略，重新定位政府、社會與高校的職責，建立社會多元參與的評價機制，發展專業行會進行專業認證等。這一思路將重心放在評價主體的權力平衡上，僅僅解決了自律與他律的關系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回答自律與他律的方式途徑。評價標準多元化則強調對高校進行合理的分層分類，針對不同層次類型高校制定不同標準。分層分類標準對于緩和同質化矛盾有重要作用，但其治標不治本，由于高校數量眾多，即使同一層次、同一類型高校仍存在較大差異性。

事實上，高校的多元化發展遠不是增加幾個評價主體和幾套評價標準就能夠解決，主體多元、標準多元和指標多元只能獲得形式多元性，并不一定能夠確保高校多元化發展。多元化的核心并不在“多”，而是高校基于自身的自主發展，“多”只是外在表現形式。當前高等教育質量管理矛盾表現為主體與標準單一，實質卻為評價機制與方式的僵化與不合理，亟待改變的是評價機制與方式，而不單是形式上的評價主體與標準。

二、評價轉向：從結果質量到過程質量

我國高等教育質量管理的長期路徑選擇是基于結果的評價制度，過分關注可觀測的產出結果，傾向把復雜的高等教育質量簡化為易于測量和識別的數字信息，數量化和指標化成為外部對高校評價的主要方法。整個評價過程首先對辦學質量設立不同的評價標準，然后根據各個高校在不同指標上的表現進行打分，再結合不同的指標權重最后形成總的分數或等級。這使得評價指標成為評價活動的核心，可量化的質量評價指標被奉為圭臬，導致高校在實際質量管理工作中并未將重點放在如何提高與改進教育質量，而是努力使自身的辦學結果往外部評價指標上靠攏。

一直以來，我們都將問題與矛盾的重心放在評價主體與標準的“形式多元”上，并沒有聚焦評價機制與方式的“內容多元”上。當前以高等教育質量為名的各種評價均只關注高校的辦學結果和產出，并不注重質量的生成過程，因此很容易造成高校內部質量管理以外部評價指標為導向，進而阻礙辦學多樣性的實現。這種基于結果評價的質量管理方式一方面對基礎條件較弱的學校不公平，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高校多元化與個性化發展。

傳統高等教育質量評價是一種政府主導的外部行為，關注的是高校辦學的績效結果與實力水平，主要通過對高校績效產出的優劣高低進行判定，檢査高校是否滿足和達到外部利益相關者需求。這種質量評價范式實際是高等教育問責的延續，背后體現了一種績效質量觀，強調高等教育產出與效益的衡量，其本質是對高校辦學結果的問責。“在一定條件下，外部問責對學校績效有積極的影響，而有時卻不會有此影響。從強大的外部問責的可實施性的程度來說，如果它所頒布的標準和激勵機制對學校的內部問責不利的話，就可能會破壞學校的組織能力，從而損害它的目標。”其反映的根本問題是，在高等教育質量管理中，以政府為代表的外部與高校內部之間的責任與權力邊界應該在哪里，各自的角色和功能是什么，以及應該采取一種什么樣的機制來實現內外部的互動與對接。

高等教育質量始于辦學目標的確立。因此質量管理需建立在高校自身設立的辦學目標基礎上，政府作為外部重要質量管理者，應當發揮咨詢和建議功能，主要評價大學內部質量管理措施能否以及是否實現高校自身設立的質量目標，而不是利用行政手段規定具體質量標準和辦學行為。外部評價作為促進和保障高等教育質量的輔助力量，應依據高校自身確立的質量使命對辦學質量管理行為的成熟度進行評價，主要審查高校內部建立的質量管理制度和活動機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幫助學校實現自定的質量目標。這樣一來，外部評價將不再直接對高校的辦學質量結果進行評價，而是通過對高校內部質量管理過程成熟度的評價來達到質量保障目的。

異質性是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特征，其要求不同高等教育機構應具有各自的辦學目標和規格。“高等教育的質量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特定系統的環境、學校的使命或特定學科的條件和標準”。避免同質化的關鍵在于淡化對辦學質量結果的直接評價和監控，轉向對高校質量管理過程的評價與監督。英國在2002年之前采用直接針對辦學結果的學科評估與院校評估模式，耗費了大量人財物力和管理成本，卻收效欠佳并遭到學術界的強烈批評質疑。其后英國高等教育質量保證署通過變革質量評價方式，轉向對高校內部質量管理過程的審查，充分利用高校內部質量保證機制，大大減輕了外部宏觀質量管理的負擔，有效地實現了內、外部質量管理的平衡。

與傳統水平評價顯著不同的是，成熟度評價的核心在管理層面，并不深人課程與教學、學位授予、科學研究等具體領域，其關注的是作為管理活動的過程質量，而不是作為績效結果的產出質量。因此，成熟度評價無需對這些辦學質量結果做量化評估，而是考查高校在這些方面如何采取有效質量管理措施來實現辦學目標。“在一個按照國家監督模式的質量評估系統中，政府應該避免試圖完全駕馭高等院校的活動。政府的任務是必須查明各院校將操作一個質量評估系統，質量評估系統的實際設計和操作可以留給高等院校本身。”也可以說，傳統方式更多關心評估質量結果，而成熟度則更側重評價管理過程。外部成熟度評價事實上是建立在高校內部質量管理體系基礎上的一種管理評價，從直接評價辦學質量結果轉向評價質量管理活動過程，這也恰好體現了當代質量管理變革的核心要領。

三、成熟度評價與高等教育質量管理

多元和自主是高等教育質量管理始終應當堅持的理念，如何實現這一理念則需要在宏觀政策安排和制度設計上做出調整。成熟度評價正是基于這樣一個邏輯前提，即高校如果能采取合適的質量管理措施，建立完善的內部質量管理體系，高等學校的辦學質量就能得到保障。其首先承認高校是質量管理工作的價值主體，質量管理是高校應盡的職責，外部評估僅僅是督促高校更好地完成自身責任，而不是代替高校行使主體義務。因此，宏觀質量管理應以評價高校內部質量管理措施、制度和體系的成熟度為鵠的。

對于不同高校來說，所謂質量就是基于自身原有水平的提升，而不是讓所有高校都達到一個標準和水平，這既不現實也無可能。缺少辦學自主權，高校就無法自主制定學校目標規劃與管理制度措施，如何通過外部評價引導高校內部自主自覺發展才是宏觀質量管理的根本目的。以成熟度評價為基準的質量管理模式能夠給予高校充分的辦學自主空間，從質量目標的設置到過程措施的采取都是學校自主確定，外部只負責審查質量目標的合理性，衡量過程管理措施是否有效得力，進而判斷質量管理的成熟度。通過評價高校內部質量管理成熟度的方式，實質上將質量管理的具體選擇權和行為權交給了學校，外部只評價學校對權力的行使情況，并不直接替代高校行使權力，以此確保高校能夠結合自身條件和特色實施有針對性的質量管理。

高校原發性與內生性質量管理機制的建立是保障辦學質量的根本，這也是外部質量管理的目標和作用方向。成熟度評價遵循了高校自我發展的原則，是一種質量管理理念的轉變，順應了高校宏觀管理體制變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的需要。事實上大學并不是不要管理，而是如何在管理中實現引導和激勵的功能，避免傳統官僚主義和管理主義影響。需要意識到，外部的管理和評價并非一定要有量化的指標體系，評估可以是診斷式的，幫助學校發現問題并予以改進。成熟度評價的實質是幫助學校對內部質量管理活動進行查缺補漏，診斷內部質量管理中存在的薄弱和不足環節，改進和健全高校內部質量管理體系，通過不斷提升內部質量管理有效性來改善辦學質量。因此，成熟度評價模式能夠更好地尊重高校辦學自主權，同時也能促進高校多元化與特色化發展，在保證高校辦學質量方面體現出更強的輔和建設性。

只有不斷創新評價，才能超越評價，超越評價并不是拋棄評價，而是突破現有評價的不足與缺陷。由于當前宏觀質量管理體制設計的不足，導致政府為主的外部質量評價系統與高校內部質量評價系統難以對接，無法形成相互補充和相得益彰的質量管理架構，常常出現錯位或直接用外部取代內部系統的現象。這一矛盾突出表現為外部評價內部化和內部評價外部化，正是這種錯位使得內外兩個主體都沒能很好履行各自職責。要解決高等教育質量管理基本矛盾，必須從宏觀制度的頂層設計人手。就目前而言，政府尚未完全認清其在整個高等教育質量管理系統中應該扮演的角色和功能，這需要政府從直接評價高校轉向借助新的成熟度評價機制對辦學質量進行間接管理。轉變政府宏觀質量管理方式并不是削弱和減少政府的職責，而是通過評價方式的創新帶動政府管理模式和整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變革，在外部監控與內部發展之間形成一種張力的適應。

第3篇

從根本上講，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是我國農業不發達、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現在，我國人口已增加到13億，人均耕地減少到約1.2畝。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0.8畝的警界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由于人地關系高度緊張，耕地承擔的對農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遠遠大于耕地的生產功能。耕地是農民的“生存資料”，是農民活命的基礎，不是西方經濟學里體現市場配置資源“效率”的“生產要素”，可以不斷流向收益率高的行業或人手中。在耕地福利化趨勢下，公平原則高于效率原則。80年代初期農村以均平地權為實質的改革推行以來，一些地方為了效率目標，強調規模經營，結果未必都理想。十多年來，實際通過轉讓集中的耕地面積，不到總面積的1％。規模經營的前提，是農民在非農產業上有就業機會和更大的收益，大量的農民離開耕地也能夠生存，就算我國順利地加快城市化，而且耕地保持現在的規模，人均耕地能夠擴大一倍，也才達到3畝多一點，還是談不上農業的規模經營。但農村勞力就要流出近2億人。但實際上，耕地總面積不增加還可能減少。在未來幾十年里，即便我國城市化率達到50％，仍會有8億多農村人口，人地矛盾得不到任何緩解。因此在耕地問題上，先保障公平，再兼顧效率。只有在大量的農民離開土地，耕地的主要功能不是基本福利保障，而是土地收益率的時候，才有條件嘗試那些以效率為中心的耕地分配和經營制度。當然，我國各地的情況不一樣，沿海一些地區由于工商業的發展，許多農民已脫離了農業，部分耕地有條件集中經營。例如在浙江沿海，一些耕地通過轉包集中到農業開發企業手中；在廣東農村，在人地矛盾的壓力下發展“以土地為中心的社區股份合作制”。這就在效率原則與公平原則間取得了一個平衡點。但在中國地區差異很大的情況下，沒有一刀切的好辦法。

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這個內在的基本矛盾制約下，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很大程度上要靠農村外部條件的改善，要讓農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發展的新空間。但正是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結構，將農民封鎖在了有限的耕地上。在封閉的環境中，農村人口持續增加，耕地無限細分，農業效率低下，教育落后，生態破壞，農民貧困。80年代中期以來，這個封鎖圈曾經一度被打破，勞動密集型的鄉鎮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發展，將近2億農民帶出了耕地，城市化有了迅速的發展，使我國城鎮人口比例在2000年達到36.09％。但是，對農民來說，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也存在一個愈來愈重的陰影，這就是城市工商業資本和技術增密排斥勞動的問題。在農村，是勞動替代資本投入，在城市，則是資本代替勞動投入。對城市而言，這是產業升級、競爭強化的表現；對農村而言，則是農民逐漸被排斥出城市就業市場。這次對農民的封鎖，是由于國際資本及其技術標準所演化出來的制度的力量，主要是農民受教育不足。小生產被大生產取代，區域市場被大市場壓縮，小城鎮經濟功能被大都市經濟功能替代，資本密集結構擠垮勞動密集結構。

“十五”計劃的第一條大計，是要加快城鎮化步伐，并且已經列為國家的重大戰略，列為農村經濟的重大結構調整。建國50年，農業產值從85％降到17％，正在趨向15％。第二、三產業的產值上升到85％。但農業人口從1949年的85％降到現在的70％，只減了15％。過去85％的產值對85％的人口，這是基本吻合的。2030年中國人口高峰期大約是16億左右的人口，我們按比過去速度增加一倍的水平來匡算，到2030年達到50％的城鎮化率，8億多人口變為城市人口，農村還有8億多，人地關系緊張、土地承受人口過多的問題仍不能解決。而且每當我們加快城市化，都會造成土地大量減少。因此農村可能還是這樣一個小農經濟。

對“三農”問題，我們這樣強調，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問題、農村的問題和農業的問題。21世紀是農民的問題，農民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就業問題。按照國家統計公布的數據，現在農村勞動年齡人口是5個億。在這個正式公布的勞動年齡人口基礎之上，恐怕還得加個30％，因為還有半勞動力，這么算下來，農村的勞動力就有6個多億。我們的農業按照現在的生產力條件大概需要1.5億的勞動力，也就是說，還有將近5個億的剩余勞動力。這怎么不是就業問題呢?以前我們主要靠鄉鎮企業，特別是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就算鄉鎮企業還有1.2億的就業，農業有1.5億的就業，一共才2.7億。所以說21世紀中國的問題仍然是農民的問題，但農民的問題將主要表現為就業的問題。

一般講農業經濟科學，都是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于農業的基本生產要素即土地、勞動力、資金的配置起調節作用。當某種要素投入的邊際效益遞減的時候，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會發揮作用。根據邊際效益遞減規律，假如土地要素的邊際效益遞減了，那么會有勞動力來替代它。假如勞動力的投入邊際效益遞減了，那么會有資金來替代它。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就叫做“優化要素的配置”，或者叫“優化資源配置”。這是所有經濟學理論的基礎，當然農業經濟科學也是這樣認識的。但就我國農村經濟來說，相對于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任何其他要素都是價格昂貴的，因為勞動力可以不算錢。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讓中國農村的勞動力被替代出去而到那里去。拿土地要素來說，我們的土地不可能增加，還在減少。每年非農占地幾百萬畝，再加上沙化、鹽堿化的自然減損，比那個幾百萬畝還要多。人口增加，二元結構又不能打破，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連社會平均利潤都產生不了，因為勞動力生產率是下降的，勞動力投入產出是負值，那就產生不出利潤來。假如認定資金按一般的規律它至少要分享社會平均利潤，那么，如果農業生產產生不了社會平均利潤，資金就進不來。這三個要素怎么在現在這樣一個農業經濟科學理論框架之內來考慮它的市場配置?更何況我們相當多的資金并不僅僅只是要求一個社會平均利潤，它大量進入資本市場是要拿超額利潤的。在這樣一種不規范的投資條件之下，怎么可能讓農業增加投資?再加上如果投資增加了，而其他要素不能相應地去優化配置，那么會導致什么呢?只會導致成本上升。90年代以來，平均每年農業硬成本上漲10％。在這種情況下，怎么進行農產品貿易呢?所以我們不能簡單的照搬農業經濟科學的一般原理來解釋我們的農村經濟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