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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行為金融羊群行為外匯市場匯率

我國面臨著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由于外匯市場交易量巨大，我國外匯市場目前主要還是實盤交易，在諸多參與者中，國家和機構交易者作為參與角色就顯得非常突出。本文只從機構交易者和國家兩方面的羊群行為對我國外匯市場決策影響出發對其闡述。

一、機構交易者基于信息的羊群行為

傳統的金融理論大多隱含完全信息的假設，但事實上，即使在信息傳播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信息也是不充分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投資者的決策往往不完全是依據已有的信息，而是依據對其他投資者的投資行為的判斷來進行決策。這樣就可能形成羊群行為。商業銀行、金融公司、基金等投資機構雖然可以制造噪音，然而，對于實行噪音交易的單個參與主體來講，他們可能是噪音獲益者，也可能是噪音受害者。

在短期交易普遍存在的前提下，交易者可能聚集在某些信息甚至是與基礎價值毫不相關的信息或謠言上進行交易。它會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信息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價格與價值的明顯偏離。當大量的交易者聚集于某一信息并發生極端反應的時候，就會導致“羊群效應”。這一效應可能使得努力獲取新信息的交易者無法得到相應的回報，因為他不能保證其他投資者會相信并聚集在這一信息上，這就不利于提高交易者搜集信息的積極性。如果大量的投機易者在某一信息上聚集，而忽視了對其他相關的基礎信息的搜尋，甚至聚集于與基礎價值毫無關系的噪音上，往往造成與資產基礎價值有關的信息不能完全從價格中反映出來，從而使資產價格的信息質量降低。另一方面，噪音交易者還可能通過信息的積極反饋，無意間對知情交易者的行為進行了掩蓋。知情交易者之所以能夠獲利，很大方面是因為其掌握的私人信息還未完全體現到價格之中。然而，由于知情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同時進行交易，掩蓋了知情交易者的行為，使價格體現信息的速度放慢，知情交易者從而可以獲得超前收益。噪音交易的這種“羊群效應”損害了市場的有效性。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就是機構投機者利用信息模糊，在外匯市場上造成羊群行為而針對亞洲諸國外匯市場上的一次金融大餐。領頭羊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在國際外匯市場上深受投資界的尊崇，他們對其行動更是亦步亦趨，其賣掉泰國銖，賣掉泰國股票的行為，引發了羊群效應，泰國政府最終無力支撐，宣布匯率自由浮動。泰國銖巨幅貶值，股票市場一落千丈。此時，以索羅斯的量子基金為首的投機基金，又跟著索羅斯這只“領頭羊”，等待時機，在泰國銖下跌最低點時，大量買進泰國銖和泰國股票，抬高匯價和股價，伺機撤出，從而大賺一筆。在羊群效應的放大作用下，投機基金可以不顧與國家央行對抗的“兵家大忌”，繼1992年狙擊英鎊，重創英格蘭中央銀行后，又一次在與國家央行的較量中大獲全勝。

而對于金融危機受害國自身角度看，金融市場信息的弱化給羊群行為提供滋生的溫床，是導致這場危機的關鍵因素。對于參與者們而言，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不對稱信息問題嚴重惡化，導致基于信息的羊群行為，使金融市場

喪失應有的有效性，無法有效地將資金導向那些擁有最佳生產性投資機會的人，最終引發危機發生。

二、國家基于影響力的羊群行為

隨著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在國際經濟市場上，經濟大國同小國的，經濟強國與弱國之間，若國際貿易及金融融合程度及依賴程度很高，往往經濟影響力弱的國家會對經濟影響力強的國家的貨幣在匯率政策上實施盯住政策，以利于弱國的經濟穩定。從而，經濟實力強的國家在外匯市場上實際上扮演著“領頭羊”角色，受影響力強的國家約束，經濟小國、弱國多在頭羊的帶領下實施跟隨策略。區域經濟合作體之間，雖然不存在經濟實力的巨大懸殊，可是，區域經濟體，例如東亞諸多國家，采取的經濟發展模式基本相同，經濟結構類似，替代性很強，為了在世界經濟中避免“鄰里紛爭”，或者基于獲得群體福利最大化，它們之間往往達成某種“心理契約”，形成羊群，從而，對于某一群內成員的動作，往往有跟隨傾向。

然而，領頭羊國家要注意避免理性決策的內在非理性缺陷。表現為參與各方出于個體理性考慮產生的決策，在群體行動的作用下，可能以理性人的角度出發而最終走向了非理性。這個在博弈論中“囚徒兩難”博弈，就是一個很好的理性人最終走向非理性的例子。

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諸多國家在匯率市場上陷入了理性決策內在的非理性泥潭。東亞各國經濟依賴度很高，經濟結構化趨同，對外貿易在本國經濟中占居極其重要的位置，東亞各國在危機過程中為彌補金融危機帶來的損失，提高本國產品世界競爭力，對外都采取大幅度貶值的匯率策略，結果引發了競相貶值風暴，導致了危機的大面積擴散。

然而，在各國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中國政府站出來承諾人民幣不貶值，雖然犧牲了部分國家利益，但是迎合了亞洲鄰國的期望，顯示出一個負責任的經濟大國應有的魄力和能力，從而阻止了羊群行為繼續擴大，遏制了亞洲金融危機的繼續蔓延和深遠影響。危機過后，東亞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外匯制度上形成了某種微妙的心理契約，而這種心理契約樹立后，我國在2005年7月21日進行匯率改革之時，人民幣當天升值的同時，東亞各國對美元也是紛紛升值，一方面是地區經濟依賴度的原因，另一方面筆者認為也是標榜一種同進共勝的行動表白，從而使得各國信任度再次加強。

三、人民幣匯率升值心理預期因素分析

我國政府自2005年7月21日實行人民幣匯率改革來，人民幣匯率對于美元來講一直在波動中上升。目前來看，盡管我國匯率管理當局不再談論匯率政策調整，而是轉為守勢，強烈警告投機資本，力圖維持匯率的穩定，但是同樣難以消除市場上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因為政府如果沒有任何的行動，帶來升值壓力的諸因素就不會得到消解。而比較消解升值壓力的各種政策選擇，其實直接調整匯率政策相對而言可能最為簡單易行。比如，如果試圖減少中國目前的“雙順差”，就必須對過去過度依賴出口和外資的發展戰略進行調整，而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其難度更大，需要的時間更為長久。所以，人民幣外匯市場上仍有升值空間的預期不可能馬上消失。

從政府和市場的博弈來看，政府最關心的是熱錢流入。據有關估計，2003年流入的熱錢為600億美元左右，2004年又流入1000多億美元。資金大量流入是因為:套利(美元利率低于人民幣利率時)，套匯(預期人民幣升值)，以及進入房地產等領域套取其本身升值的利益。如果政府能夠讓市場相信調整已經到位，一次性的適度升值便足以打消升值預期，但是如果政府無法改變市場上預期的“羊群行為”，升值之后反而會刺激進一步的升值預期。

四、結論及展望

我國對外經濟中，出口貿易占據主要地位，而其中制造業占的比重最大。外商依靠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為其降低制造成本，獲取母國內不能獲得的超額利潤。

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蔡日方預測，即使按照保守估計，雖然到2009年中國也將會出現勞動力供不應求的情況，可是“剩余勞動力無限供應狀況的拐點已經出現”。其潛臺詞是：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也將應聲上揚。近日，全球最大人力資源公司“E-CA國際”發表薪酬趨勢調查報告預計，中國大陸將在2007年成為全球薪酬升幅最快地區之一。由此看出，一味的低估人民幣來促進我國隱性失業人口擴大就業的舉措不可能再有太大作為。相反，過低低估人民幣幣值會產生社會福利和經濟資源的凈轉移，導致根本的資源損失。

目前，我國對外出口最大部分還是同發達國家的貿易。發達國家壓迫人民幣升值主要關注的是發達國家與中國的雙邊匯率關系，沒有考慮發展中國家間在全球市場中的多邊關系。由于當前人民幣匯率與東亞貨幣處于競爭性均衡狀態，人民幣升值實際上就是降低中國的國際競爭力，使其他發展中國家獲得相應的國際市場份額。從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這個意義上看，人民幣對發達國家升值非但不可怕，而且有益，但只有當人民幣匯率與東亞發展中國家匯率共同升值時，升值才具有實際的福利效應。

筆者認為，對于我國目前沒有開放資本帳戶，從而人民幣匯率決定并非完全“市場化”意義上講人民幣估值過高過低沒有太多實際意義。作為一個日益成為世界經濟舞臺重要成員的中國，應堅持雙重均衡政策，即保持實際匯率對名義匯率的均衡，保持與東亞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貨幣相對于購買力平價的競爭性均衡，加強區域經濟合作和協調，將金融安全和經濟穩定作為匯率政策的目標。要盡量避免或者減輕國內外參與者對人民幣升值預期，把握好國內外輿論導向，強調人民幣自主浮動，打壓國際游資對人民幣實施沖擊的外部預期，減弱由此帶來的“羊群行為”；并且同東亞廣大發展中國家鄰國間積極展開外交，將“心理契約”上升為國家承諾，保證國際經濟、政治環境的穩定和互信。從具體實施措施、輿論導向、國家外交上消滅或者淡化人民幣升值預期，從源頭上消除羊群效應對我國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影響，選擇合適的時機進行漸進式調整，達到穩定和有利于金融改革的宏觀目標。

其次，中國有必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提高我國金融市場分配效率和我國匯率制度彈性，并大力推進東亞經濟一體化乃至貨幣一體化，通過加強區域合作增強在國際談判中的地位，避免區域內福利減少型內部競爭。

再次，長遠來看，隨著我國經濟強國地位的凸現，我國在金融體制改革中應堅持主動、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變革，最終實現人民幣資本帳戶的開放和人民幣的世界化，在世界貨幣體系舞臺中，獲得鑄幣稅帶來的好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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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田進:《心理預期對匯率變動的影響》

[10]金永軍陳柳欽:《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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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aul De Grauwe & Marianna Grimaldi ：《The exchange rate in a behavioral finance framework》

[13]Gabriella Cagliesi & Massimo Tivegna：《Rationality,Behavior and Switching Idiosyncracies in the Euro-Dollar Exchange Rate》

第2篇

【關鍵詞】離岸金融市場，金融創新，天津濱海新區

一、離岸金融的定義

劉振芳（1997），韓龍（2001），國際貨幣基金組（IMF，2000）認為離岸金融指銀行及其他機構吸收非居民資金向非居民提供的各種金融服務。歐洲美元市場是離岸金融市場的前身，隨著歐洲美元市場的不斷發展，其含義也有所擴大，一是地域上擴大到歐洲以外的其他國家，如新加坡、日本、香港等；二是幣種上擴大到歐洲馬克、歐洲英鎊、歐洲日元等。

二、國際離岸金融理論研究綜述

離岸金融市場產生晚、發展快，是有其客觀必然性的。其中，制度學派理論認為從生產成本和交易費用兩個角度考慮，一種新的制度安排會從一個可供選擇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遴選出來，以規避政府管制，從而出現了以規避政府管制為目的的更加自由的離岸金融市場。全球一體化理論認為金融全球一體化的發展是對離岸金融市場的直接呼喚，當全球一體化發展到一定階段，表現在金融要素上就是對歐洲貨幣市場或者說離岸金融市場的需求。金融自由化理論也是當代世界金融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其實質是要求各國突破傳統的金融管制，形成全球統一的金融市場和運行機制，保證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更加有效地利用國際金融資源。綜上所述，這些理論都為離岸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天津濱海新區離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分析

天津濱海新區地處環渤海經濟帶的中心位置，面向東北亞，這一地理位置決定了濱海新區將是中國乃至世界經濟活躍的地區之一，在濱海新區建立離岸金融市場具有優越的區位優勢。天津港保稅區、天津東疆保稅港區都坐落在濱海新區，為天津離岸市場的運行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和發展機遇。天津濱海新區對外經濟開放度較高，具有良好的金融環境，金融業較為發達，金融市場體系初步形成，金融業聚集相應初步顯現，具有較好的離岸金融發展條件。2007年，渣打銀行、花旗銀行、瑞穗實業銀行等外資銀行在開發區設立辦事機構，開發區金融業結構和規模得到顯著提升。天津濱海新區總體上具備了建成離岸金融市場的條件。

四、天津濱海新區離岸金融市場規模決定因素分析模型構建

（一）模型介紹及數據選取

衡量離岸金融市場的規模的一個較簡單的標準就是該地外匯存款數額，本文構建離岸金融中心金融機構外匯存款（包括中資金融機構和外資金融機構）與其影響因素的回歸模型。本文選取天津濱海新區離岸金融中心作為標的區域，選取外匯存款作為離岸貨幣，以天津濱海新區離岸金融中心的外匯存款為被解釋變量，所有幣種都包含于外匯存款中，而不是只選取一個幣種，選取外匯存款作為研究的對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解釋變量分為：

1.收益性：無論是國內金融市場、在岸金融市場還是離岸金融市場，它們的利率都是其主要收益的表現，因此存貸款利率是離岸金融中心銀行業務的重要收益所在。本文用天津濱海新區的實際利率與美國實際利率之差表示。另外，成本對收益性有著一定的影響，本文采用人均年收入作為衡量人力成本的指標。

2.便利性與流動性：離岸金融市場的一大特點是高度自由的金融制度。同時，對于離岸金融市場做出保障的是它的流動性。本文采用的衡量便利性和流動性的要素主要是開放程度，并且以進出口額來衡量離岸金融中心的開放程度。

由此建立回歸模型，Y=？琢0+？琢1x1+？琢2x2+？琢3x3

其中，Y為天津濱海新區離岸金融市場的外匯存款額，單位是億美元，數據來源于1993年-2012年天津統計年鑒，本文選取1992年-2011年外匯存款數據。

x1為利差，是1992年-2011年年度美元實際利率與天津離岸金融中心實際利率的差額，單位為%。美元實際利率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網站，天津離岸金融中心實際利率來源于1993年-2012年天津統計年鑒和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二者都是年度數據，為了保證利差都為正值，便于回歸，這里取x1為美元實際利率與天津離岸金融中心實際利率的差額的絕對值，表示兩者的差異程度。

x2為離岸金融中心開放程度，用1992年-2011天津濱海新區港口的進出口總額，單位為億元，數據來源于1993年-2012年天津統計年鑒。

x3為天津離岸金融中心1992年-2011年城鎮單位從業人員中從事金融業的人員年度人均工資收入，單位為本幣元，數據來源于1993年-2012年天津統計年鑒。

（二）用SPSS做多元線性回歸及其結果分析

1.相關性分析。用SPSS做外匯存款、進出口額、利差、人均工資收入的相關性分析，以說明外匯存款與進出口額、利差、人均工資收入的相關性是否顯著。相關性分析結果為外匯存款與進出口額、利差、人均工資收入的皮爾遜相關系數分別為0.904、0.691、0.885，說明外匯存款與進出口額、利差、人均工資收入相關系數都較高，且相關性比較顯著。所以用外匯存款與進出口額、利差、人均工資收入做回歸是合適的。

2.散點圖分析。根據外匯存款與利差，進出口額和人均工資收入的散點圖可知，除個別特殊點之外，外匯存款與利差，進出口額和人均工資收入分別存在近似的線性關系，因此可以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3.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以外匯存款為因變量，以利差，進出口額和人均工資收入為自變量，做多元線性回歸。從回歸結果的模型匯總表得出，判定系數R2為0.875，即該線性回歸模型的擬合程度較高，方程對樣本點的擬合效果很好，自變量可以解釋大部分因變量，即利差，進出口額和人均工資收入可以解釋大部分外匯存款。

從回歸模型的方差分析表得出，F值為37.386，顯著性概率為0，表明回歸極顯著，即進出口額、利差、人均工資收入對外匯收入有高度顯著的線性影響。

根據回歸系數表中未標準化的回歸系數可以得出回歸結果，建立回歸模型，即為Y=22.821-2.474x1+0.003x2+3.675*10-5x3，從回歸系數表的sig值可以看出，人均工資收入的檢驗結果是其影響不顯著，由此可以得出天津濱海新區離岸金融市場規模決定因素回歸模型中人均工資收入對離岸金融市場規模的影響較小，利差和進出口額對離岸金融市場規模的影響較大。

根據回歸標準化預測值圖得出，各散點隨機分布在e=0為中心的橫帶中，標準化殘差都在-2至2之間，證明該模型是合適的。

綜上所述，根據天津濱海新區離岸金融市場的回歸模型：

Y=22.821-2.474x1+0.003x2+3.675*10-5x3

有如下估計：

美元和天津離岸金融市場外匯存款的實際利差對離岸金融市場的外匯存款影響最大，美元和天津離岸金融市場外匯存款的實際利差上升1%，將使天津離岸金融市場外匯存款下降2.474億美元。因為如果美元的實際利率高于天津離岸金融市場外匯存款的實際利率，美元資金立刻會流向高收益的美國。

天津濱海新區的進出口總額對離岸金融市場的外匯存款影響較大，天津濱海新區的進出口總額上升一個單位，將會使天津離岸金融市場外匯存款上升0.003億美元。天津的開放程度上升，必將引進更多的國外資源，這就可以提高貿易資金的往來。天津濱海新區的人均工資收入對離岸金融市場的外匯存款影響最小，因此不能構成天津濱海新區離岸金融市場規模決定因素，在此將它忽略。

綜上所述，美元和天津離岸金融市場外匯存款的實際利差和天津濱海新區的進出口總額是天津濱海新區離岸金融市場規模決定因素，因此，要擴大天津濱海新區離岸金融市場規模，加速離岸金融市場發展，可以從美元和天津離岸金融市場外匯存款的實際利差和天津濱海新區的進出口總額方面進行改革。

五、政策建議

根據前文的分析，國際離岸金融市場的競爭加劇，在這樣的國際經濟環境下，天津濱海新區離岸金融市場如何在競爭中領先，如何維系和提高其離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并擴大其規模，可以有以下幾個措施。

1.使天津離岸金融市場外匯存款的實際利率高于美元的實際利率。這是天津離岸金融市場可以把握和利用的，因為離岸金融市場業務既不受貨幣發行國的金融法規約束，也不受業務開展所在國金融、外匯政策限制，因此，保證天津離岸金融市場外匯存款的實際利率高于美元的實際利率，可以吸引更多的美元存款進入天津離岸金融市場，從而擴大天津離岸金融市場的規模。

2.完善基礎設施，保證開放程度。較高的開放程度使天津濱海新區成為中國為數不多的離岸金融中心之一，并保持其地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天津港有低稅率及簡明的稅制結構等優勢，并且在金融市場自由化程度較高。天津濱海新區離岸市場雖然出現較晚，但只要保證一定的開放程度，就一定會發展迅猛。

綜上所述，天津濱海新區作為中國重要的離岸金融中心，有著其內在的機制和優勢。美元和天津離岸金融市場外匯存款的實際利差和天津濱海新區的進出口總額是天津濱海新區離岸金融市場規模決定因素，對其成為規模較大的離岸金融中心有著重要的作用。

本文在離岸金融市場的模型構建上還存在著一些缺陷，在模型的構建和數據的選取上還可以進一步完善，另外，在提高天津濱海新區離岸金融中心地位及擴大其規模的政策建議上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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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關鍵詞：外匯衍生品；外匯市場；匯率改革

中圖分類號：F83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5-000-01

一、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情況

我國外匯衍生品交易最早于1982年開始試點。后來伴隨中國金融市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金融機構和企業法人經監管部門批準可在一定范圍內按照規定條件，開展特定的衍生交易。中國金融市場起步較晚，外匯衍生品交易市場的發展更為緩慢。對于外匯衍生品，我國監管部門始終保持謹慎監管的政策取向。

二、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金融業的發展相對發達國家比較滯后，并且由于我國外匯市場有限的開放性和匯率制度的原因，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還處于起步不久的階段。具體而言我國境內外匯衍生品市場主要存在以下問題：(1)交易品種較少。目前，我國外匯衍生品種主要包括：人民幣與外匯間的衍生品即遠期結售匯交易、外匯間衍生品交易、離岸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匯率交易(NDF)、銀行間遠期交易和掉期交易。目前仍以遠期結售匯交易為主，這一品種的交易量也不大，市場化程度不高，交易量較小。2011年4月，銀行對客戶市場和銀行間外匯市場正式開展期權交易。而國際上普遍存在的外匯期貨至今未推出。(2)交易規模較小。由于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還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各品種的交易量都不大。2011年，銀行間遠期外匯衍生品市場累計成交2146億美元、日均成交8.8億美元，不足全球交易額的2‰。(3)市場參與主體少。目前能進入外匯衍生品市場進行交易的主要是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及外資銀行在中國的分行等銀行類金融機構，很多非銀行金融機構、大型機構投資者和大型企業都未能進入外匯衍生品市場。(4)商業銀行職能受到抑制。由于目前我國銀行在外匯業務中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商業銀行只能定位在保障政府結售匯制度順利實施、協助官方保證人民幣匯率穩定上。就外匯衍生品交易者來說，我國交易主體均是在銀行與企業或個人之間進行的，商業銀行扮演屬于零售、的角色，這與國際金融市場上商業銀行的主導地位相去甚遠。

三、國際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特點

目前，外匯市場是全球最大而且最活躍的金融市場。從國際清算銀行對外匯與衍生品的調查報告結果可以看出，國際外匯衍生品市場有以下特點：(1)外匯衍生品市場國際化趨勢明顯。2010年4月的統計數據表明跨境交易占外匯衍生品市場份額的65%，而35%的本地區交易量是歷史水平最低的。(2)場外市場交易占絕大比重。2001年、2004年、2007年和2010年的場外衍生品交易量分別占全部外匯衍生品交易量的99%、98%、97%、93%。(3)在外匯交易的主體構成上，“其他金融機構”交易量增長迅速①，根據2007和2010年的統計數據，“其他金融機構”的交易額從2007年4月的1.3萬億發展到2010年4月的1.9萬億，增長率為42%。

四、國際外匯衍生品市場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目前的現狀，由于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后，應利用自己的后發優勢，促成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具體來看，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繼續完善“傳統”外匯衍生產品

從國際經驗來看，衍生金融工具的推出是遵循著遠期、掉期、期貨和期權這樣的步驟向前推進的。其中，外匯遠期和掉期是市場的主體，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進行統計2010年外匯遠期和外匯掉期交易量在OTC市場的比重為91%。完善人民幣遠期市場對于其他人民幣匯率衍生品市場的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完善、協調外匯衍生品市場的場內和場外交易

從國際經驗來看，與商品衍生品等市場主要采取場內交易不同，外匯衍生品市場主要采取場外交易方式，因該交易方式更靈活，可以滿足更多企業客戶非標準化的需求。我國處于人民幣匯率衍生品市場發展的初級階段，人民幣遠期和掉期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都將是匯率衍生品市場上的主導產品，場外交易的組織形式是一個必然的現實選擇。但是結合我國國情，在外匯管制以及外匯市場全球化程度非常有限的條件下，當前的任務依然是完善場內市場。

(三)擴大市場交易主體，完善商業銀行職能

在歐美成熟金融市場上，機構投資者是外匯衍生品市場的參與主體，多元化的市場參與主體可以平衡市場供求，有利于均衡價格的形成。我國目前銀行間遠期市場施行會員制度，市場參與主體僅為中外資商業銀行，參與主體需求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導致市場交易不活躍。應鼓勵各種機構投資者參與市場，培育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基金公司和大型財務公司等多元化的交易主體，提高市場活躍性。

注釋：

①其他金融機構包括對沖基金、養老基金、共同基金、保險公司和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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