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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論文摘要：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保護的基礎，同時也是環境保護的目的和手段。公民環境權利問題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理論關注，而且不少國家的法律做出積極回應。倚重行政環境權力而輕視公民環境權利是我國現行環境保護法律體制的基本特點，這很不利于我國的環境保護。我國環境保護法律應當確立公民在環境保護中的主體地位，并且具體確認公民的環境權利。法律確認公民環境權利應當兩條進路并行：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結合和與傳統私權利融合。

公民的環境權利(或稱為公民環境權)是指公民擁有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通常包括環境使用權、知情權、參與權和請求權。它區別于:(1)公民、集體或國家對環境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權;(2)國家在環境保護過程中擁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權力;(3)私法上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所有權、人身權和相鄰權;(4)傳統人權理論中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在當今國際社會，公民的環境權利作為一項新興的基本人權而受到廣泛關注。本文試圖說明，我國現行環境保護法律體制存在倚重行政環境權力而輕視公民環境權利的弊端;為實現我國環境的有效保護，我國法律應當具體確認公民的環境權利;法律確認進路應兩路并行: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結合和與傳統私權利融合。

1環境保護中公民環境權利問題的提出

立法出于技術考慮，并不必然在法律規則中既對要素(假定條件、行為模式、法律后果)做出規定又對所要保護的權利內容進行宣稱。如我國《民法通則》(文中涉及的法律法規均為簡稱)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損壞國家的、集體的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的，應當恢復原狀或者折價賠償”，該規則就并未對國家、集體和公民享有財產權及其內容進行表述。一般地，這樣簡潔的表述在司法實踐中并不會產生理解上的困難，因為這樣的表述不言自明或者是在另外的法律條文中對所要保護的權利及其內容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在這些法律規則的背后，存在著一張清晰的權利譜系。然而在權利規定比較模糊的時候，法律規則實現對權利的保護則無疑會受到一定的影響，我國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正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我國從1978年首次在憲法中規定“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以來，經過近30年的發展，我國形成了包括憲法、環境保護基本法、環境資源法、環境保護專項法、環境保護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性規章、環境標準、國際環境保護公約以及刑法、民法相關規定在內的龐大灼環境保護法律法規體系，并從“國家保護環境”出發，衍生出了與環境保護相關的一系列行政權力和義務。在我國實行的是各級政府對當地環境質量負責，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統一監督管理，各有關部門依照法律規定實施監督管理的環境管理體制。環境保護方式呈現出了以政府管制為主的特征。在政府管制的模式下，政府對于環境保護享有廣泛的權力，宏觀上包括制定和完善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及政策，引導經濟結構調整，制定環境保護的規劃、目標和計劃，制定環境保護的標準并監督執行，進行跨行業、跨部門、跨區域的協調等。微觀領域包括環境行政許可權，環境行政處罰權等等。政府通過行使環境權力，對環境違法主體科以相應義務，從而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此外，國家公權力還通過刑事手段介人環境保護，我國97刑法第六章第六節“破壞環境資源罪”的規定就是重要的體現。

在政府控制的模式下，相對于國家的環境權力而言，我國公民環境權利的規定則顯得薄弱并且模糊不清。政府權力介人環保領域，并沒有明確以保護環境權利為目的。如《環境保護法》的立法目的是“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業化建設的發展”(第1條)。這里的“保護環境”和“保護環境權利”雖然密切相關但是并不相同，前者從實用主義出發，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的，而后者以價值目標為導向，事實上是環境保護的基礎，也是目的和手段。我國從憲法到具體的行政法規，沒有專門對環境實體權利做出明確的規定，因此有學者認為我國對于公民環境實體權利的規定是“隱形規定”。對于程序性權利，除了受到環境侵害的訴權以外，我國《環境保護法》還規定有檢舉控告權，《環境影響評價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規定在一定條件下享有知情權和建議權④，但都并不完善。此外，盡管有一些權利與環境保護密切相關，并在實踐中發揮著保護環境的作用，如所有權、人身權及相鄰權等的正面規定，但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環境權利，因為其主旨并不是保護環境法益。傳統民事權利制度對于環境保護力不從心，盡管現代民法理論中的財產權、人格權及侵權理論都在發展，但它們離環境保護的要求相去甚遠。如北京市某建筑工程公司在施工中因產生大量噪聲、震動和粉塵，嚴重影響了周邊四戶村民的正常生活，四戶村民向北京市某區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但某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后，以“不屬民事審判范圍”為由，駁回了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的訴訟請求。

2公民環境權利對于環境保護的意義

環境權利為人類一直自然地享有，并不隨著法律的改變而改變，因此也可稱為一項自然權利或基本人權，其正當性是不證自明的。隨著工業革命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人類開發利用環境的財產權與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產生沖突，才引起了現代意義上公民環境權利的關注和討論。即便是在這種沖突中，公民環境權利的正當性也是不容質疑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確定這種沖突中各種權利的位階關系和如何協調沖突。美國當代著名學者彼得·S}溫茨(PeterS.Wenz)教授在《環境正義論》一書中寫到，“倘若發生沖突，財產權至少在某些時候應該做出讓步”，“人權如此重要，不能為了更小的目標而妥協。例如，人們不應該為了他能夠擁有更廉價的電力而遭受癌癥的痛苦”。

就公民環境權利與環境保護的關系來說，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保護的基礎，同時也是目的和手段。政府權力對環境保護的廣泛介人，有著深刻的合理性，環境外部的不經濟性⑤和為避免環境的公地悲劇⑥都需要政府權力的介人才能予以克服。在國家，環境保護的行政權力固然來源于憲法的授權，但最終來源于民眾的授權?？梢哉f，權力都是直接或間接源于公民權利。英國早期啟蒙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在論及國家的起源時認為，人類是為了避免“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的自然狀態才“把大家所有的權力和力量付托給某一個人或一個能通過多數的意見把大家的意見轉化為一個意志的多人組成的集體”，這個個人或集體就是者，即霍布斯所說的“利維坦”。繼后的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洛克(JohnLocke)同樣認為，“開始組織并實際組成政治社會的，不過是一些能夠服從大多數而進行結合并組成這種社會的自由人的同意。這樣，而且只有這樣，才會或才能創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這些思想后來為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所采納，《獨立宣言》宣稱“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統治者的同意而產生的”。時至今日，各國憲法基本都確立了“在民”，這是各國政府及公權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據。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因此，在權利與權力的關系上，權利是權力的來源和基礎，權力為保護權利而存在。環境保護的行政權力，同樣地來源于公民所具有的環境權利，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權力存在的正當性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環境權利為政府參與環境保護提供合法性的基礎，環境保護應以保護公民環境權利為目的。

公民環境權利不僅為政府參與環境保護提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合法性基礎。近年來，我國因環境問題引發的以年均29%的速度遞增，人民群眾改善環境的迫切性與環境治理長期性的矛盾突出，環境問題已成為引發社會矛盾的“焦點”問題。這種非制度化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屬于公眾參與的非常態，由于非常態的公眾參與表現為組織的非程序性，動機的多層次性，性質的復雜性，行為的非理性以及后果的消極性，對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發展有諸多的消極影響。公民有了法律上確認的環境權利，就可以依據環境保護的權利實施相關行為，可以要求義務主體為或不為一定的環境行為，在受到侵害時可以獲得法律上的救濟，同時也明確了公眾環境保護行為正當性的邊界。因此，公民環境權利的確立對于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具有重要的意義。

公民環境權利不僅是主體參與環境保護的合法性基礎，而且在實際運行中起著對公權力的制約作用。在公共選擇理論看來，政府在提供大多數(包括清潔環境在內的)共用品和服務方面是低效的，表現為浪費、冗員和低生產率，在行政權力介人市場的時候，可能還存在權力尋租的問題。政府低效的原因在于，政府是有自身利益的社會主體。在公共選擇中，實際上并不存在“根據公共利益進行選擇”的過程，而只存在各種特殊利益之間的“締約”過程，社會上并不存在所謂的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從公共選擇理論上講，權力需要制約。從政治文明的發展來看，權力的制約問題可分為三個階段，即以權力制約權利階段、以權力制約權力階段和以權利制約權力階段。以權利制約權力，是指公民用自己的法律權利制約政府權力，以防止政府權力的變異和濫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和社會整體利益!。環境保護是利益沖突比較集中的領域，政府可能會為了地方經濟發展而不顧環境保護，也可能會為利益集團的利益而犧牲環境利益，加上政府行為的低效性，公眾參與環境保護以權利制約權力就顯得尤為重要。

3域外公民環境權利考察

公民環境權利主要是由各類國際會議和文獻倡導的。1970年國際社會科學評議會在東京發表的《東京宣言》提出，“我們請求:把每個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環境的權利和當代傳給后代的遺產應是一種有富自然美的自然資源的權利，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在法律體系中確定下來”。1972年6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該宣言表達了這樣一種信念:人類有在一種能夠過尊嚴和福利的生活的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1973年在維也納歐洲環境部長會議上制定的《歐洲自然資源人權草案》中，環境權被認為是新的人權并將其作為《世界人權宣言》的補充。1986年作為地區性人權文件的《人類與人民權利非洲》第24條規定，所有人民應該享有能夠適合他們發展的一般的令人滿意的環境權利。1987年2月國際環境法專家組擬訂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原則建議》指出:全人類對能滿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環境擁有基本的權利。1989年《哥斯達黎加促進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人類責任宣言》在序言中寫到:認識到國際社會確認人類有在保障尊嚴和福利的環境中生活的基本權利。1991年《關于國際環境法的海牙建議》確立了這樣一個原則:國家應該承認對于確保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生存與精神福利的個體與集體的基本環境人權。1992年《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宣稱，人類享有以與自然相和諧的方式過健康而富有生產成果的生活的權利。1995年國際自然保護同盟起草的《環境與發展國際公約草案》第十二條規定:締約方努力逐漸全部實現任何人對環境的權利以及為了其健康、福利和尊嚴的足夠的發展水平。

在全球化的對環境權的呼吁中，部分國家以憲法的形式確立了公民的環境權利。如1980年《智利共和國憲法》第3章第19條規定:“所有的人都有權生活在一個無污染的環境中”。1980年《秘魯政治憲法》第2章第123條規定:“公民有保護環境的義務，有生活在一個有利于健康、生態平衡、生命繁衍的環境的權利”。1987年《菲律賓憲法》規定:

“國家保障和促進人民根據自然規律及和諧的要求，享有平衡的健康的環境的權利”。1993年《俄羅斯聯邦憲法》第42條規定:“每個人都有享受良好的環境和獲得關于環境狀況的信息的權利，都有要求因生態破壞導致其健康或財產受到損失而要求賠償的權利”。1993年《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憲法》第12條規定:“共和國公民有享受有益于生活和健康的環境的權利”。據統計，全球有四十多個國家即全球五分之一的國家通過的憲法或法律中都規定了環境權。其中，20世紀70年代以后通過的憲法和憲法修正案都沒有忽視這一權利。

除了憲法的規定外，部分國家還在環境保護的法律或法規中確立了公民環境權。如1979年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規定:“國會認為，每個人都應當享受健康的環境，同時每個人也有責任參與對環境的改善和保護”。1998年《法國環境法典》規定:“有關的法律和法規明確規定每位公民均有權擁有一個有益于健康的良好環境，并且由他們確保城市和鄉村地區之間的平衡與協調發展”。2002年《俄羅斯聯邦環境保護法》第11條第1款規定:“每個公民都有享受良好環境的權利，有保護環境免受經濟活動和其他活動、自然的和生產性的緊急狀態引起的不良影響的權利，有獲得可靠的環境狀況信息和得到環境損害賠償的權利”。

綜觀國外公民環境權利的文獻，我們可以發現:(1)非官方領域對于公民權利的呼吁或宣稱對于公民環境權利在法律上的確立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既反映了現代工業社會環境問題的嚴峻態勢，也反映出了公眾對于環境保護所蘊含著的巨大熱情和力量。(2)公民環境權利是一項基本權利，這一過去自然就獲得和享有的利益在受到侵害過后，開始尋求法律的保護，在傳統的人權內容不能涵蓋環境權利內容的情況下，不少國家直接將公民的環境權利明確寫人了憲法當中，豐富了基本權利的內容。公民環境權利也主要是被規范在憲法當中，是作為一項基礎性權利而存在的。(3)環境權的表述上各個界定并不相同，反映出了內涵的豐富性，但其權利主體上并不包括國家，權利內容并不包括主體對環境的開發和利用。因為國家對于環境保護具有的是權力和職責，與環境權利相去甚遠，而對環境的開發和利用屬于傳統財產權規定的范圍，環境權利是與環境保護的需要相聯系的。

4我國公民環境權利的法律確認進路

環境權利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這一權利在現實地受到威脅和侵害的時候，需要法律的確認和保護。我國面臨的環境保護的形勢是嚴峻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過環境承載能力，流經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許多城市空氣污染嚴重，酸雨污染加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危害開始顯現，土壤污染面積擴大，近岸海域污染加劇，核與輻射環境安全存在隱患。生態破壞嚴重，水土流失量大面廣，石漠化、草原退化加劇，生物多樣性減少，生態系統功能退化。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近20多年來集中出現，呈現結構型、復合型、壓縮型的特點”。環境保護面臨的嚴峻形勢與制度層面公民環境權利的缺失有關，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保護的基礎、目的和手段。在相對單一的環境行政管制方式下，公民的環境權利訴求未能充分實現，環境保護組織不發達，司法權力保護環境的成效不明顯(環境公益訴訟難以得到支持)。因此，我國確立公民環境權利，既是正本清源明確環境保護的真諦，也是環境保護的現實需求。

公民環境權利的確認是一項系統工程，要達到有效調動社會力量以及司法權力參與到環境保護中來，切實實現公民環境權利的有效保護，我們認為，在憲法確認以公民享有良好環境為內容的公民環境權后，可沿著兩條進路對公民環境權利進行細化。一是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相結合，在以權力保護環境的立法中注人公民環境權利的內容。這些權利主要包括:(1)環境知情權。即公民對環境狀況、國家的環境管理狀況以及自身的環境狀況等有關信息獲得的權利。(2)環境參與權。即公民擁有參與國家環境管理的預測和決策過程，組成環保的團體，實施公益性環境保護行為等權利。(3)環境行政請求權。即公民的環境權益受到侵害后可以向環境行政部門請求保護的權利。對公民環境權利進行細化的另一進路是與傳統私權相融合，將公民環境權利在私法上進行規定。這一類公民環境權利主要包括: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清潔產品權、環境審美權、環境文化權、戶外休閑權、避免噪聲污染權等。超級秘書網

第2篇

論文關鍵詞：國際貿易環境保護

一、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的沖突

為了經濟發展要追求最大限度的貿易自由，為了可持續發展的環保目標要限制或禁止某些國際貿易，兩者之間存在沖突。亞歷山大O基斯說：”在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的關系中存在著兩個對立的趨勢：一方面是為了環境保護控制某些國際貿易的愿望，另一方面是為了自由貿易取消所有貿易障礙的愿望?！彼?，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的沖突表現為下面兩種具體的形式：

(一)國際貿易對環境保護的限制影響

當代世界各國都在努力尋求貿易自由，減少各種各樣的貿易障礙，以提高人類的生活水平和根據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最佳地利用世界資源。貿易自由化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貿易自由化要力求掃清各種貿易障礙。但貿易自由化的放任自流則會造成生態資源的過度開發，使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的破壞。其主要表現是：

首先，發達國家利用大國優勝和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推行環境殖民主義，發展中國家出口以初級產品為主，這是建立在對其國內資源的高強度開發甚至掠奪性開發的基礎上，是用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作高昂代價換來的，而發達國家卻以低于實際資源價格的(即沒有考慮環境資源價值)的市場價格購買初級產品。

其次，新一輪環境侵略將使環境安全面臨新的威脅，長期以來，一些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和危害環境的工業，設備，產品和有害廢物，進行環境侵略(也稱生態侵略，生態殖民)。隨著國際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家遭受環境侵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二)環境保護對國際貿易的制約

正是由于貿易自由帶來了新的環境問題，所以整個國際社會都試圖在貿易中考慮環境保護，來協調好貿易自由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具體來講，是在貿易規則中考慮相關環境因素，在環境規則中對與環境有關的貿易進行規定、限制，甚至禁止一定的國際貿易。這樣，環保措施在實現其環境保護目的的同時，對國際貿易必然構成一定的障礙，其主要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環境保護對國際貿易構成的法律障礙

首先是國際法中與環境有關的貿易規則。這類條約以促進貿易自由化為目的，在規定貿易規則的同時考慮了相關環境因素。最為典型的是GATT第20條。其次是國際法中與貿易有關的環境規則。這類規則以保護環境為目的，規定了影響環境的有關貿易規則。

2．環境保護對國際貿易設置的經濟障礙

第一，課征環境進口附加稅。進口國以保護環境為理由，對某項產品的出口，除征收一般進口關稅外，還另外加征稅款。第二，綠色壁壘。它是進口國以保護國內的環境，人民和動植物的健康和安全為目的而采取的各種措施，這些根據WTO，GATT的相關規定的條款制定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限制和約束國際貿易的隱蔽壁壘。第三，環境貿易制裁。即一國針對另一國違反國際條約而采取的強制性貿易制裁措施。

3．各國環境保護對國際貿易形成的行政障礙

各國為保護本國環境會制定一系列環境管制措施，環境管制是指為環保目的而采取的貿易限制措施。各個國家實施環境管制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以保護環境為名，征收環境進口附加稅。第二，采用強制性措施，限制或禁止進口，其依據是進口產品的生產制造方法不符合本國的環境要求。第三，推行國際標準，即對未達到國際組織制定的環境標準的產品禁止或限制進出口。第四，政府環境補貼。即政府以政治原因或經濟原因(如因經濟困難商無力支付污染防治費用)而對廠商進行環境補貼。因此，國際組織和各個國家制定的環境法規和貿易規則構成了環境管制的法律基礎和依據。隨著環境貿易政策的增多，環境管制措施日趨多樣化，由此引發的貿易問題也日益增多，從而對國際貿易的發展提出了挑戰。

二、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沖突的實質

(一)利益的沖突

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的目的不能同時達到是一種表面上的沖突，更深層的沖突是南北國家之問的沖突；是南北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環保水平上的差異所造成的沖突；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利益、環境利益上的沖突。發展中國家尚處于工業化的過程中，希望擴大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以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盡管過量開發自然資源可能破壞環境，但這些國家迫于貧困很難為了保護自然環境而放棄出口收入。另外，它們對環境保護的意識還很淡薄，環境法規極不健全，環境標準相對低下，且無力支付改善環境狀況的高昂費用。發達國家已完成工業化過程，環境污染的一度加劇，公眾環境意識的提高，迫使這些國家逐步完善其環境法規，在產品的生產、加工、運輸、銷售的各個環節都有相關的環境標準和環境措施。所以，環境與貿易之問的沖突其實是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環境意識基礎上的不同利益的沖突。

(二)規則的沖突

國際上環境與貿易爭端日益成為焦點，案例之多，種類之多，是空前的。這里還有一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打規則仗，各種各樣的規則為爭論的各方所援引。而規則的模糊性、規則的不協調正是造成沖突的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各自的環境標準截然不同(其中發達國家的環境標準相對嚴格)，難以協調，從而導致發達圍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追求環境保護與追求貿易自由上矛盾更趨尖銳復雜。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保護環境是目前國際社會的人趨勢，將環保措施納入到周際貿易的目標和規則中，發達國家的這一行為似乎代表了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但發達國家同時又運用各種規則中的例外規定來為自己辯解，規則的原則性、模糊性為其援用提供了一定的便利。這就需要國際社會從全局考慮問題，綜合考慮問題的各個方面，以求規則的協調統，減少因規則不協調引起的糾紛，加強規則的可操作性和明確性。

三、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沖突的協調

㈠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沖突的法律協調途徑：

1．不斷完善國際法

首先，賦予發達國家更多的國際義務。根據圈際環境法上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賦予發達國家在環境保護上更多的義務和責任。各國負有保護全球環境的共同責任，但存各國之間，豐要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這個責任的分擔不是平均的。一方面，發達國家要對一些對環境有重大影響物質的生產、排放進行控制，率先采取相關措施，列出時間表，而適當給予發展中國家一定的寬限期。另一方面，發達國家應當在技術、資金上給予發展中國家額外的資助。所幸的是，這些已經在一些國際性的條約、協定中有所體現，也引起了同際社會的共同關注。

其次，標準的協調。我們應當尋求產品標準的協調。產品標準的高低表明一國在制度選擇上是環保優先還是貿易優先。環保優先會阻礙貿易，貿易優先會降低某些國家的環保水平，所以，在全球范圍內，產品標準的協調也顯得尤為重要。

2．國內法與國際法協調發展，在協調環境與貿易關系上，除了國際法的完善，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國內法也應作相應調整，把國際法、多邊協議的內容以國內法的形式規定下來，履行國際義務。保護環境不能以經濟”零增長”為代價，應當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實現發展與環保的雙重目標，所以要完善環境貿易法規，在環境立法中積極考慮外貿行為，在外貿立法中考慮環境管理；推廣”清潔生產”工藝和技術，開發綠色產品，發展環保產業；推廣實施ISO14000國際標準；制定和完善外商投資法規：等等。通過這‘系列措施協調好環境保護和國際貿易的關系，達到環保水平和貿易自由的共同提高。

3．完善解決爭端機制，環境與貿易的沖突源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沖突，且這種沖突短時期內不會消失。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表面目的的不一致和根本目的的一致性，環境與貿易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決定了這兩者必然會發生交叉和沖突，并最終協調融為一體，但這個協調過程也是漫長的。所以，現階段，一旦發生沖突，還是要有相對完備的救濟機制，妥善解決環境．貿易糾紛與爭端，促使兩者走上良性循環，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護好地球環境，實現全球的共同繁榮和可持續發展。超級秘書網

(二)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沖突的經濟協調途徑：

首先，廣大發展中國家要立足于本國，加強彼此之間的團結合作，積極開發環境無害技術，環保工業產品，實行傾斜扶持政策，發展綠色經濟，以科學技術為推動力，應用清潔生產技術，資源節約技術等等，來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同時要抓住機遇，加強與發達國家繁榮交流合作，借鑒吸收其先進技術與經驗，爭取早日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其次，改變舊的、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建立新的，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只有本著建立新的，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和新的，全球伙伴關系的思想，各國共同努力，調整現行多邊國際貿易制度與多邊環境條約之間的關系，貿易與環境保護的協調和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才能實現，因此發達國家應從技術，資金，人力等方面伸出援助之手，使發展中國家在內外因素的雙重作用，迅速走出生存經濟狀態，提高其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發展中國家要積極參加國際社會有關貿易與環境問題的會議，爭取與發達國家一起制定公平合理的環境貿易政策，措施，保證其透明度，以免形成新的貿易壁壘，或不利于其本國的環境保護。

最后，尊重各自的國情，區別各國不同的經濟發展狀況，環境保護與自由貿易之間的沖突在許多場合下，其本質上都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關系。作為發達國家，其已經渡過了發展與積累的階段，在經濟上處了二有利地位，因此，在面臨環境危機時，對環境問題有更多的傾向性措施，甚至不惜減慢發展的速度。而在發展中國家，其正在進入艱苦的發展階段，甚至有些國家還在為國民的溫飽問題苦苦掙扎，因此生存才是其第～要事，面對環境問題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在解決環境保護與自由貿易沖突時，要充分尊重不同國家的實際國情，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

第3篇

論文關鍵詞：國際貿易 環境保護

一、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的沖突

為了經濟發展要追求最大限度的貿易自由，為了可持續發展的環保目標要限制或禁止某些國際貿易，兩者之間存在沖突。亞歷山大o基斯說：”在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的關系中存在著兩個對立的趨勢：一方面是為了環境保護控制某些國際貿易的愿望，另一方面是為了自由貿易取消所有貿易障礙的愿望。”所以，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的沖突表現為下面兩種具體的形式：

(一)國際貿易對環境保護的限制影響

當代世界各國都在努力尋求貿易自由，減少各種各樣的貿易障礙，以提高人類的生活水平和根據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最佳地利用世界資源。貿易自由化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貿易自由化要力求掃清各種貿易障礙。但貿易自由化的放任自流則會造成生態資源的過度開發，使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的破壞。其主要表現是：

首先，發達國家利用大國優勝和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推行環境殖民主義，發展中國家出口以初級產品為主，這是建立在對其國內資源的高強度開發甚至掠奪性開發的基礎上，是用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作高昂代價換來的，而發達國家卻以低于實際資源價格的(即沒有考慮環境資源價值)的市場價格購買初級產品。

其次，新一輪環境侵略將使環境安全面臨新的威脅，長期以來，一些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和危害環境的工業，設備，產品和有害廢物，進行環境侵略(也稱生態侵略，生態殖民)。隨著國際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家遭受環境侵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二)環境保護對國際貿易的制約

正是由于貿易自由帶來了新的環境問題，所以整個國際社會都試圖在貿易中考慮環境保護，來協調好貿易自由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具體來講，是在貿易規則中考慮相關環境因素，在環境規則中對與環境有關的貿易進行規定、限制，甚至禁止一定的國際貿易。這樣，環保措施在實現其環境保護目的的同時，對國際貿易必然構成一定的障礙，其主要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環境保護對國際貿易構成的法律障礙

首先是國際法中與環境有關的貿易規則。這類條約以促進貿易自由化為目的，在規定貿易規則的同時考慮了相關環境因素。最為典型的是gatt第20條。其次是國際法中與貿易有關的環境規則。這類規則以保護環境為目的，規定了影響環境的有關貿易規則。

2．環境保護對國際貿易設置的經濟障礙

第一，課征環境進口附加稅。進口國以保護環境為理由，對某項產品的出口，除征收一般進口關稅外，還另外加征稅款。第二，綠色壁壘。它是進口國以保護國內的環境，人民和動植物的健康和安全為目的而采取的各種措施，這些根據wto，gatt的相關規定的條款制定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限制和約束國際貿易的隱蔽壁壘。第三，環境貿易制裁。即一國針對另一國違反國際條約而采取的強制性貿易制裁措施。

3．各國環境保護對國際貿易形成的行政障礙

各國為保護本國環境會制定一系列環境管制措施，環境管制是指為環保目的而采取的貿易限制措施。各個國家實施環境管制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以保護環境為名，征收環境進口附加稅。第二，采用強制性措施，限制或禁止進口，其依據是進口產品的生產制造方法不符合本國的環境要求。第三，推行國際標準，即對未達到國際組織制定的環境標準的產品禁止或限制進出口。第四，政府環境補貼。即政府以政治原因或經濟原因(如因經濟困難商無力支付污染防治費用)而對廠商進行環境補貼。因此，國際組織和各個國家制定的環境法規和貿易規則構成了環境管制的法律基礎和依據。隨著環境貿易政策的增多，環境管制措施日趨多樣化，由此引發的貿易問題也日益增多，從而對國際貿易的發展提出了挑戰。

二、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沖突的實質

(一)利益的沖突

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的目的不能同時達到是一種表面上的沖突，更深層的沖突是南北國家之問的沖突；是南北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環保水平上的差異所造成的沖突；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利益、環境利益上的沖突。發展中國家尚處于工業化的過程中，希望擴大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以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盡管過量開發自然資源可能破壞環境，但這些國家迫于貧困很難為了保護自然環境而放棄出口收入。另外，它們對環境保護的意識還很淡薄，環境法規極不健全，環境標準相對低下，且無力支付改善環境狀況的高昂費用。發達國家已完成工業化過程，環境污染的一度加劇，公眾環境意識的提高，迫使這些國家逐步完善其環境法規，在產品的生產、加工、運輸、銷售的各個環節都有相關的環境標準和環境措施。所以，環境與貿易之問的沖突其實是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環境意識基礎上的不同利益的沖突。

(二)規則的沖突

國際上環境與貿易爭端日益成為焦點，案例之多，種類之多，是空前的。這里還有一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打規則仗，各種各樣的規則為爭論的各方所援引。而規則的模糊性、規則的不協調正是造成沖突的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各自的環境標準截然不同(其中發達國家的環境標準相對嚴格)，難以協調，從而導致發達圍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追求環境保護與追求貿易自由上矛盾更趨尖銳復雜。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保護環境是目前國際社會的人趨勢，將環保措施納入到周際貿易的目標和規則中，發達國家的這一行為似乎代表了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但發達國家同時又運用各種規則中的例外規定來為自己辯解，規則的原則性、模糊性為其援用提供了一定的便利。這就需要國際社會從全局考慮問題，綜合考慮問題的各個方面，以求規則的協調統，減少因規則不協調引起的糾紛，加強規則的可操作性和明確性。

三、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沖突的協調

㈠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沖突的法律協調途徑：

1．不斷完善國際法

首先，賦予發達國家更多的國際義務。根據圈際環境法上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賦予發達國家在環境保護上更多的義務和責任。各國負有保護全球環境的共同責任，但存各國之間，豐要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這個責任的分擔不是平均的。一方面，發達國家要對一些對環境有重大影響物質的生產、排放進行控制，率先采取相關措施，列出時間表，而適當給予發展中國家一定的寬限期。另一方面，發達國家應當在技術、資金上給予發展中國家額外的資助。所幸的是，這些已經在一些國際性的條約、協定中有所體現，也引起了同際社會的共同關注。

其次，標準的協調。我們應當尋求產品標準的協調。產品標準的高低表明一國在制度選擇上是環保優先還是貿易優先。環保優先會阻礙貿易，貿易優先會降低某些國家的環保水平，所以，在全球范圍內，產品標準的協調也顯得尤為重要。

2．國內法與國際法協調發展，在協調環境與貿易關系上，除了國際法的完善，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國內法也應作相應調整，把國際法、多邊協議的內容以國內法的形式規定下來，履行國際義務。保護環境不能以經濟”零增長”為代價，應當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實現發展與環保的雙重目標，所以要完善環境貿易法規，在環境立法中積極考慮外貿行為，在外貿立法中考慮環境管理；推廣”清潔生產”工藝和技術，開發綠色產品，發展環保產業；推廣實施iso 14000國際標準；制定和完善外商投資法規：等等。通過這‘系列措施協調好環境保護和國際貿易的關系，達到環保水平和貿易自由的共同提高。

3．完善解決爭端機制，環境與貿易的沖突源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沖突，且這種沖突短時期內不會消失。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表面目的的不一致和根本目的的一致性，環境與貿易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決定了這兩者必然會發生交叉和沖突，并最終協調融為一體，但這個協調過程也是漫長的。所以，現階段，一旦發生沖突，還是要有相對完備的救濟機制，妥善解決環境．貿易糾紛與爭端，促使兩者走上良性循環，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護好地球環境，實現全球的共同繁榮和可持續發展。

(二)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沖突的經濟協調途徑：

首先，廣大發展中國家要立足于本國，加強彼此之間的團結合作，積極開發環境無害技術，環保工業產品，實行傾斜扶持政策，發展綠色經濟，以科學技術為推動力，應用清潔生產技術，資源節約技術等等，來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同時要抓住機遇，加強與發達國家繁榮交流合作，借鑒吸收其先進技術與經驗，爭取早日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其次，改變舊的、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建立新的，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只有本著建立新的，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和新的，全球伙伴關系的思想，各國共同努力，調整現行多邊國際貿易制度與多邊環境條約之間的關系，貿易與環境保護的協調和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才能實現，因此發達國家應從技術，資金，人力等方面伸出援助之手，使發展中國家在內外因素的雙重作用，迅速走出生存經濟狀態，提高其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發展中國家要積極參加國際社會有關貿易與環境問題的會議，爭取與發達國家一起制定公平合理的環境貿易政策，措施，保證其透明度，以免形成新的貿易壁壘，或不利于其本國的環境保護。

最后，尊重各自的國情，區別各國不同的經濟發展狀況，環境保護與自由貿易之間的沖突在許多場合下，其本質上都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關系。作為發達國家，其已經渡過了發展與積累的階段，在經濟上處了二有利地位，因此，在面臨環境危機時，對環境問題有更多的傾向性措施，甚至不惜減慢發展的速度。而在發展中國家，其正在進入艱苦的發展階段，甚至有些國家還在為國民的溫飽問題苦苦掙扎，因此生存才是其第～要事，面對環境問題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在解決環境保護與自由貿易沖突時，要充分尊重不同國家的實際國情，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