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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要】目的 探討綜合護理干預對常德地區養老院老人生活質量的影響。方法收集常德市養老院老年人建立檔案120人次，采用整群抽樣方法，隨機分為干預組和對照組各60例，干預組接受綜合護理干預，對照組接受一般的生活照顧，干預12個月時，采用生活質量量表分別對兩組老年人的健康行為、日常生活能力、心理功能、功能獨立康復程度進行比較。結果 入組時，兩組生活質量評定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12個月時，干預組生活質量評分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關鍵詞】護理干預 ；養老院；生活質量

據全國老年辦消息，到2008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已達到1.6億，占總人口數的12%，到2020年將達到2.48億，到2050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到峰值，總數為4.37億[1]。按照世界衛生組織標準，我國已進入老年社會。養老院已成為目前大多老年人的歸宿。但目前養老院缺乏專業人員對老年人進行系統的護理干預，本文旨在探討綜合護理干預對養老院老年人生活質量的影響。為提高其健康水平和生活質量提供依據。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本調查是在常德地區3家養老院老年人的健康檔案中，采取整群抽樣方法，抽取120例老年人作為研究對象。年齡結構為60～90歲之間，平均年齡為（68.45±21.21）歲。其中60～70歲老年人60人（50.00%），71～80歲56人（46.67%），81～90歲4人（3.33%）；男58人，女62人。納入標準：1、年齡≥60歲；2、意識清楚，有閱讀能力或可用語言表達，與調查人員溝通無障礙；3、排除精神障礙、認識障礙、重癥及疾病終末期患者

1.2方法

1.2.1干預方法

研究人員通過與老人的交談、溝通，征得老人的同意和配合后，說明干預的目的，評估包括老人的一般資料、健康行為、日常生活能力、心理狀態，、功能獨立程度，評估結束后，發給健康手冊。

1.2.1.1干預組

安排經過培訓的1名醫生和2名護理人員進行集中和針對性干預。內容包括（1）心理護理幫助老人建立情緒宣泄渠道，用積極的情緒引導老人建立平衡的心理狀態；采用放松療法，對有心理問題的，聯系心理醫生，給予治療。（2）健康行為干預 告知老年人不良健康行為的威脅和危害性，鼓勵老人建立健康行為，如按時進餐，保持適當的體重，每天6小時以上睡眠。戒煙、戒酒。指導養老院按規范制定食譜。對于有糖尿病、高血壓等特殊疾病的患者應有針對性的食譜。制定個性化的運動方案、包括運動項目、運動時間、運動量等。定期評估效果。（3）日常生活能力訓練 對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的老人進行訓練，包括穿衣、進食、如廁、沐浴等，行動不便的老年人進行康復訓練。（4）慢性病管理 指導按時服藥，必要時作好藥物標記。強調服藥的注意事項及不良反應。第1月每1周1次，第2-6月每2周1次，第6-12月每1月1次。同時發給健康管理手冊。

1.2.1.2對照組

只發健康管理手冊，由養老院護理人員提供生活照顧及定期培訓指導。

1.2.2評價指標

1.2.2.1健康行為評價健康行為評價[2]主要包括：經常吃早餐，飲食規律，保持適當體重、適當睡眠，經常參加體育活動，不飲酒、不抽煙。

1.2.2.2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該量表[3]程度分為四級：完全自理、有些困難、需要幫助、完全不能自理，分別賦值1-4分。分值越高，表示自理能力下降越明顯。

1.2.2.3心理功能評定 采用抑郁自評量表作為老人的心理功能評定指標。包括20個條目，每一條目相當于一個有關的癥狀，反映精神性-情感癥狀、軀體、精神運動和抑郁的心理障礙。每個條目均按1-4級評分，分數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重。

1.2.2.4功能獨立性康復程度評估 包括運動功能和認知功能兩部分，共16個小項 [3]運動功能包括：吃飯、洗澡、穿衣、排便等。認知功能包括：理解能力、表達能力、社會交流、記憶力。程度分為6級，按獨立完成、部分獨立、需要督促、一些幫助、很大幫助、完全幫助進行評分，分數越高，表示功能獨立程度越差。

1.2.3資料收集

由經過專門培訓的2名護士進行資料收集，強調收集前先和研究對象進行溝通、交流，建立良好關系并征得老人的同意和配合后，說明干預的目的，要求。當場發卷當場回收。

在干預前及干預12個月時各發放問卷1次。共發放問卷240份，收回有效問卷240份，回收率100%。

1.3數據處理

用EpiDate3.0錄入和計算機邏輯核對方法，發現錯誤，及時修正；用SPSS 15.0統計軟件完成數據分析。計量資料用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x2檢驗。

第2篇

[關鍵詞] 優質護理模式；重型顱腦損傷；開顱術；綜合生存質量；影響

[中圖分類號] R473.5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3）09（b）-0149-03

顱腦損傷是致殘率與致死率均相對較高的一類頭部損傷，而其中又以重型顱腦損傷的致死率尤甚，可達50%左右[1]，因此早期及有效的手術治療是改善預后的重要保證。同時臨床研究顯示，此類患者術后的康復階段仍然面臨較多的護理問題，而護理干預的有效程度又是對患者的生活質量及疾病改善影響較大的方面，因此選取合適的護理模式是必要的前提[2]。本研究就優質護理模式對重型顱腦損傷患者開顱術后綜合生存質量的影響進行觀察，并將觀察結果分析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1月～2013年1月于河北省興隆縣人民醫院采用開顱術進行治療的70例重型顱腦損傷患者為研究對象，將70例患者遵循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35例）和觀察組（35例）。對照組35例患者中，男21例，女14例，年齡20～66歲，平均（35.3±5.8）歲，受傷至就診時間0.3～12.0 h，平均（3.2±0.5）h，損傷分類：顱內血腫伴腦挫裂傷18例，硬膜下血腫12例，其他5例；致傷原因：車禍致傷23例，銳器致傷8例，其他原因致傷4例。觀察組35例患者中，男22例，女13例，年齡20～67歲，平均（35.4±5.6）歲，受傷至就診時間0.3～12.2 h，平均（3.3±0.4）h，損傷分類：顱內血腫伴腦挫裂傷18例，硬膜下血腫11例，其他6例；致傷原因：車禍致傷24例，銳器致傷8例，其他原因致傷3例。兩組重型顱腦損傷患者的個人基本資料及疾病資料數據比較結果顯示，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兩組患者均采用標準外傷大骨瓣開顱手術進行治療，在手術程序及效果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 > 0.05），具有可比性。對照組術后采用常規的護理程序進行干預，即首先對患者進行密切的生命體征監測，注意擺放，避免嘔吐物誤吸，另外，注意引流管的護理及注意鼻飼等營養支持，對于清醒后恢復期患者則給予必要的心理疏導及康復指導。觀察組則以優質護理模式進行術后的護理干預，即在對照組常規護理的基礎上，將原有的護理程序涉及的范圍進一步擴寬，并且將護理細節進一步細致化，同時將護理監測觀察進一步密集化，同時護理問題的解決過程中不僅僅局限于問題的解決措施本身，而是延伸至其相關影響因素方面，從而達到提升整體護理質量的目的，并且注重進一步提升對患者心理需求的滿足，尤其是清醒康復期患者對于各方面需求的評估結結果應納入護理評估的范疇，并且隨著患者狀態的好轉不僅改進護理程序與細節，使之更為契合患者的康復需求與心理需求，即整個護理過程中均實現針對性、細致化、延伸性及身心需求滿足的整體平衡與協調，最終實現有效促進患者康復的目的。然后分別于護理干預前和護理干預后第2、4周采用顱腦損傷患者生活質量量表（quality of life after traumatic injury，QOLIBRI）量表、康奈爾醫學指數（cornell medical index，CMI）量表和焦慮抑郁他評量表對兩組患者進行評估。

1.3 評價標準

①QOLIBRI量表是有效評估顱腦損傷患者生存質量的量表，經驗證在我國臨床應用中具有較高的信度效度，本量表共涉及對患者的8個方面的評估，分別為總體感覺、思考能力、情緒自評、獨立性、人際、消極感、身體總體狀態及困擾等，本研究中將每個方面最終均換算為百分制前五項分值越高狀態越好，后三項則以分值越高表明問題越嚴重，狀態越差[3]。②CMI量表是臨床中應用于住院患者評估生活狀態，尤其是心理方面狀態的有效量表，其在我國住院患者中的應用價值較高，其共包括195個評估問題，其包括對患者的綜合生活狀態及心理方面問題的評估，其中綜合狀態的陽性分值分界值為30分，而心理方面問題方面的陽性分界分值為10分。③焦慮抑郁他評量表是有效評估患者不良心理情緒的他評量表，其中的焦慮和抑郁方面分別評分，焦慮方面以7分以下為陰性，抑郁方面則以8分以下為陰性[4]。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統計軟件SPSS 15.0對實驗數據進行分析，計量資料數據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護理干預前后的QOLIBRI量表評估結果比較

觀察組護理干預前的QOLIBRI量表8個方面評分與對照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而護理干預后2周與4周時總體感覺、思考能力、情緒自評、獨立性、人際評分均高于干預前，且高于對照組，而消極感、身體總體狀態及困擾評分則低于干預前，且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見表1。

2.2 兩組患者護理干預前后的焦慮抑郁他評量表評估結果比較

觀察組護理干預前的焦慮抑郁他評量表焦慮、抑郁陰性率與對照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而護理干預后2周與4周時陰性率則低于干預前，且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護理干預前后的焦慮抑郁他評量表評估結果比較

[n（%）]

注：與同組護理前比較，*P < 0.05；與對照組同時間比較，#P < 0.05

2.3 兩組患者護理干預前后的CMI量表評估結果比較

觀察組護理干預前的CMI量表綜合方面和心理方面評估陽性率與對照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而觀察組護理干預后2周與4周時陰性率則低于干預前，且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 0.05）。見表3。

3 討論

重型顱腦損傷所導致的傷殘率及病死率極高，并且疾病危急，變化急驟，患者臨床預后相對較差，因此早期診斷與治療則顯示尤為重要。臨床中對于本病的治療方法種類較多，其中標準外傷大骨瓣開顱手術的效果廣受認可，臨床療效相對較佳。但是研究也顯示，護理對于患者術后的康復效果影響也較大，其對于患者的身心方面的改善均有著積極的臨床作用。但是不同護理模式的干預效果差異也較大，因此在選擇護理模式方式的重視程度也一直較高。以往的護理模式雖然能夠涵蓋疾病狀態的需求，但是隨著人們要求的提升及臨床技術的發展，其已經不能有效滿足患者的需求，尤其是患者心理方面的需求，而心理方面的不良波動不僅僅可造成患者的疾病的波動[5-6]，對于患者的治療態度也產生著極為不利的作用，甚至影響到患者的治療信心，故認為在對護理模式進行選取的過程中應充分重視對患者身心雙方面的干預，即綜合生存質量的干預。

優質護理模式是近些年來臨床應用熱度較高的一類護理模式，其是應患者高質量護理要求而發展起來的，因此在護理程序與細節方面更為細致，并且干預面也更廣，另外在護理程序安排與細節制定方面也更注重患者的身心需求，尤其對于患者心理方面的疏導更為重視，另外，對于患者的基礎生活也給予更為優質的護理[7]，因此患者在接受較佳治療的基礎上，也接受到更為細致優化的護理。

本文就優質護理模式對重型顱腦損傷患者開顱術后綜合生存質量的影響進行觀察，并將觀察結果與采用常規護理干預的效果進行比較，比較結果顯示，優質護理模式干預后的患者其QOLIBRI量表、CMI量表和焦慮抑郁他評量表評估結果均相對更好，說明患者的生活質量和心理狀態均得到更為有效的調整，尤其是患者的心理方面得到更大幅度的改善，而分析其優勢明顯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與優質護理模式在對患者進行護理的過程中不僅僅有效遵循了原有護理模式的長處，且在此基礎上將其進一步提升，另外，對于患者的個性化護理問題的解決也更為細致有關，再者，此護理模式兼顧了患者的身心雙方面的需求[8-9]，故護理效果更為明顯。

綜上所述，優質護理模式可有效改善重型顱腦損傷患者開顱術后的綜合生存質量，其更有利于患者的術后康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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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郗艷國，黃慧玲，周煜，等.顱腦損傷患者生活質量量表中文版本效度和信度的初步評價[J].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志，2009，35（3）：14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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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關鍵詞：“城中村”;文獻綜述;展望

一、關于“城中村”的概念研究

（一）“城中村”的定義

在早期的研究中，李增軍（1995）把“城中村”稱為都市里的村莊，田莉（1998）把“城中村”稱為都市里的鄉村，敬東（1999）把“城中村”稱為城市里的鄉村，叫法并不統一，2000年左右逐漸統一為“城中村”。

從地域和社會關系的角度定義，代堂平（2002）認為，從地域角度上講，“城中村”現象是指已被納入城市范疇的局部地區;從社會屬性的角度上講，“城中村”現象屬于傳統的“農”村社區的矛盾現象，是一種特殊的社區。

從區位和社會特征的角度定義，張建明（1998）指出，“城中村”位于城鄉邊緣地帶，一方面具有小農經濟思想和價值觀念，保有著鄉村的某些景觀;另一方面擁有城市的某些基礎設施和生活方式，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

從土地利用和土地產權的角度定義，李俊夫（2004）指出：“‘城中村’是指那些位于城市規劃區范圍內或城鄉接合部，被城市建成區包圍或者半包圍的，沒有或者僅有少量農用地的村莊?！?/p>

（二）“城中村”的分類

根據研究角度的不同，研究者把“城中村”分成不同的類型。根據城市與村莊相交接的形態特征的劃分，陳怡等（1999）將“城中村”劃分為內切型、外切型、飛地相鄰型、相離型、全包圍型及半包圍性這六種類型 ;根據“城中村”相對區位的劃分，李培林（2002）將“城中村”劃分為六種類型，包括處于繁華市區、處于市區周邊、處于遠郊、還有較多農用地的村落、還有少量農用地的村落、已經完全沒有農用地的村落。李立勛（2001）把“城中村”劃分為成熟型的（近中心區）、成長型的（中心區外）、初生型的（建城區外、規劃區內）三種類型，李培林和李立勛根據相同的劃分方式，得出不同的類型的“城中村”;根據各種因素疊加效果的劃分，張建明（2003）采用聚類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將廣州市的海珠區和天河區的44個“城中村”劃分為土地資源充足型、基礎設施優越型、集體經濟實力型三種類型;根據土地利用類型的劃分，李俊夫（2004）將“城中村”劃分為三種類型，包括尚余較多農地、農用地和建設用地比例大致相當以及幾乎沒有農地;根據“城中村”社會形態的劃分，李津逵（2005）將深圳市的“城中村”劃分為三種類型，包括本地農民的村落（城市出現之前）、本地失去耕地農民的就地集中安置區（城市建設中）、原住民面向外來低收入階層的廉租屋區。

（三）“城中村”的特征

1.景觀特征?！俺侵写濉苯ㄖ芏忍螅纬伞?貼面樓”“一線天”“ 握手樓” 等獨特景觀; 缺乏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公共綠地與體育等設施（藍宇蘊，2001）。

2.人口特征?，F在“城中村”的人口構成比較復雜，外來人口多，有相當強的異質性，不像傳統的農業社區人口構成相對單一。由于本地人局限于與本地人交往，外地人局限于與自己同屬一個地域的人交往，以及本地人與外地人在收人、語言、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存在的差異，導致本地人與外地人的交往比較少，關系淡?。▌ノ?，2003）。“城中村”人口密度高，人口規模大擁有大量的暫住人口，本地村民數量不多，暫住人口的比例甚至超過本地人口（郭艷華，2002）。

3.社會特征?！俺侵写濉贝蠖嗵幵谵r村管理體制之下，實行農村集體所有制;缺乏像城市一樣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社區管理;人口構成相當復雜并且外來人口比較多，治安比較差（侍克善，2005）。由于歷史的原因，“城中村”在道路、排水、供暖供電、垃圾處理等方面并沒有與市政設施干線配套，造成了基礎設施不完善（張成福等，2004）。

4.經濟特征。由于“城中村”缺乏農業用地，使其以第二、三產業為主要的經濟來源，同時城市建設征地的補償也是城中村集體經濟收益的一個重要來源（郭艷華，2002）。“城中村”的村民主要的經濟來源是房產出租、經營性勞動和分紅。“城中村”的村集體有大量的土地、房產、廠房等租金收入，而每個村集體一般都會結成實行股份制經濟社（劉偉文，2003）。

二、關于“城中村”的形成原因

（一）局部利益驅動

“城中村”產生的直接原因是巨大經濟利益的驅使。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農村土地大幅升值，大部分“城中村”的村民開始不斷擴建房屋，在房屋租賃市場中，由于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當地村民靠出租房屋獲得可觀的租金收入，給自己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使“城中村”問題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呂宏芬等，2005）。從個體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農民在房屋租金和土地快速增值的情況下，追求房屋租金和土地收益最大化，使得“城中村”這種特殊的建筑群體和村落體制形成（李培林，2002）。

（二）二元結構體制的存在

在城鄉二元結構制度下，“城中村”是這種特殊制度下的產物。這種城鄉二元結構制度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包括二元的土地制度;二元的行政管理制度;二元的人口管理制度，其中二元化的戶籍管理制度對“城中村”的形成有重要影響。這種二元體制框架中，二元土地制度是“城中村”產生的核心因素（張潤梅，2007）?！俺侵写濉迸c城市相比，在土地制度方面存在著差異，表現在仍保留歸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村籍制度、社會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內容也存在差異，村籍制度的差異表現在原來的村民盡管農耕地被征用后幾乎全部轉為城市居民，但是仍然保留著村籍，作為強大的村集體經濟的股東，因此在經濟地位上和一般市民及外來房屋租客相比有極大的差別，所以他們更愿意成為村民而不愿意成為市民（李培林，2004）。

（三）城市規劃管理的滯后

在“城中村”改造過程中，管理的滯后、功能的混雜、布局的分散、房屋的亂搭亂建、重復拆遷這些問題普遍存在。管理的滯后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因規劃管理的力度不到位，導致違章建設遞增。第二，因對村民的安置地點沒有作好規劃，導致村民建房凌亂布局以及重復拆遷。第三，因對村民安置建房區沒有制定詳細修建規劃，導致村民建房區內功能復雜、布局凌亂（劉斯佳，2013）。因城市管理者在對待““城中村””治理的問題上存在認識的滯后和政策的滯后，在管理體制和管理的方式、方法方面長期落后于社區發展現狀，因而導致““城中村””問題的出現并惡化（張孔見，2001）。

（四）文化的限制

從信任關系的角度來看，“城中村”可以看成是傳統信任關系與情結的聚居體。長期農業社會的“聚村而居”，使村落自然成為人們生存與生活難以割舍的“祖地”，與“祖地”相關的一系列習慣，既內化于人們深層的意識觀念，又外化于人們的具體行動與實踐，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與村落地域共同體聯系在一起的“生存策略”（張成福，2004）。

三、關于“城中村”的治理改造

國內的研究者普遍是根據“城中村”的總體特征提出治理改造的措施或者針對自己研究的具體的“城中村”提出對應的治理改造的思路。本文按年代順序對國內有關于“城中村”治理改造的研究進行綜述。

田莉（1998）認為，應加強村鎮規劃和建設管理，盡快對城市周邊的村莊進行改造，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規范“城市里的鄉村”的發展，完善農民轉為城市居民后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農民整體素質，強化其法制觀念。杜杰（1999）結合深圳市羅湖區原農村城市化進程的例子，認為改造““城中村””應從發展決策、“城中村”內在要求、體制、文化、經濟、法制、組織人事等方面入手解決“城中村”問題。

周森（2002）認為，“城中村”住房建設規劃滯后，城鄉兩種管理體制不對軌，當前要著重解決如下三個主要問題：第一，規劃要先行;第二，政策要靈活;第三，工作要務實。王素云（2003）對鄭州市都市村莊進行調查提出，改革都市村莊的經濟體制，重視產權制度創新是改造都市村莊的關鍵;以人為本，建立完善改造后居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體制，關心都市村莊居民的切身利益;改革都市村莊的人口與城市管理體制，發展獨具特色的城市社區管理體制三方面論述都市村莊的改造。

翁志超（2004）從量化資產，確權到人，實現居民按出資額分紅;房產改革中的博弈;非政府力量的廣泛參與三方面論述“城中村”改造的對策。廖俊平等（2005）提出將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模式，即把私人企業和公共部門的合作模式與“城中村”改造工程相結合，以政府作為主導方，積極制定激勵政策來引導私人機構的進入。

徐楚（2006）認為在“城中村”改造中，可持續發展原理實際操作意義重大。首先，在改造過程中，要突出規劃作用，使“城中村”改造納入城市整體和長期發展規劃中來，避免在改造后又出現“二次拆遷”和新的“城中舊城”現象;其次，體現在改造中要切實保障村民的長遠利益，使村集體和村民個體具備長久發展的條件和能力，保護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和利用，最終實現村民生產生活條件的逐步改善和提高。徐遠明（2007）認為從“城中村”改造方式著眼，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兩種：第一，整體重建型改造，即從“城中村”的整體格局到單體建筑的全面改造，從舊村向新城的整體轉變，是建筑格局、建設標準、設施配套、景觀建設等全方位的變革;第二，局部重建型改造，即對“城中村”整體格局不做重大調整的前提下，對局部區域、關鍵要素進行重點改造，這種方式一般用于處在建成區，但不與城市總體景觀形成強烈反差、布局比較合理、環境比較好的地塊。

張晶（2008）運用博弈理論研究“城中村”改造中政府、村民、開發商的三方博弈過程，通過構造效用函數來分析參與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提出在村民支持的基礎上政府介入并承擔改造費用，不鼓勵開發商介入改造的對策建議。趙恒伯（2009）從新公共管理的角度分析后認為，“城中村”改造的關鍵點是重新劃分政府組織、村社組織、經濟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的功能邊界。在明確各責任主體的功能邊界的基礎上，構想理想的“城中村”改造模式意味著“城中村”改造從以單純的政府為中心的治理秩序走向多中心的治理秩序。從“城中村”行政事務采取行政機制進行管理，公共服務主要采用準市場機制，自治事務主要采用自治機制三方面來創新城中村改造事務治理機制。

趙曉麗（2011）認為，濟源市在城中村改造中，要堅持政府主導下的市場化運作;鼓勵探索多種改造模式;對參加改造開發的機構以及改造項目設置準入條件，實行準入制度;實行政府零收益，切實讓利于民、讓利于投資者的優惠政策促改造等措施。陳少牧（2012）認為，推進泉州“城中村”社區治理應按照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舉措長效化的原則，做好以下五個方面的工作：第一，有效推動社區治理主體多元發展;第二，加快社區工作方式民主化;第三，提高社區居民保障水平;第四，提升社區管理者的素質;第五，加強社區文化建設。

四、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筆者通過對文獻的研究，看到關于城中村問題所取得了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但在一些理論和實踐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有待未來解決。

第一，不同學科認為城中村的形成原因不同，即社會學認為傳統的農村組織和社會網絡決定城中村的形成，而經濟學則強調城鄉二元制度在城中村的形成中起作用，城中村形成的原因并非是單一的，需要深入地研究和探索哪個原因更加的重要，這樣才能更有側重點地處理城中村問題。

第二，大多數研究都是站在城市的立場研究城中村問題，認為城中村阻礙城市的發展，應該對其進行改造，很少人認為城中村問題被夸大，不是所有的城中村都需要改造，以后可以把研究的點從改造擴大到管理，這樣有助于城中村問題更好的解決。

第三，對于國外文獻的參考借鑒比較少，可以參考類似于國內城中村的問題的國外現象，如貧民窟、城市過渡地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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