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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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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論文關鍵詞：比較文學；文學批評；方法論；意義

在大學中文專業本科教學中，比較文學和文學批評分屬兩個不同的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歸于外國文學學科領域，而文學批評則是文藝學中與文學理論、文學史共同構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不爭的共識是：“‘比較文學’中的‘文學’，單指文學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學創作。所以，比較文學屬于文學研究。是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明確了這一點也就明確了比較文學的學科歸屬和基本屬性。比較文學也就有了質的規定；而文學批評是一種以文學欣賞為前提、以文學理論為指導、以各種具體的文學現象為對象的研究、評價活動。既然如此．比較文學就應該是文學批評的重要內容；而比較文學一旦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就具有了方法論的意義。學界對于比較文學和文學批評的探討，更多地是分而論之，對兩者的天然聯系未給予足夠的重視。盡管樂黛云、陳悖等比較文學界的前輩都不失時機地強調比較文學與文學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較文學方法論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評界應有的響應。在文學批評領域，人們論及方法，更多地關注的是文學批評本身的內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論體系，比較文學與文學批評之關涉以及比較文學方法論意義的研究還屬于薄弱環節。本文正是針對這一點，嘗試著討論文學批評視域中的比較文學方法論之意義。

一、比較與比較文學

任何存在物都無法獨自存在，任何事物都處于與別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種各樣的關系之中。比較的意識應該是隨著人類意識的產生而產生的；有意識的比較思維在人類思維的歷史上也會找到其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淵源和學理基礎；比較的方法作為人類思維的基礎，其運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遙遠的古代。英國女學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較法來獲得知識或者交流知識，在某種意義上說和思維本身的歷史一樣悠久”；并將比較稱之為支撐人類思維的“原始的腳手架。”

從學理上推論：比較意識的產生，比較思維的形成，比較方法的運用，似乎一脈貫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較”概念的生成。《辭海》這樣解釋“比較”：確定事物同異關系的思維過程和方法。可見，察同辨異是“比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異也是一切學術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因此，比較方法的運用存在于一切學科之中。

法國比較文學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識到比較之于文學研究的重要：“一種心智的產物是罕有孤立。不論作者有意無意，像一幅畫一座塑像，一個奏鳴曲一樣，一部書也是歸入一個系列之中的，它有著前驅者，它也會有后繼者。”馬克思、恩格斯對比較文學產生的背景作了極為科學的說明：“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他們的預言很快被證實。19世紀上半葉，比較文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開始發展起來。直至成為一門顯學。

比較文學是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以及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相互關系的比較研究，包括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而不同國家的學者強調的側重點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為代表的法國學者強調不同民族文學的影響研究，以韋勒克為代表的美國學者強調不同民族文學的平行研究，以阿歷克謝耶夫和日爾蒙斯基為代表的俄羅斯學者則認為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應該同時并重。

比較文學研究盡管各有側重，以致形成不同學派，但其共同點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較。“比較文學中的比較與人類思維中早已存在的比較的方法在具體操作上并沒有根本的差異，然而，比較文學又并非單純的比較，有時也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比較，比較文學中的比較具有某種特異的東西，這種特異性在于：進行比較文學研究，需要處理兩個或兩個以上民族文學之間的關系，這時作為研究主體的‘我’無法超然于研究對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認同于兩個要素之中的一個．這樣我們要處理的就不僅僅是兩個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還包括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可見。比較文學學科中“比較”的意義具有特定的并且確切的學理內容，它是一種旨在把握“雙邊”或“多邊”文學的內在關系．并進而認識它們的本質的具有特定內涵的思維形態、思維過程和方法論。

總之，比較是一種思維過程和方法：有意識的比較思維體現于人類思維的發展進程之中：比較方法的運用存在于一切學科之中：比較文學中的比較不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比較，有其特定的內涵，是一種跨民族、跨學科、跨文化的比較；而比較文學一旦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就具有了方法淪的意義。撇開文學批評而泛談比較文學方法論．抑或文學批評方法論中忽略比較文學方法，這些都必不能探驪得珠，甚至會南轅北轍。

二、文學批評中比較文學思維的滲透

比較文學的研究趨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學的差異性和同一性之間建立一種辯證的關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圍中尋覓思維本質的共性，它是辯證思維方式與方法論的結合。“如果單從方法論的角度對比較文學作歷時性的追溯，那么．我們便可以發現．由于各個時期比較文學觀念的不同，它的理論背景和指導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點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應運而生就是很好的說明。我們還可以發現，比較文學基本的研究方法都與文學批評的理論、方法有著天然的關聯，即文學批評中滲透著比較文學的意識和思維，諸如：社會歷史批評與影響研究，新批評、符號學與平行研究，接受理論與比較文學，女性主義批評與比較文學，文化批判與比較文學等等。

陳悖等學者在《比較文學》中指出：歷史的實證的方法和審美的批評方法．是比較文學史上存在的兩種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對其流變作了梳理：在l9世紀末期到20世紀上半期，比較文學被看成文學史的一個分支，影響研究占有絕對統治的地位，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幾乎成了唯一的方法這類研究在理論上發展到極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張的，把比較文學看成歷史科學，只作事實的搜索考證，研究因果聯系，而排斥審美批評。50年代之后，美國學者提倡平行研究，他們的理論背景是形式主義和新批評，因而在實踐上強調審美的批評方法．強調“文學性”。這種梳理，實際上觸及到了文學批評中的社會歷史批評、原型批評、新批評、符號學與比較文學中的影響研究、平行研究的關系問題。社會歷史批評與影響研究都注重事實的考據，強調實證分析，探微索隱地辨析、說明文學現象之間相互聯系和因果關系；新批評、符號學與平行研究都運用審美的批評方法，致力于發掘無事實聯系的文學現象之間的內在的美學價值，體現了法國學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學的比較研究不應當局限于“事實聯系的研究”．而必須嘗試把研究導向對作品的價值的思考。

文學批評中讀者反應批評的理論主干是接受美學，作為文學研究的一種新范式。它將讀者置于批評的中心，為考察文學現象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接受理論強調讀者的參與和創造，重視讀者的接受過程；比較文學關注作品的“創作經過路線”。考量比較的放送與接受，兩者有頗多接近之處。接受理論創始人之一的堯斯為了論證接受理論與比較文學的關系，曾經討論了“歌德的《浮士德》與瓦萊里的《浮士德》：論問題與回答的闡釋學”。將德國的歌德與法國的瓦萊里的作品相比。這顯然是比較文學的視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萊里對歌德的接受問題，這又屬讀者反應批評的范疇。堯斯正是領悟到了接受理論中的比較意識以及比較文學中的接受因子，才強調：“我們研究《浮士德》時，所提出的問題，一定要針對歌德的《浮士德》和后來瓦萊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問題，對癥下藥。”他還通過比較和接受研究發現：“歌德以他的人性戲劇回答浮士德神話的原始問題時，已經作r些改動。瓦萊里也發現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滿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話中蘊涵的另一個問題。”堯斯的批評實踐，充分證明了隨著比較文學創作活動、放送者、接受者關系網的滲透，接受美學、讀者批評形成了一個新的理論層面．并由此開辟了文學研究新的探索途徑。

符號學成為西方各種形式主義批評堅實的理論支撐，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都直接從中獲得靈感。符號學研究力圖借鑒語言符號分析法和代碼理論，從意義建構的“零框架”上尋求人類文化的同一性．這與比較文學的跨學科(文學與語言學聯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異同)研究如出一轍。在比較文學平行研究中，有一種間接比較稱為理論移植．即以一國文學理論去闡釋另一國文學作品(俗稱“西論中用”)。上世紀70、80年代．臺灣學者楊牧和大陸學者周英雄先后對宋人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詩《公無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學批評中結構主義二元對立原則和符號學原理解讀中國文學作品的典型案例；論者從形式因素人手，創造性地從語音層次的分析上升到語義層次的分析，由此傳達出對生命的喟嘆，進而揭示悲劇精神，充分體現了比較文學的理論移植方法與文學批評的符號學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的融合；這種批評實踐，是結構主義詩學中國化的開拓性嘗試，并顯示出比較文學與文學批評的不解之緣。

女性主義批評由于其性別的獨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視角的開放性，自然與比較文學研究產生了許多契合點。當今世界女性主義批評運動千姿百態．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傳統，使發生在不同國度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活動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注重社會實踐而輕視理論化的英美女性主義批評、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法國流派、爭取女權強調本民族文化認同感的東方女性主義批評。新見迭出，不乏勝解，各領，形成了比較文學研究的新視閾。并昭示人們：無論是社會學女性主義批評、符號學女性主義批評，還是心理學女性主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國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較文學方法論的意義。

此外，從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文學和社會學、文學和心理學的傳通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窺見到原型批評、心理分析批評甚至精神分析批評等文學批評方法的特質。

辨析文學批評方法與比較文學方法之關涉．使我們得到的啟示是：比較文學學科的邊緣性決定了它必然要與其他學科發生緊密的關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較；而比較文學的根本屬性是文學研究．也就決定了它在文學批評的視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因此，將比較文學方法論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是文學批評方法論教學與研究的重要課題。

三、比較文學方法論意義

比較文學是比較思維與比較方法結合的產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學問的差異性和同一性的辯證思維為主導，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異同類比，而包括了各種文學的不同研究方式，從而展現各種文學的特征和它們之間的辯證聯系。

問題在于，處于當下這個多元參照和學科整合的時代，我們應該如何歷史性地從方法論、認識論和學科本體論的不同層面，去理解和認識“比較”的不同內涵及其對于文學研究的意義?去思考和探尋這種比較的價值目標將如何影響到比較文學學科方法和文學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學者對此有著自己的見解：“特別是在當下所謂現代性視域和多元文化語境中，比較’只能建立在堅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義、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權利、堅持價值傾向和發展擔當互補共存的意識基礎之上。如果沒有這些價值理念的支撐，一般意義上的比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語言、民族的比較研究，同樣不能保證得到這個時代的文化對話所期待的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一直伴隨著方法論的探索，許多學者致力于新時期文學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較”作為比較文學的出發點、思維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學界還就“闡發法”、“異同比較法”、“尋根法”、“對話”等研究方法進行了有效的嘗試：實踐證明，它們無論是在比較文學領域還是在文學批評范疇，都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闡發研究既是一種研究類型．也是一種比較方法。它是中國學者的一個創造。王國維、、聞一多等現代學者曾嘗試這種實踐；1976年臺灣學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以開發中國文學的寶藏”的研究，稱作“闡發”研究。這種間接比較實質上屬于理論移植，即以一國文學理論去闡釋另一國文學作品：而一國文學理論是從該國文學創作總結、抽象而來，在被用于另一國作品闡釋時，無可避免地隱含著兩種作品的比較：理論移用中的逆與順，折射出兩種作品的異與同。

平行研究中根據性質類型可分為類比研究和對比研究，稱為“異同比較法”。這是一種跨文化的比較研究．是在異質異源的不同文化體系之間進行的比較。它要求從求同出發，進而辨異，進而探究其深層原因；同時，在異同的比較研究中，發現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獨特價值，尋求相互的了解、溝通和融合。

“尋根法”即“文化模子尋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沖突、文化碰撞的產物，是美籍華裔學者葉維廉提出的。他主張在進行不同類型文化背景的文學比較研究時．以文化模子的尋根作為基礎．而且必須從兩個模子的疊合處察同辨異，尋根探源，并認為，只有這樣．方能窮究事物的本來面貌．達到兩者的融合。葉維廉的思考．為中西文學比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對話”是比較的重要路徑，也是文化傳通的有效方法樂黛云從對話的角度反觀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基點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學對話這個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基礎．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較文學的實質：比較不是理由，比較中達成直接或間接的對話并且通過對話產生互補、互識、互鑒的成果．才是比較文學題中應有之義。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兩種文化發生這種對話性相遇的情況之下．它們既不會彼此融合，也不會相互混同，各自都會保持自己的統一性和開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們都相互豐富起來。

第3篇

一、國際貿易依存度分析

長期以來，理論界一直把外貿依存度作為衡量一國（地區）經濟開放度的重要指標。外貿依存度是一國（地區）對外貿易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用于衡量一國（地區）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主要發生在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兩個領域，其變動趨勢是貿易投資一體化。因此，僅僅考慮對外貿易難以正確度量經濟開放度。為此，本文用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兩個指標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開放度進行度量，并以珠江三角洲等地區作為參照系進行對比分析。

嚴格地說，國際貿易包括商品貿易、服務貿易與技術貿易三部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產業結構高度化進程的加速，服務貿易與技術貿易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日益顯著。但由于受統計資料的限制，本文著重分析商品貿易的依存度。根據對有關資料進行整理，2000年長江三角洲地區外貿依存度為55.6%（參見表1）。

其中，上海最高，達99.4%，江蘇次之，為44.5%，浙江為38.1%。長江三角洲貿易依存度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1.6個百分點，充分反映了長江三角洲的經濟開放度處于領先地位。但令人驚異的是，該區外貿依存度卻比沿海地區平均水平(63%)低7.4個百分點。究其原因，廣東省外貿依存度高達145.6%，且權重極大：2000年進出口額達1701億美元，占沿海地區38.8%，比長江三角洲高419.2億美元。廣東一省拉動沿海地區外貿依存度16.7個百分點。除去廣東省，長江三角洲外貿依存度比沿海地區平均水平高9.3個百分點。

表12000年長江三角洲外貿依存度對比分析

單位：億元，億美元，%

全國沿海地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GDP（支出法）89112.557616.9190749662.2

外貿進出口額47434388.51281.81701

外貿依存度446355.6145.6

資料來源：根據《國際貿易》2001年第2期、《2001年中國統計年鑒》有關數據進行整理。

注：沿海地區包括遼、冀、京、津、魯、蘇、滬、浙、閩、粵、海、桂等12省（市、區）。珠江三角洲指廣東省。

二、國際投資開放度分析

國際投資開放度是指一國（地區）國際投資與GDP的比值，用于衡量國際投資的開放程度。國際投資按類型分包括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按資金流向分包括資金流入與資金流出。由于統計資料的限制，本文根據《國際貿易》2001年第2期的實際利用外資額進行整理分析。由于對外投資數額很小（1999年長江三角洲為0.9億美元，珠江三角洲為0.5億美元），故忽略不計。

表2為長江三角洲國際投資開放度與國內相關地區的對比分析。2000年，長江三角洲國際投資開放度為4.9%，僅比全國平均水平高0.3個百分點，比沿海地區平均水平低0.4個百分點，更比珠江三角洲低6.1個百分點，長江三角洲低于沿海地區平均水平仍然是珠江三角洲的影響。除去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區國際投資開放度只有4.2%，則低于長江三角洲0.7個百分點。

表22000年長江三角洲國際投資開放度對比分析

單位：億美元，%

全國沿海地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實際利用外資493.5370.1112128.3

國際投資開放度4.65.34.911

資料來源：根據《國際貿易》2001年第2期、《2001年中國統計年鑒》有關數據進行整理。

三、對長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度的評價

分析經濟開放度目的是要說明其發展水平和合理程度，以及對國民經濟發展可能產生的影響。近年來，我國外貿依存度迅速提高，1994～1998年，我國包括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的貿易開放度為40.1%，比美國高17.2個百分點，比日本高20.8個百分點。包括國際資金流入與流出的投資開放度為5.9%，比日本高1.5個百分點，僅比美國低1個百分點（參見表3）。于是，中國外貿依存度的高低問題，對經濟影響的正負效應問題就被提了出來。有人擔心依存度過高將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不良影響。我國已經加入WTO，如何判斷我國的外貿依存度直接影響到對外開放戰略的政策調整，需要對此有一個科學結論。

表31994～1998年我國經濟開放度的國際比較單位：%

外貿開放度國際投資開放度

商品貿易服務貿易貿易開放直接投資間接投資投資開放度經濟開放度

中國34.45.740.15.40.55.946.0

美國18.34.622.92.1

4.86.929.8

日本15.34.019.30.63.84.423.7

巴西13.82.816.61.43.85.221.8

印度18.44.723.10.60.91.524.6

資料來源：黃繁華《中國經濟開放度及其國際比較研究》，載《國際貿易問題》2001年第1期。

國內有學者認為，目前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存在高估問題（注：參見隆國強：《如何看待我國的外貿依存度》，載《國際貿易問題》2001年第11期。），理由包括：

(1)加工貿易比重大。1981～1999年，加工貿易在我國出口與進口額中的比重由4.8%上升到56.9%和37.8%，由于加工貿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大進大出”的特點，與國內經濟運行的關聯度不密切，因此加工貿易比重增大，導致我國外貿依存度被高估。

(2)GDP構成差異。比較而言，第三產業可貿易程度較低，因此用傳統方法計算，第三產業比重較高的美國（達75%）與發達國家的外貿依存度就會被低估。我國第三產業比重僅為33%，相對而言，外貿依存度就會被高估。

(3)匯率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一般認為人民幣名義匯率比其購買力平價匯率(PPP)低三倍左右，直接導致外貿依存度被高估。

在充分考慮GDP構成和匯率因素后，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只相當于低收入國家水平，而遠低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參見表4）。

我們認為，長江三角洲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還是低水平的，既有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也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除以上原因外，還要考慮以下因素：

1.從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趨勢看，國際貿易發展速度比經濟發展速度快。世界平均出口依存度從1970年的14%提高到1997年的25%。由此推斷：長江三角洲開放型經濟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經濟開放度將以快于經濟發展的速度增長。

表41997年我國外貿依存度的國際比較單位：%

國別商品貿易額商品貿易額

占購買力平價GDP的比重占商品GDP的比重

中國8.553.1

美國20.475.3

低收入國家8.452.0

中等收入國家18.680.0

高收入國家38.778.7

資料來源：隆國強《如何看待我國的外貿依存度》，載《國際貿易問題》2000年第11期。

2.從國內比較看，我國目前對外開放度的前沿陣地仍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度雖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與珠江三角洲相比差距甚大，甚至低于沿海地區平均水平。90年代以來，尤其是浦東及長江沿岸港口城市的開發、開放以來，我國對外開放的戰略重心正從東南沿海向長江流域轉移。地處沿海與沿江開放帶結合部的長江三角洲以其區位、歷史與人才的獨特優勢，正成為我國的經濟、信息、金融與科技中心，在長江流域及西部大開發戰略中發揮著對外開放的窗口及增長產生巨大作用。顯然，本區目前的經濟開放程度與水平遠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盡快提升長江三角洲經濟開放水平與質量，不僅是長江三角洲本身發展的需要，也事關全國發展戰略的成敗，其緊迫性與重要性毋需贅言。

3.從長江三角洲自身外向型經濟發展的現狀看，區域內部經濟開放程度的地域差異極大。從省際對比看，2000年本區上海的外貿依存度最高，達99.4%，分別比江蘇、浙江高1.2倍和1.6倍（參見表5）。即便如此，上海的外貿依存度也只及廣東的68.3%。國際投資開放度江蘇最高達6.3%，分別比上海、浙江高0.5個百分點和1.9倍，但只及廣東的57%。由此可見，經濟外向度的巨大區域差異為長江三角洲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四、推進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

20世紀90年代，長江三角洲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經受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保持了有效益的增長，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為地區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和綜合實力的提高作出了貢獻。但與先進國家、先進地區相比，本區的開放性經濟還存在一些結構性的矛盾：一是商品貿易市場占有率仍較低，出口商品技術含量不高，缺少有一定規模和較強競爭力的拳頭產品。二是相對于商品貿易規模，本區技術貿易與服務貿易發展滯后，亟待加快發展。三是出口市場集中度仍然偏高，致使區域經濟發展受國際經濟波動影響較大，貿易區域多元化格局有待進一步形成。四是利用外資規模仍然偏小，且投資引進方式單一，境外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五是外商投資的行業分布比較集中，且主要是制造業，第三產業投資主要集中于房地產業，對第一、第三產業投資有待加強。六是外商投資的地區分布過于集中，導致區域經濟發展的失衡與區域發展差異擴大。七是作為長江三角洲開放型經濟發展的主陣地，各類開發區布局過于分散、起點不高、結構雷同、與周邊地區關聯度不強，成為制約開放型經濟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障礙因素。

表52000年蘇浙滬粵四省市經濟開放度對比單位：%

外貿依存度國際投資開放度

江蘇44.56.3

浙江38.12.2

上海99.45.7

廣東145.611

資料來源：同表1。

加入WTO，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將在更大范圍內和更深程度上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長江三角洲地區人力資源豐富，開放程度高，綜合經濟實力強，必須根據加入WTO的新形勢與新特點，進一步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加快經濟體制與運行機制同國際慣例接軌，全面提升國際競爭力，在實現經濟國際化的過程中不斷搶抓新機遇，增創新優勢，促進大發展，最終實現現代化。

（一）實施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

長江三角洲地區兩省一市作為地域相連、文化相近、結構互補的較為完整的城市經濟區域，必須在多層次內部合作的基礎上，實施經濟一體化發展戰略，才能避免內耗，實現開放型經濟的協同發展。為此，需要打破行政封鎖，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探索上海與蘇漸兩省間基礎設施銜接、支柱產業配套、新興產業共建、一般產業互補的梯度開發模式與分工協作體系。要強化上海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創新中心與營銷中心的功能，強化腹地企業與上海之間的互動與聯系。以南京、蘇州、無錫、徐州、杭州、寧波等二級中心城市為節點，以運輸干線為依托，開展跨地區的產業整合與資產重組，培育一批能有效參與國

際競爭的大型企業集團，全方位參與國際競爭。

（二）實施大口岸、大經貿戰略

要在統一規劃的基礎上對長江三角洲內的口岸資源進行整合，做到合理分工，功能互補，形成合力，避免不合理的重復建設。要建立在國際慣例指導下的由各類企業廣泛參加，各項經貿業務相互融合，抵御風險能力強的開放型外經貿體系。在開放戰略上，要從有限范圍和有限領域的市場開放轉變為全方位的市場開放；要從各自為主的單方面對外開放轉變為各經濟區域間的雙向開放；要從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性開放轉變為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的開放。在操作層面上，要從單純注重出口轉變為出口與進口相結合，從單純注重實物貿易轉變為實物貿易與服務貿易（尤其是技術貿易）相結合。大幅度提高區內口岸的通關速度，建立健全完善的現代化物流系統，實現外經貿的經營主體多元化、商品結構高度化、貿易方式多樣化、市場布局合理化和管理方式現代化。

（三）實施科技興貿戰略，培育開放型創新體系

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加強科貿、技貿、工貿結合，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為依托，技術引進與開發相結合，面向國際市場的創新體系。加快發展技術貿易，積極推進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爭取在電子信息制造、電子商務、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機電一體化等高新技術領域的重點出口產品開發和經營上取得突破，建立一批高新技術產業的出口生產基地。加大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高輕工、紡織、冶金、建材、食品等傳統產品的力度，提高傳統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把資源秉賦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形成在國際市場有競爭力的出口商品群。

（四）拓寬外商投資新領域，實現利用外資戰略性轉變

圍繞長江三角洲地區國民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抓住我國入世后在服務貿易等領域進一步對外開放市場的機遇，實行公開、透明、平等的貿易與投資政策，保護公平競爭，落實國民待遇，進一步健全外商投資的法制環境。根據我國承諾的開放時間表，逐步擴大在商業、外貿、金融、保險、證券、電信、旅游、運輸、咨詢、法律、會計等服務領域的利用外資規模，把服務領域利用外資作為新的突破口，通過強化對外商投資的產業導向和與跨國公司的戰略合作，促進長江三角洲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同時進一步拓寬引資渠道，改進引資方式，繼續探索購并、BOT、國際租賃、創業投資和證券投資等多種引資方式，積極引導外資投向高新技術產業和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不斷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與水平，實現利用外資領域與方式的戰略性轉變。

（五）加快實施“走出去”開放戰略，在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上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

長江三角洲地區可結合資源秉賦狀況、產業發展特點和結構調整的總體要求，有選擇地加大海外投資力度，重點支持和鼓勵本區具有比較優勢的輕工、紡織、機械、電子、醫藥等長線產品項目向海外轉移，以利用企業現有設備、成熟技術和原材料、零部件等實物投資為主，在境外設立有一定規模的帶料加工裝配企業以及一批分撥中心、維修服務中心、技術開發中心，形成具有生產、貿易和融資功能的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拓展經濟發展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