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倫理學探索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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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志丹單位：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經濟倫理現象如同普遍的“以太”，在社會生活之中無處不在。由于經濟倫理現象具有明顯的偶然性、變動性，研究者無法控制與經濟倫理現象有關的所有變量，因此，經濟倫理的研究難以通過實驗方法探索、發現和驗證規律，而只能擷取比較方法、歸納方法、演繹方法和統計方法等。著名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認為，約翰•穆勒的歸納五法(包括求同法、求異法、異同并用法、共變法、剩余法)就是比較方法。他甚至進而認為，由于社會現象的因果關系往往是不明顯的、復雜的，研究者不能從直接觀察中得出，因此，考察這些現象只能用比較方法，這是社會學研究唯一適當的辦法。
這是在最普遍、最普世性的意義上來界定比較方法。盡管比較方法非同一般，但“測不準原理”依然存在，可這不是否定經濟倫理現象的比較研究的合適理由。這是因為，經濟倫理現象和主體的經濟道德行為并非宛如“一團亂麻”般的雜亂無章，并非完全無規律可循。經濟道德行為是行為主體為實現某種目的而采取的，存在一定的普適性的規律性，可以觀察、認識、說明和解釋，只是不必苛求其量之“精確度”而已。人所共知，比較是人們觀察、認識、說明和解釋客觀事物的基本手段已經被運用到門類繁多、林林總總的學科群體的研究中。許多思想家包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比較方法在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認同，并在研究中身體力行、率先垂范。誠如馬克思指出:“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把這些過程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
顯而易見，比較方法固然也能夠成為人們觀察、認識、說明和解釋經濟倫理世界的便捷工具。比較方法不僅可以形成科學概念，而且可以發現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此外，實際上，即便對技術性知識的探求對經濟倫理研究來說并非無關宏旨，但技術性知識的獲得卻不是經濟倫理研究的理論宏旨與目標，因為它是以規范性知識的獲得為鵠的，這也為比較經濟倫理研究的存在合法性預留了空間。總之，比較方法的優勢、經濟倫理的特質和經濟倫理學研究的價值旨歸共同構成了比較經濟倫理學建構的合法性。但是，強調比較的價值并非一般地為研究而研究，簡單地“跟風鏈接”“概念平移”，更為重要的特殊意義在于，它是在綜觀國內外經濟倫理學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做出的客觀而理性的抉擇。
毫無疑問，經濟倫理學的進一步發展需要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戰略的創新與明晰化。而創新的邏輯前提是對過去研究的缺陷、不足或錯誤及消極“路徑依賴”的深刻洞察。否則，非(前)反思的自發性研究絕不會有真正的研究創新。經濟倫理學研究起主導性作用的路徑，不是在總結正確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而是在不斷“試錯”或“糾錯”過程中披荊斬棘、開拓前進的(所謂“非非”)。
無可否認，比較方法一直如影隨形地伴隨著經濟倫理學的醞釀、創生、嬗變和發展。就積極的方面看，事實上，在經濟倫理學發展史上，一些經濟倫理學家已經成功運用比較方法，進行定性(或與定量結合)研究、發現因果關系，并以他們自己的“現身說法”確證比較方法的應用空間和生命力。比如，著名德國經濟倫理學家馬克斯•韋伯可以說是比較經濟倫理研究的典范人物，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經濟通史》《儒教與道教》《經濟與社會》等有關著作中，比較研究了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他通過典型而系統運用求異比較法，得出一個有力的結論:滲透在西方文明各方面的某種特殊的理性及獨有的經濟倫理是資本主義在西方率先產生的原因。同樣，著名的美國經濟倫理學學者詹姆斯•C•柯林斯和杰里•I•波勒斯在《基業長青》一書中，運用求異比較法，得出了績效卓越的企業獲取成功的一些特征。威廉•喬伊斯和尼汀•諾瑞亞合著的《4+2什么對企業真正有效》一書則運用共變法，把成功企業的成功因素這一難題給挖掘出來。而著名美國經濟倫理學學者林恩•夏普•佩因的《公司道德:高績效企業的基石》一書中，綜合運用了多種比較方法論證了公司道德的合理性理由和合法性價值。同樣，中國經濟倫理學自誕生之日起，就有比較強烈的“他者意識”，在參照、比較過去和國外經濟倫理的基礎上研究當代經濟倫理問題;一些經濟倫理學學者成功地運用了比較方法，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就。這些系列典型個案有力地證明，比較方法確為具有普世性和生命力的經濟倫理研究方法，張揚其價值意義大有必要。
然而，問題還有另一面，國內外經濟倫理學的比較視閾依然處于“零敲碎打”“東鱗西爪”或者“單兵作戰”“散兵游勇”的自由渙散狀態，這一問題對學界來說或許是某種“集體無意識”。在學科建設層面上以一種高度而強烈的學科自覺意識，明確提出建構比較研究的構想，對如今的經濟倫理學研究來說確乎成為一種“奢侈品”。實際上，比較視角的缺失是導致經濟倫理研究中存在的諸多問題積重難返，且難以縱深推進、實現突破的一大根源。沒有理論的徹底性、深刻性，實踐的對癥下藥和立竿見影也必將成為海市蜃樓般的空幻。即使我們不能說，在面對現實問題時，經濟倫理學已經陷入尷尬、失語的境地，但研究成果的“扁平化”“低水平復制”、理論穿透力的鈍化，創新能力的孱弱已經不容置疑地表明它遭遇到了巨大發展“瓶頸”，“上不去、下不來”(即理論的抽象提煉與實踐的操作路徑雙雙受挫)情況已然成為有目共睹的不爭事實。與經濟學、管理學、教育學和政治學等強勢學科相比，理論的解釋力和學科的競爭力與其說達到了理想境界，不如說尚處在明顯的弱勢地位，這也是令人汗顏、難以啟齒的一大憾事。誠然，我們可以將其歸咎于起步時間短等諸多客觀原因，但主觀原因無疑更為凸顯。因為欠缺所以顯得必要。因此，明確提出比較視角并傾力建構比較經濟倫理學恐怕是學界難以推脫的歷史使命。職是之故，在學科建設的高度上，讓比較視角從“邊緣”走向“核心”，由“特殊”走向“一般”是創建比較經濟倫理學的題中應有之義。根據上述基本價值判斷，我們恐怕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從學術研究還是實踐層面，將比較學科視域楔入經濟倫理學、從而構建比較經濟倫理學不僅具有可能性、必要性，且具有合法性。
二、比較經濟倫理學的學科特質
比較經濟倫理學作為從比較倫理學(比較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的一個交叉性的新興的應用倫理學學科，它以不同經濟制度下的各種經濟倫理現象、經濟倫理模式和經濟倫理具體問題為研究對象，從中探討不同民族、國家、地區以及不同歷史背景、文化氛圍之中的經濟倫理發展的特點和規律，從而為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倫理實踐和決策提供重要的學理和學術依據。從與經濟倫理學的關系看，比較經濟倫理學是經濟倫理學的主要組成部分，是以比較的方法來觀察、描述、說明和解釋經濟倫理世界的理論和方法體系。比較經濟倫理學的涵義很廣，它不僅是對不同經濟倫理理念與制度，以及不同經濟倫理模式的比較研究，而且更多的是對國內外的具體經濟倫理問題，諸如生產倫理、分配倫理、交換倫理、消費倫理、市場倫理、商業倫理、對外貿易倫理、金融倫理、城市經濟倫理、鄉村經濟倫理、經濟發展倫理、勞動(失業)倫理等進行比照和分析。大致地說，比較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內容有經濟倫理理念、經濟倫理制度和經濟倫理具體問題三個方面。國內外在經濟倫理比較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并創造了一些高水平研究成果。但從學科意義上看，比較經濟倫理學尚未創立。不過，即使比較經濟倫理學有了長足的發展，它仍然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而只是像宏觀經濟倫理學和企業倫理學一樣屬于經濟倫理學的重要分支，其主要任務是豐富發展經濟倫理學的內容，為經濟倫理學理論的普遍化和精確化提供途徑和方法。因此，如果脫離經濟倫理學及其學術觀照，無法討論比較經濟倫理學的學科體系和相關問題。對比較經濟倫理學來說，正如黑格爾所言:“我們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異中之同和同中之異。”
比較經濟倫理學的特征是指區別于其他經濟倫理研究方向的特質。它主要有三個特征:一是跨越性。比較經濟倫理往往不是研究單獨一個國家的經濟倫理，它是跨國的、跨地區、跨省和跨民族比較，即研究若干國家、跨地區和跨民族的經濟倫理。比較經濟倫理是跨文化的，即研究不同歷史文化背景的國家、地區和民族的經濟倫理問題。二是跨學科性。對各國、各地區、各民族、各種歷史文化氛圍的經濟倫理進行歷史的、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比較分析，需要有哲學倫理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熟悉這些學科的研究方法十分重要，這確是研究者的一大挑戰，要求研究者必須不斷重構自己的知識譜系和認知構架。但是研究的“歸核化戰略”是經濟倫理學知識與方法，這是最為基本的學科意識，否則，必將落入漫無邊際的“無根”狀態。三是可比性。黃建中在其《比較倫理學》的《修訂再版自序》中認為:“用比較方法建立倫理學，并暫設縱比、橫比、同比、異比、同異交比五例，縱比溯及生物無生物之自然全史，不徒為人類歷史上之比較，橫比自以中西對斟為主，而橫比之中亦寓有縱比。凡同比異比，皆縱橫所共有，同異交比則同中求異，異中求同。”
的確，上述觀點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和助益。現代社會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結構—功能主義的創始人，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了具有新舊之別的比較方法，他認為將從世界各地收集來的表面上相似的現象排列在一起的舊的比較方法不是真正的比較方法，因為它充其量只是提出了問題，而無法解決問題。比較并發現各種文化、各種社會現象的差異點是新比較方法的重點，它涵蓋“共時性的比較和歷時性的比較”。研究一特定時期的文化的本質與功能是前者的目標，研究文化變遷的規律性是后者的目標。瑏瑡具體對比較經濟倫理學比較方法的運用來說，首先，要對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或地區的同一個經濟倫理問題進行比較，如英國、法國和德國的企業倫理進行比較;其次，要在對等的水平上進行比較，如經濟倫理，可從概念含義進行比較，也可從其具體哪一方面進行比較;再次，再比較研究不同國家經濟倫理問題時，要注意到各國經濟倫理的不同情況。比如，同樣講商業倫理，中國語境中的含義與美國語境存在差異明顯，忽視這些進行比較就不具有合法性。比如，進行經濟倫理的橫向比較，應注意不能將一個地區或國家的少數企業的倫理道德水平與另一地區或國家的大多數企業的倫理道德水平作比較。進行經濟倫理的縱向比較，應注意不能將某一時期社會的實際經濟倫理狀況與另一時期社會的道德要求作比較，否則，得出的結論必然不具有科學性，也有悖歷史實際。
三、比較經濟倫理學研究的論域
關于經濟倫理學的比較研究的關涉范圍，有論者認為，應該主要關涉不同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機制與社會道德之間相互關系的理論。固然，比較倫理學研究不可能懸置、無視這一方面的考慮，但中外經濟倫理比較研究無疑是其主要內容。但不能忽視“外外”之間的比較，因為國外或西方經濟倫理在不同的國家，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都各有特點甚至往往大相徑庭、相去甚遠。因此，比較研究范圍要關涉到宏觀、中觀和微觀的綜合性比較，否則，難以洞達事物之究竟。
大體說來，比較經濟倫理學研究的內容涉及經濟倫理理念、經濟倫理制度和經濟倫理具體問題三個層面。比較經濟倫理學研究的類別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對各種經濟倫理理念進行理論上的探討，闡明它們的特點和規律。第二類是對不同類型國家的具體經濟制度、體制和政策的倫理問題。第三類是在某些經濟倫理領域專題性的比較研究。例如，對各國的經濟倫理結構、勞動倫理問題、農業倫理問題、財政倫理、金融倫理、商貿倫理、對外貿易倫理等方面的比較研究。恩德勒認為，就行為層面而言，經濟倫理研究(至少)可以區分出三個質上不同的層次，其中每一個都包含著各自目的、興趣和動機的行為主體:微觀、中觀、宏觀層面。
微觀層面著眼于單個人，即作為雇員和雇主、同事或管理者、消費者、供應商、投資者，他或她為了認識和承擔自己的道德責任而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應該做些什么。在中觀層面上，至關重要的不僅是經濟組織(主要是商業組織)，而且包括工會、消費者協會和行業協會等等的決策和行動。宏觀層面包括經濟體制之類，以及總體的經商環境:伴隨眾多的機構的、經濟的、金融的、社會的和國際間的經濟聯系等等而來的經濟秩序。
(一)經濟倫理理念問題
按照知識社會學的觀點，一種知識的出現受到復雜的社會歷史因素的決定和影響，復雜多樣的因素形塑了經濟倫理理念的“多樣化”和歧異性，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應該看到，不同文化的“染缸”的異質性，其所哺育出的經濟倫理理念亦不同質。比如關于人性問題，西方人的人性觀相當長時期以來都是人性惡的假定，這以《圣經》為代表。因此，制度和法律必須跟上，以防范人性惡的帶來負面效應甚或惡性膨脹。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不同的社會制度條件下，由于支配地位的經濟基礎不同，有經濟利益關系決定的經濟倫理理念必然出現巨大的差異性。比如說，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的經濟倫理理念必然是集體和社會本位，而資本主義私有制所決定的經濟倫理理念則是個人本位，以個人利益為重心。但是，即使是在共同的文化歷史背景和經濟關系中，由于經濟倫理學家的由于理論基點和觀察視角的差別，他們的經濟倫理理念也可能大相徑庭、差距甚大。比如當代德國經濟倫理學的代表人物還是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主要學派霍曼的“經濟秩序倫理學”、科斯洛夫斯基的“倫理的經濟學”、烏爾利希的“整合性的經濟倫理學”，分別代表了自由主義、傳統主義、激進主義三大基本經濟倫理理念。經濟倫理理念是經濟倫理制度和經濟倫理具體問題的深層根源，從理念層面對經濟倫理的橫斷面進行必要的切分研究，有助于從更深層次理解和把握經濟制度和經濟倫理的具體問題。反之，如果不深入到經濟倫理理念的層面，對經濟倫理的研究往往由于停留于經驗和表象而失去其深刻性，也必將失去給力的說服力和解釋力。職是之故，比較經濟理論學首當其沖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在于，對經濟倫理理念展開刨根究底式的分析研究。
(二)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的倫理問題
首先需要明白，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是一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這也是與傳統的經濟學研究中不同之處。所謂經濟體制，“是在特定地理區域內進行決策并執行有關生產、收入和消費決策的一組機制和制度”，“廣義地說，經濟體制是由對稀缺資源的配置進行決策并且執行決策的各種機制、組織安排和規則所構成。”它“包括所有的那些結構、組織、法律與規則、傳統、信念、態度、價值、戒律以及相應的行為規范。”瑏瑣顯然，在不同的經濟制度下，由于經濟利益關系的不同，決定其經濟倫理觀念及其有關問題也就不同。然而，即使在經濟制度相同而經濟體制不同的條件下，蘊涵的倫理觀念也具有異質性。不同經濟體制所實際蘊涵的倫理道德觀念不同，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美國倫理學家•諾蘭曾指出:“經濟體制是一個價值實體，它包含著一整套關于人的本性及其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價值。”“每一種體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礎，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義。”瑏瑤這種不同，不僅在于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與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不同，而且在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身的經濟體制也不相同，早期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奉行“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道德觀，而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則奉行“己他兩利”的互利主義的道德觀。瑏瑥對于前者，正如“如果賦予個人以迫求他私人利益的自由，一只‘看不見的手’，也就是市場將使他們以對社會負責的態度相互行動。”瑏瑦對于后者，國家經濟倫理制度、企業倫理制度不同，造成不同的原因何在?即使是同樣的國家和地區，經濟倫理制度、企業倫理制度也會有些歧異或者異質性，所有這些都需要比較研究。
(三)經濟倫理的具體問題
經濟倫理的具體問題從宏觀到微觀、從社會和企業到個人，紛繁復雜、不勝枚舉。經濟活動涵蓋生產(勞動)、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大方面，與此對應的有生產倫理、分配倫理、交換倫理和消費倫理，還有衍生出來的生態經濟倫理問題。經濟與道德的關系、道德的經濟作用、企業倫理、誠信問題、公平正義問題、產權倫理問題、全球倫理問題等。當然，由于企業是現代經濟主體的核心，因而企業倫理問題是其中的中心問題。企業倫理也是一個龐大的研究方向，涵蓋企業的本質、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競爭力、企業道德經營、企業倫理模式、企業人格化、企業靈魂、企業良心等。這些問題國內外學者都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研究，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對上述問題進行比較研究不僅要共時性的比較，不僅要研究這些問題在不同國家、地區的表現形式，以弄清其本質和性質;而且要歷時性地比較分析同一問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不同情況和問題，以弄清其歷史演變規律。如，為何我國過去曾經用以處理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原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與現在變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意公平”?對這一問題需要采用歷時性和共時性結合的比較研究方法。
(四)經濟倫理學的比較
研究比較經濟倫理，離不開對國外學者的經濟倫理學研究成果的觀照。經濟倫理學的比較也可劃歸“經濟倫理的具體問題”的框題內，由于其特殊性，故而宜于專門研究。經濟倫理學研究和實踐已經成為國際化的潮流，關注國外經濟倫理學的方方面面的情況，無論對了解和研究國外的經濟倫理學研究和實踐具有重要價值。可以對中西方或者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倫理學的發展現狀、研究主題、理論特色、學術貢獻和教育狀況、經濟倫理學家及其任務等層面進行比較，以更好地了解中國與西方的經濟倫理學之間的優劣短長，同時也可以更加深入了解歐洲和西方的經濟倫理學有關發展歷史與現狀。這對于汲取西方有用的學術與理論資源為我所用，取長補短大有助益。比如，西方經濟倫理學研究非常注意學術研究與實踐操作“對接無縫”“產學研一條龍”，這對中國的學界和商界都具有示范意義和警示意義。當然，從研究發展的趨勢看，隨著世界“收縮”和開放交流程度日益加劇，比較經濟倫理學視閾中的經濟倫理學比較，其范圍和研究領域也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益擴展深化。當然，比較關涉范圍的分類，只是為闡述之便所作的相對性區分。在研究時，大可不必受此限制，可以打通并連綴起來相關層面進行多維度比較研究。
四、創立比較經濟倫理學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作為一個歷史儲備悠久而初現研究氣象的學科，建構比較經濟倫理學問題的提出具有某種象征意義和啟發價值:一方面預示著中國經濟倫理學研究將以更加開放包容、氣勢恢弘的姿態面對國外的經濟倫理學研究成果;一方面預示著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需要更加學科化、專業化、細密化的研究路向。無論從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徑等方面都要堅定而明晰地進行歷史性的范式轉換，對經濟倫理研究的“擴容、分層與提升”是經濟倫理學發展的時代趨勢，也是中國經濟倫理學爭取應有的國際“話語權”的必然選擇。具體來說，比較經濟倫理學具有的學術理論意義和重要的實踐意義，主要有四:
其一，有助于中國經濟倫理學的理論范式和方法論的轉換和革新，從而推進經濟倫理學研究系統、全面而深入地展開和學科建設。就中國經濟倫理學研究的現狀來看，學科體系尚屬初創、遠未形成涉及各個層面的較為成熟的經濟倫理學學科體系;理論與實踐相脫節;中西經濟倫理思想的融會貫通尚很欠缺。比較經濟倫理學確實為中國經濟倫理的轉型提供了較為合適的分析框架。經濟事實與經濟倫理理論的比較，我們過去有些經濟倫理理論遠遠落后于經濟實踐，沒法對經濟實踐做出回應。有些實踐中已經在做的出現的好的經濟倫理的例子缺乏必要的提升和總結。現在這種狀況也仍然存在。這即是理論與實踐之間比較的必要性。瑏瑧比較經濟倫理學所研究范圍關涉到經濟倫理理念、經濟倫理制度和經濟倫理問題。研究這些問題，不僅涉及元倫理學、規范倫理學和應用倫理學。由于沒有比較研究，研究的細膩和深入程度不夠。從方法論層面來說，比較方法中經驗分析、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結合的方法對深化中國經濟倫理學研究在宏觀制度、中觀企業和微觀個人層面研究的發展進步。
其二，有助于弄清當代中國經濟倫理轉型及其特質。德國偉大的詩人歌德說過:“如果你認識自己已失去機制，就把你同別人進行比較。”同別人進行比較是認識自己的長短優劣的有效方法。因此，研究外國、其他地區和民族的經濟倫理，不只是為了開闊視野，增長知識，更重要的是認識中國的經濟倫理的特質。可見，對于中國經濟倫理特別是當代中國經濟倫理的特質的把握，離不開比較視角。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倫理之間的相同點和不同點。通過比較，我們發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在經濟基礎、社會根源、倫理思想根源、哲學根源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決定了兩種經濟倫理在性質、任務、核心觀點、原則和功能等方面上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完全的相反。此外，還可以將中國傳統的經濟倫理與當代中國經濟倫理加以比較，這樣，通過歷時性和共時性的研究，當代中國經濟倫理的優劣和特質就自然會清晰地展現出來。總之，從認識別人而得到的自我認識，是比較經濟倫理所能提供的最有價值的教益。
其三，有助于借鑒國外經濟倫理學的思想資源為我所用。“他山之玉，可以攻石”。蓋伊•E•斯旺森認為，沒有比較的思維是不可思議的，如果不進行對比，一切科學思想和所有科學研究，也都是不可思議的。明顯的和含蓄的比較充滿了社會科學家的著作，并且從一開始就是這樣:角色之間的對比，組織之間以及社團、機構、會社和文化之間的對比，任何人都不應該為此感到驚訝。瑏瑨當今世界，各種文明相互碰撞激蕩，彼此交融滲透。客觀地講，世界文明百花園中之所以百花爭艷、姹紫嫣紅就在于各種文明、各個民族都要自己的長處和優勢，使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沒有也不可能存在完美無缺的經濟倫理思想資源。因此，為了防范自己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偏執”，只有經過比較加以鑒別。研究包括歐洲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美洲文明中的經濟倫理，從中汲取對我們有益的營養。借鑒國外經濟倫理學的思想資源是多方面的，有基本理念、制度模式和操作路徑，包括其經濟倫理學的教育和研究的現狀等都可以為我們提供重要的思想與智慧養料。
其四，通過包容開放、綜合創新的比較經濟倫理研究達成全球性“道德共識”，有助于國際經濟倫理的建構和推廣。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文化沖突日益頻繁，強調和諧相處以及跨文化的平等對話具有現實的急迫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經濟倫理問題應運而生。比較也是對話、交流。國際經濟倫理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面臨迅猛而來的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在多元文化歷史背景、不同制度和體制下各國如何來建立一個健全而持久的國際經濟倫理，必須對各國的經濟倫理進行研究比較，重點在其當代狀況的研究，盡管這種研究總會涉及歷史研究。沒有比較、對話和溝通，就沒有對各國經濟倫理的洞見，就沒有對對構建國際經濟倫理的“發言權”和“話語權”，構建國際經濟倫理的道路必然充滿更多的坎坷艱險。比較經濟倫理的研究視閾由于其關心的是相互理解的發展以及消除實現國際間經濟倫理學綜合和互補的障礙，而不是闡述一種關于差異的理論，因此，比較經濟倫理學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提出應對挑戰的方法，并可以向人們展示了國際經濟倫理的豐富內涵及其在知識領域的廣泛性，有助于國際經濟倫理的構建、推廣。在此，筆者僅僅粗線條勾勒了比較經濟倫理學的“全景”及其研究的“路線圖”，意在邀請學界同仁給力比較經濟倫理學，盡快啟動全面系統的研究工作，以使經濟倫理學走出沼澤，并拓展中國的比較經濟學的研究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