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作為重要的指導理論，充分體現了我國當代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該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有效結合,涵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產與交換的重要環節，涵蓋了我國改革開放、國家基本制度及經濟發展等理論體系。基于此，本文主要論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創新與發展的相關問題。

關鍵詞:特色;經濟理論;創新與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形成與發展,一定程度上是觀念的改變與認識深化的過程,也是改革開放實踐經驗總結的過程。該經濟理論的形成與發展經歷了幾個重要階段,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偉大的探索與創新精神,意味著在共產黨的帶領下，堅持走正確道路，才能使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1]。

1基本內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基本內涵包括:(1)規定了社會主義本質。(2)對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發展現狀進行了分析,表明我國社會主義發展是必然趨勢。(3)對我國生產力發展主要規律及當前主要矛盾進行了分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了發展步驟及具體方案。(4)闡述了社會主義完善的原理、規則及深化改革的方法與未來趨勢。(5)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機制、構成體系、運行機構、矛盾解決及風險防范等進行了介紹。(6)對當前經濟制度的本質進行了分析,對所有制構成、資源配置方法等的特點與發展動向進行了闡述。(7)對我國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與城鄉二元結構等問題進行了分析,為特色城鎮、新型工業與區域協調發展目標的實現提出了相應的途徑。（8）做好經驗總結，明確相關原理，完善混合經濟發展。（9）闡述了國際分工參與及資源使用的意義，及對外開放的相關政策與原則，明確獨立自主發展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間的辯證關系。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階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持續發展。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公有制與非公有制、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及政府與市場間的關系等有了深刻認識,思想深入創新，形成了一整套重要的理論原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主要經歷了孕育、繁榮與深化三個發展階段。

2.1從1978-1991年孕育發展階段

摘要：循環經濟是基于可持續發展理論提出的一種新型經濟發展模式，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簡要闡述循環經濟相關理論，在此基礎上探究房地產經營管理的有效策略，希望可以促進我國房地產行業的持續發展，為我國經濟增長做出更大的貢獻。

關鍵詞：循環經濟；房地產經營管理；體系結構

1循環經濟理論及其應用于房地產經營管理的積極意義分析

1.1循環經濟理論簡述

將自然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的規律引伸到經濟領域，則可以將經濟活動的構建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以及“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循環利用模式，實現人類社會經濟系統和自然界生態系統的有效銜接，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基于此，循環經濟即是指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在該經濟模式下，應利用生態學規律指導人類經濟活動的開展，使得一切生產活動都應該做到綠色清潔，力求做到資源的最大化利用。循環經濟需要遵循3項原則：其一，減量化原則，即盡可能地控制生產中的資源投入和廢棄物產出。其二，再利用原則，對資源以及產品的價值進行充分挖掘，實現反復最大化利用，盡可能地延長其使用壽命。其三，再循環原則。對生產廢棄物進回收利用，形成新的材料投入到生產過程中。除了以上原則之外，隨著循環經濟理論的不斷發展，許多新的原則也被提出，如再組織原則、再修復原則、再制造原則等。這些原則通常只是針對某一行業領域或是管理層面，不具有普適性，因此不做深入探討。

1.2將循環經濟理論引入到房地產經營管理的積極意義分析

隨著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資源緊缺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一個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循環經濟必然會成為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流。作為國民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房地產行業長期存在能源消耗大、污染重、資源浪費等多方面的因素，推動房地產經營管理從經濟型向生態型轉變是保障行業健康發展的重要舉措，換而言之，房地產綠色經營管理已經勢在必行。基于循環經濟理論的房地產經營管理并不是單純地犧牲經濟效益以保護生態環境，則是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貫徹生態經營管理理念，通過綠色技術的應用實現清潔生產、綠色營銷以及可持續消費，為房地產行業提供持久發展動力。就當前階段我國房地產行業的發展情況來看，想要解決其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保護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引入循環經濟理論對經營管理模式進行重構是最科學的途徑，不僅可以實現生產方式、管理方式的改進優化，還可以促進行業綠色發展，改善生態環境。

2基于循環經濟的房地產行業經營管理體系構建

內容摘要：本文認為，目前一些發達國家正對中國發動一場經濟戰爭，我國如果創立自己的經管理論，建立自己的科學法規制度，使經濟運行平衡、小幅波動、緩慢爬升、勞動者工薪高產品利潤小，則外資只能是投資而難以投機，更難發動掠奪該國財富、擾亂該國社會經濟秩序的經濟戰爭。我國經濟的發展及其引發的問題不能用純經濟手段去解決，更不能抄搬外國經濟理論，現階段，我國經濟改革的主線應向計劃消費市場生產的天然模式轉變走符合自然的經濟創新模式，從而超越發達國家。

關鍵詞：經濟戰爭戰略戰術游資炒作獲取倍乘差價

我國經濟發展現狀表現在兩方面：國內方面，以權力剝削為龍頭的武力、財力剝削混存所引發的分配不公造成了貧富懸殊，進而使產消不平衡，加之套用凱恩斯理論使投資大于消費，從而加劇了產消不平衡，這是主要原因，而非純經濟因素引發的社會矛盾經濟問題則是各種原因中占絕對多數的重要因素；國際方面，因人民幣升值，游資逐漸進入，以炒作方式推動股價、樓價從而帶動物價全面上漲，從中獲取成倍的差價利潤以掠奪巨額資源財富。本文認為，要奪取當前這場經濟戰爭的勝利，必須具有同時打贏國內國外二場硬仗的戰略戰術。

對華“經濟戰爭”的表征

戰爭是一種強弱沖突不平衡的結果，找準對方弱點開戰是戰爭的導火線。如：不能診斷中國特色經濟的主要問題，卻用外國經濟理論治理國內特色經濟；加入WTO后，政府政策法規受制于國際，獨立性或者說中國特色越來越不能發揮能動性，又不熟悉國際規則；其關鍵點在抄搬國外管理理論，即被動適用國際規則；其危險點在于短時間內大量變現庫存資源，國民財富以貨幣形式決堤般外流。

對華經濟戰爭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外資潛入中國投資、置業；第二，鼓噪中國經濟形勢大好，以誤導中國變現寶藏資源來提高GDP，同時外資大量進入中國炒熱中國經濟；第三，將股市、樓市等炒熱，借助中國國內資本推動股價樓價大幅走高，推高能源價格增加中國發展成本，進而帶動中國物價全面通脹；第四，不斷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拉攏別國擠壓中國國際市場；第五，拋售股票、房地產等，套現后撤離中國市場；第六即下一步拋售人民幣使之貶值而讓美元升值。通過美元、人民幣反向升值貶值運行一個來回，則巨大的中國財富就會白送給美國等寄生國家。譬如近期，美國持續降息，使各國對美元匯率一直上升。這使中國國內出口企業面臨困境，廣交會訂單縮減30％以上；同時，人民幣升值加快又使得熱錢大量進入中國，流動性過剩加劇，加大了通貨膨脹率；再者，中國美元儲備居高不下快速增長也就是加速貶值；最后，美國次貸危機實際上是將國民不勞而獲的結果轉移到外國，尤其是美元儲備高的國家。

“經濟戰爭”的性質

從本質上來說，經濟侵略的性質為爭奪理論、文化、經管、技術等的控制權，以及“陰流子”（即資金）的控制權和市場控制權。

很長時間以來，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存在著一種普遍的誤解，認為市場經濟是西方的“舶來品”。但事實上，中國有超過2000年的市場經濟探索史，戰國到西漢以及唐宋時期產生了兩次明顯的資本主義萌芽，而普遍認為的明清之際的資本主義萌芽已經是第三次，也是對兩宋時期萌芽的深化。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早在1910年就指出，中國宋代已經開始了近代化，比歐洲“文藝復興”早了幾百年，中國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都產生或光大于宋代，包括鋼鐵冶煉在內的很多工業生產大大超過六七百年之后的英國工業革命成就。實踐上，中國有比西方資本主義萌芽、工業革命早得多的市場經濟探索史，理論上又如何呢？亞當•斯密一直被公認為市場經濟理論的鼻祖，但經過深入研究，我們發現，市場經濟理論“自由放任”這一核心思想不僅可以追溯到《貨殖列傳》《道德經》，而且這兩部典籍中所提出的人類與生俱來的求富欲望，利他以自利的市場交易途徑，術有專攻、因時而變的市場主體技能，以及多層次的市場治理手段等思想，其中一些方面比《國富論》的論述更為深刻。指出：“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持文化自信。”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奠定了深厚的實踐基礎，而從中華傳統文化中深入探尋市場經濟的思想淵源，讓中華民族有了更多文化自信的底氣。

《國富論》中的市場經濟理論、影響及其問題

1776年問世的《國富論》總結并系統描述了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被譽為“第一部系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斯密也由此被公認為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的創立者。《國富論》主要在兩個地方明確闡述了市場經濟理論的核心思想——自由放任。一是在“論分工的起因”中，斯密認為，為了生存與發展，人幾乎總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幫助，但是單憑人們的善意，他是無法得到這種幫助的，為此只能通過交換，這就是交易的通義；二是在“論限制進口國內能生產的商品”中，斯密強調，一個企業主之所以寧愿投資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是支持國外產業，考慮的只是他自己資本的安全，所想到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與在其他許多情況下一樣，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引導著他去盡力達到一個他并不想要達到的目的，因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圍繞這一市場經濟理論，斯密在《國富論》中研究了分工、貨幣、價值與價格、分配、資本積累等諸多方面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影響后世的學說。毋庸置疑，斯密及其《國富論》的影響廣泛，但其原創性卻一直飽受爭議。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首屈一指的專家馬克•布勞格強調：“人們不能說斯密是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坎替隆、魁奈和杜爾閣更有資格享有那個榮譽。”熊彼特、羅斯巴德等也都對《國富論》的創新性提出質疑。斯密著作中的自由放任和分工一直以來都為世人所稱道，對后世影響巨大且毫無爭議，但都非斯密原創，那么它們源于哪里呢？熊彼特、羅斯巴德為它們尋找到斯密以前的一些西方根源。本文則強調這些西方根源的東方淵源，并找到了比斯密早1800年以上的《貨殖列傳》以及早2200年以上的《道德經》。

斯密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農學派淵源

重農主義體系的精髓是“自然秩序”，而自然秩序的精髓是個人權益與集體的共同利益永遠不會被割裂開來，但只有在自由制度下，它才能實現，“社會運動是自發的而不是人為的，一切社會活動所顯示的追求快樂的愿望，不知不覺地使理想的國家形式得到實現”，這無疑是很明顯的“自由放任”。羅斯巴德也指出：“在政治經濟學領域，重農主義者是最早的自由放任思想家，輕蔑地卸下重商主義的所有包袱，他們提倡國內外完全的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取消補貼、壟斷權或限制。”法國重農學派宗師魁奈與當時“改革開放”啟蒙時代的其他重要思想家，包括萊布尼茨、伏爾泰等一樣，都崇尚自然，一直視中國為標桿，因為中國一直是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社會，信奉宇宙的自然法則。但在啟蒙方向上有所差別：后者側重對公眾的知識普及與教育，而魁奈在啟蒙時代就尋求將我們現在所稱的“經濟學”還原為一門基礎性的科學學科。重農學派對斯密及其市場經濟理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不僅為斯密準備了很多他“永遠不會想到的問題”和“永遠不會想到的詞匯”，而且在經濟自由的論述方面也比斯密更為透徹、全面。斯密重農業、輕工業的思想主要源于其法國好友杜爾閣，以及與其有多次交往的法國重農學派宗師魁奈。事實上，杜爾閣和魁奈對《國富論》所強調的核心思想也早已有了深入的研究。1766年，杜爾閣為指導兩個中國學生做好中國問題調查時完成了一本《關于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小冊子，對分工的重要性、貨幣（包括資本與利息）理論等方面研究頗深。而魁奈已經提出其最重要、最核心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且在關于自發的經濟結構、經濟生活中個人利益的持續作用、作為政治經濟學基礎的自由等方面也有著深刻分析。

重農學派經濟思想的中國淵源

既然斯密的重要思想源于法國重農學派，那么重農學派的思想又源于何處呢？馬弗里克對魁奈的重農學派與孔子、孟子等中國思想家的關系有深刻研究，他認為，魁奈及其追隨者們是那個世紀深深崇拜中國的歐洲運動的頂峰。魁奈的一位學生指出：“我們知道，只有中國人，他們的哲學家，從遠古便被最高深的真理所貫徹，他們稱之為法則或‘天道’，他們的一切措施，都根據于這一個原則：順乎天意。”除了天道，重農學派還受到中國哲學哪些影響呢？一位追隨者在魁奈葬禮上的悼詞說，孔子的整個教義，目的是“……愛鄰如己，克己復禮，以理制欲。非理勿為，非理不念，非理勿言。對這種宗教道德的偉大教言，似乎不可能再有所增益，但最主要的部分還未做到，即行之于大地，這就是我們老師的工作，他以特別聰睿的耳朵，親從我們共同的大自然母親的口中，聽到了‘純產品’的密理”。由此我們知道，重農學派的理論來源包括孔子的儒學和宋明理學，也清楚地看到魁奈這位“歐洲的孔子”作為孔子事功在歐洲的直接繼承人，在中國學說基礎上做出的“新貢獻”。1938年出版的一部法國專著《中國對重農主義學說的產生和發展之影響》認為，在包括自然秩序概念、農業思想、合法專制主義、經濟循環理論等方面，中國經濟思想和魁奈經濟學非常相似。魁奈的一位同時代人曾說他缺乏新創見解，為什么呢？因為魁奈及其同道的思想主要來自中國。談敏認為，“重農學派的自由放任原則，實際上主要是中國儒家的無為思想之變形”，如所謂“恭己正南面而已”和“垂拱而天下治”等。

斯密市場經濟理論的認祖歸宗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思想淵源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是改革開放伊始便確立的一個重要理論，才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能夠始終符合實際。這一命題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中首次提出。此后，1982年和1986年，在黨的文件中兩次再度提到了這一命題。鄧小平于1987年提出，“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么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2］252黨的十三大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出系統論述，并據此闡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黨的基本路線，標志著這一理論的形成。黨的十四大強調，它是今后長期內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據。則在十五大報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綱領》一節中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便是要持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2007年，先后于中央黨校6•25講話及十七大報告中始終強調了認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的重要意義，并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一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是經濟體制改革最基本的現實依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正是由于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了一個科學的認識和準確的把握，才使我們黨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設想。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立論前提。市場經濟必須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目標相矛盾。以上兩個方面對社會主義引入市場經濟的否定，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經典社會主義作家達成的少有共識。應對這一觀點的雙重挑戰，必須對市場經濟重新“定性”。鄧小平于1979年首次指出，市場經濟并非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可以實行市場經濟。1992年的南方講話特別強調，“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此后，通過分析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綜合運用宏觀調控的計劃手段的現實，指出“不能把有計劃只看成是社會主義獨具的特征”，并進一步闡述了計劃與市場的辯證關系。可見，“中性”論與“手段”論，認識到市場經濟的一般共性，將它從一般社會經濟制度體系中抽象出來，是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市場經濟是中性的，是發展生產力、實現現代化的有效手段，這已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中得到證實，我們應該繼續大膽地采用這種手段。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靈活特色。在對市場經濟重新“定性”后，針對計劃經濟的弊端和二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的長處，黨的十三大提出了新的經濟運行機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而后，我們黨對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入。至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取向。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更加明確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主要任務，旨在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制度化。但市場又不是萬能的，還必須發揮社會主義宏觀調控職能。鄧小平曾講到，“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而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搞得更靈活一些。”其深刻含義是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要根據客觀實際靈活運用。此后，和不斷發展了這一思想，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中深入闡述了如何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優點，又要通過宏觀調控來消除市場運行中的局限。此外，還提出，要注意總結和汲取計劃經濟的經驗和教訓。黨的十七大之后，國家實施部委機構調整這一重要舉措，“大部制”藍圖為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職能開創了新局面，從而避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失控，有利于實現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的完美結合。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實踐基石。通過這一系列的理論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已日漸完善。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講話界定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在這個全新的概括中，“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被擺在了最突出的地位，即只有先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才能建設社會主義。與此同時，還必須實現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即共同富裕，這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對于基本制度的保障，“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占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這說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注意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注重效率，還要兼顧公平，扶持貧困地區的發展，并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具體實際問題。目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不斷發展，則是對共同富裕目標的繼續探討。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全面系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它的哲學基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指明了社會主義為什么要搞市場經濟。在此基礎上，“中性”論與“手段”論闡明了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基礎”論和“靈活”論闡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色。社會主義本質論闡釋了實現方式和最終目標。此外，在制度環境方面，我們黨采取了推動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健全民主法制和“大部制”政府機構調整與完善，以及全面促進社會和諧等一系列方針和措施。這進一步豐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可見，這一系列有機論斷，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了全面詳實的科學思路，是我國改革開放宏偉戰略的重要理論成果。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市場社會主義思潮的對比分析

在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新形勢下，有必要將復蘇于20世紀80年代并在90年代中期具有較大影響的西方市場社會主義思潮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加以比較。這兩種理論的名稱雖略不相同，但它們都主張應該而且必須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結合起來，即在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制度框架中導入市場作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手段。應該把這兩種理論聯系起來，作為在世界范圍內實現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探索和實踐，并以一種國際性的理論視角來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認識。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市場社會主義的相近之處

很長時間以來，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存在著一種普遍的誤解，認為市場經濟是西方的“舶來品”。但事實上，中國有超過2000年的市場經濟探索史，戰國到西漢以及唐宋時期產生了兩次明顯的資本主義萌芽，而普遍認為的明清之際的資本主義萌芽已經是第三次，也是對兩宋時期萌芽的深化。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早在1910年就指出，中國宋代已經開始了近代化，比歐洲“文藝復興”早了幾百年，中國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都產生或光大于宋代，包括鋼鐵冶煉在內的很多工業生產大大超過六七百年之后的英國工業革命成就。實踐上，中國有比西方資本主義萌芽、工業革命早得多的市場經濟探索史，理論上又如何呢？亞當•斯密一直被公認為市場經濟理論的鼻祖，但經過深入研究，我們發現，市場經濟理論“自由放任”這一核心思想不僅可以追溯到《貨殖列傳》《道德經》，而且這兩部典籍中所提出的人類與生俱來的求富欲望，利他以自利的市場交易途徑，術有專攻、因時而變的市場主體技能，以及多層次的市場治理手段等思想，其中一些方面比《國富論》的論述更為深刻。指出：“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持文化自信。”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奠定了深厚的實踐基礎，而從中華傳統文化中深入探尋市場經濟的思想淵源，讓中華民族有了更多文化自信的底氣。

《國富論》中的市場經濟理論、影響及其問題

1776年問世的《國富論》總結并系統描述了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被譽為“第一部系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斯密也由此被公認為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的創立者。《國富論》主要在兩個地方明確闡述了市場經濟理論的核心思想——自由放任。一是在“論分工的起因”中，斯密認為，為了生存與發展，人幾乎總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幫助，但是單憑人們的善意，他是無法得到這種幫助的，為此只能通過交換，這就是交易的通義；二是在“論限制進口國內能生產的商品”中，斯密強調，一個企業主之所以寧愿投資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是支持國外產業，考慮的只是他自己資本的安全，所想到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與在其他許多情況下一樣，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引導著他去盡力達到一個他并不想要達到的目的，因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圍繞這一市場經濟理論，斯密在《國富論》中研究了分工、貨幣、價值與價格、分配、資本積累等諸多方面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影響后世的學說。毋庸置疑，斯密及其《國富論》的影響廣泛，但其原創性卻一直飽受爭議。經濟思想史研究領域首屈一指的專家馬克•布勞格強調：“人們不能說斯密是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坎替隆、魁奈和杜爾閣更有資格享有那個榮譽。”熊彼特、羅斯巴德等也都對《國富論》的創新性提出質疑。斯密著作中的自由放任和分工一直以來都為世人所稱道，對后世影響巨大且毫無爭議，但都非斯密原創，那么它們源于哪里呢？熊彼特、羅斯巴德為它們尋找到斯密以前的一些西方根源。本文則強調這些西方根源的東方淵源，并找到了比斯密早1800年以上的《貨殖列傳》以及早2200年以上的《道德經》。

斯密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農學派淵源

重農主義體系的精髓是“自然秩序”，而自然秩序的精髓是個人權益與集體的共同利益永遠不會被割裂開來，但只有在自由制度下，它才能實現，“社會運動是自發的而不是人為的，一切社會活動所顯示的追求快樂的愿望，不知不覺地使理想的國家形式得到實現”，這無疑是很明顯的“自由放任”。羅斯巴德也指出：“在政治經濟學領域，重農主義者是最早的自由放任思想家，輕蔑地卸下重商主義的所有包袱，他們提倡國內外完全的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取消補貼、壟斷權或限制。”法國重農學派宗師魁奈與當時“改革開放”啟蒙時代的其他重要思想家，包括萊布尼茨、伏爾泰等一樣，都崇尚自然，一直視中國為標桿，因為中國一直是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社會，信奉宇宙的自然法則。但在啟蒙方向上有所差別：后者側重對公眾的知識普及與教育，而魁奈在啟蒙時代就尋求將我們現在所稱的“經濟學”還原為一門基礎性的科學學科。重農學派對斯密及其市場經濟理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不僅為斯密準備了很多他“永遠不會想到的問題”和“永遠不會想到的詞匯”，而且在經濟自由的論述方面也比斯密更為透徹、全面。斯密重農業、輕工業的思想主要源于其法國好友杜爾閣，以及與其有多次交往的法國重農學派宗師魁奈。事實上，杜爾閣和魁奈對《國富論》所強調的核心思想也早已有了深入的研究。1766年，杜爾閣為指導兩個中國學生做好中國問題調查時完成了一本《關于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小冊子，對分工的重要性、貨幣（包括資本與利息）理論等方面研究頗深。而魁奈已經提出其最重要、最核心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且在關于自發的經濟結構、經濟生活中個人利益的持續作用、作為政治經濟學基礎的自由等方面也有著深刻分析。

重農學派經濟思想的中國淵源

既然斯密的重要思想源于法國重農學派，那么重農學派的思想又源于何處呢？馬弗里克對魁奈的重農學派與孔子、孟子等中國思想家的關系有深刻研究，他認為，魁奈及其追隨者們是那個世紀深深崇拜中國的歐洲運動的頂峰。魁奈的一位學生指出：“我們知道，只有中國人，他們的哲學家，從遠古便被最高深的真理所貫徹，他們稱之為法則或‘天道’，他們的一切措施，都根據于這一個原則：順乎天意。”除了天道，重農學派還受到中國哲學哪些影響呢？一位追隨者在魁奈葬禮上的悼詞說，孔子的整個教義，目的是“……愛鄰如己，克己復禮，以理制欲。非理勿為，非理不念，非理勿言。對這種宗教道德的偉大教言，似乎不可能再有所增益，但最主要的部分還未做到，即行之于大地，這就是我們老師的工作，他以特別聰睿的耳朵，親從我們共同的大自然母親的口中，聽到了‘純產品’的密理”。由此我們知道，重農學派的理論來源包括孔子的儒學和宋明理學，也清楚地看到魁奈這位“歐洲的孔子”作為孔子事功在歐洲的直接繼承人，在中國學說基礎上做出的“新貢獻”。1938年出版的一部法國專著《中國對重農主義學說的產生和發展之影響》認為，在包括自然秩序概念、農業思想、合法專制主義、經濟循環理論等方面，中國經濟思想和魁奈經濟學非常相似。魁奈的一位同時代人曾說他缺乏新創見解，為什么呢？因為魁奈及其同道的思想主要來自中國。談敏認為，“重農學派的自由放任原則，實際上主要是中國儒家的無為思想之變形”，如所謂“恭己正南面而已”和“垂拱而天下治”等。

斯密市場經濟理論的認祖歸宗

早在2010年10月，廣電總局就意識到了發展紀錄片產業迫在眉睫，于是頒發了一系列重要文件，為紀錄片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政策保證，而央視紀錄頻道的開通，又為紀錄片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平臺支撐，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紀錄片產業面臨著巨大的發展機遇；如何抓住機遇大力發展紀錄片產業，已成為所有紀錄片人關注的焦點。美國著名大眾文化研究專家約翰•菲斯克（JohnFiske）有關電視文化產業的“兩種經濟理論”，對中國紀錄片產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一、電視的“兩種經濟理論”

“兩種經濟”理論是約翰•菲斯克（以下簡稱菲斯克）提出的電視文化理論之一，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說中商品價值分為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兩部分，而在菲斯克的“兩種經濟”理論中“金融經濟”注重的是商品的交換價值“、文化經濟”注重的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對此，菲斯克是這樣陳述的：“讓我們以電視作為文化工業的范例，來探查電視的商品（或文本）在兩種平行的、半自主的經濟中生產與銷售的過程。我們分別稱之為金融經濟（它在兩個子系統中使財富流通起來）與文化經濟（流通著意義和快感）。”[1]

（一）電視的“金融經濟”

電視節目作為商品，和其他一般商品一樣也需要在金融經濟系統中運行，運行過程中要經歷兩個階段，一是社會上的節目制作公司先將電視節目生產出來，然后將生產出來的電視節目賣給電視臺，這一階段和一般的物質商品交換沒什么區別，可是一般的物質商品流通到這里就算結束了，但電視節目作為一種文化商品，它還具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流通階段，因為電視臺通過播放節目，可以獲得大量的觀眾，此時電視節目搖身一變成了“生產者”，而收看節目的觀眾反倒成為了“商品”被賣給了廣告商，看上去廣告商買的是廣告的播放時間，實際上他們買的是觀眾，觀眾的角色在收看電視節目時已經悄然發生了轉變，將觀眾從“消費者”成功轉換為“商品”以后，電視節目在金融經濟系統中的角色扮演才算是落幕。

（二）電視的“文化經濟”

電視節目完成了它在金融經濟系統中的角色扮演之后，便開始向文化經濟系統進軍了。在文化經濟中流通的可不再像金融經濟那樣僅僅是簡單具象的貨幣，而是換成了復雜抽象的意義和快感。菲斯克不同于法蘭克福學派的精英學者，他對大眾文化抱有積極樂觀的態度。他認為觀眾在收看電視節目時，并不是被動地接受節目中的觀點，而是會根據自身的經驗和感受生產出自己對電視節目的看法，在這一過程中他們認為自己的社會身份得到了認同。觀眾之所以可以從電視節目中生產出意義和快感，是因為電視產品具有文化價值，它是一種能為觀眾提供潛在意義和快感的話語結構。在菲斯克所描述的文化經濟中，沒有了所謂的消費者，只有觀眾生產的意義和快感在流通。“因為意義是整個過程的唯一要素，它既不能被商品化，也無法消費：換言之，只有在我們稱之為文化的那一持續的過程中，意義才能被生產、再生產和流通。”[2]

菲斯克的兩種經濟理論讓電視節目生產者意識到，文化經濟是金融經濟的基礎，而文化經濟的核心是觀眾，“正是‘文化經濟’的發現，為大眾的創造力提供了空間。在文化經濟領域里，觀眾不再是商品和消費者，雖然他們仍然是體制之下的被支配者，但是他們卻在體制的空隙中尋到了生存的空間。”[3]因為如果電視節目的品位跟觀眾所需要的不一致，他們就會選擇不觀看這檔節目，沒有了穩定的收視率，就意味著失去了廣告收入。所以，對于電視產品生產者而言，想要賺錢就必須先生產出和大眾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讀者性文本，讓觀眾能夠從中生產出意義和快感。反觀現階段我國的紀錄片生產，也可以得出同樣的道理。

一、宏觀經濟學理論和教學的特點

宏觀經濟學的教學是為了讓學生掌握科學的方法，認識各主要學派的思想，吸收理論的精華，找到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因此，要適時開展研究性教學，不斷引導學生進行理論、問題和政策的思考。第一，理論表述方法的多樣性。宏觀經濟學是對現實經濟世界的認識，是對現實經濟規律的抽象，為了使抽象的理論便于傳播、講解和掌握，長期的理論和實踐過程中，形成了敘述法（文字表述法）、算術表示法（表格法）、幾何等價法（圖型法）和代數法（模型法）等分析方法，同一種方法可以用來解釋不同的理論和問題，同一理論和問題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來表述，靈活地選擇科學的、通俗易懂的方法，是宏觀經濟學基本素養的一個體現。第二，理論的復雜性。經濟學流派較多，不同流派在理論和政策主張上差異非常大，有限的教學時間中，很難對每一種流派都作詳細的解剖，一般是以主流經濟學的理論為主線，適當介紹其他主要學派在同一問題上的觀點，以開拓學生的思路與知識面。第三，理論的發展性和實踐的多變性。宏觀經濟理論隨經濟現實的發展而發展，是發展變化最大的學科之一，新理論層出不窮，教材編寫的滯后要求教學中必須對新理論進行補充。由于資源稟賦、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結構、歷史傳統、政策和政治文化的差異，不同國家需要解決的經濟問題存在著較大差異；即使是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面對的經濟問題也在變化之中，尤其是開放經濟下的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在理論上沒有現成答案，要求不斷地探索和研究。第四，與經濟現實的聯系性。學習西方宏觀經濟理論的目的之一是洋為中用，讓學生用理論來分析和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必然是課程教學的一個重要方面，這就要求我們在教學內容設計時，盡可能將抽象的理論與現實生活相聯系，使學生易于理解和掌握。

但是，西方經濟理論中的宏觀經濟學是在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發展起來，并用來分析這些國家經濟問題的。由于西方國家以私有制為基礎，經濟結構相對完整，企業有充分的活力，對宏觀經濟政策反應較為敏感；商品市場、貨幣市場、勞動力市場等發展充分，為政策在各類市場的傳導和協調，提供了較好的條件。這樣，無論是以需求為導向，還是以供給為導向的政策工具均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由于機制慣性，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要真正成為具有經濟性、營利性和獨立性的主體，還需要繼續改革，在受到諸方面制約的情況下會使西方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在中國運用的效應大打折扣。課序上，多數專業宏觀經濟學課程是在低年級開設的。由于學生缺乏對西方經濟社會的了解，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又使他們產生了學習的欲望，在學習過程中，學生往往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狀況來理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經常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通過研究性教學，幫助學生科學地理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和中國宏觀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研究性教學與學生創造思維的培養

當今世界經濟理論和經濟實踐發展迅速，宏觀經濟學教學的目的不再是僅向學生傳授理論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能力的提高依賴于創造性思維的培養。基于強調科學原理形成過程為主要特征的研究性教學方式，教學內容面向教學的過程，通過將理論的產生、演變、作用等展示給學生，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得到創造性思維的成果，從而建構學生自己的知識和理論體系，這是培養學生能力的重要路徑。創造性思維是相對于習常性思維（用慣常的方法、固定的模式來解決問題的思維）而言的，強調主動性和創見性。通過創造性思維，不僅能揭示客觀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性，而且能在此基礎上產生新穎的、獨特的、有社會意義的思維成果，開拓人類認識的新領域，從而是一種開創性的探索未知的高級、復雜的思維，是人們智慧升華的表現。創造性思維有廣義和狹義的理解，狹義的創造性思維是指思維主體定義出新的變量，提出新的假設和假說，形成新的結論和創建新的理論等探索未知領域的思維活動，屬于高級、尖端的思維，對歷史的進步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有重大的作用，這種思維對本科生來說，很少有人能達到。廣義的創造性思維則是指思維主體有新的認識、新的觀點、新的價值等的思維活動，每個學生都或多或少有這種思維能力，我們所講的本科生創造創造性思維的培養正是基于這種理解的。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教師的水平和能力固然重要，但研究性學習和創造性思維的主體畢竟是學生，要盡可能發揮學生現實的、潛在和未挖掘的能力，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研究性教學，可以為學生奠定研究和創新必不可少的知識基礎，也是研究性思維訓練的重要途徑。

三、宏觀經濟學研究性教學的幾點思考

研究性教學作為一種教學模式或教學理念，體現在教與學的全過程之中。它要求我們根據不同課程的特點，有效利用教學資源和環境，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最終才能實現教學的目標。

（一）宏觀經濟學開展研究性教學，要以教學團隊形式和教師的科研來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