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倫理學的公正原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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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公共衛生倫理學的興起
1．1公共衛生與公共衛生倫理學
公共衛生就是我們作為一個社會，為保障人人健康的各種條件所采取的集體行動［1］。這是1988年美國醫學研究所(InstituteofMedicine)關于公共衛生的里程碑式的定義。公共衛生，是指組織社會共同努力，改善環境衛生條件，預防控制傳染病和其他疾病流行，培養良好衛生習慣和文明生活方式，提供醫療服務，達到預防疾病，促進人民身體健康的目的［2］。這是中國首次提出的公共衛生定義，論及首次，僅僅因為中國對公共衛生基本概念的探索和研究較少，但實際上，公共衛生的實踐確是極其豐富的［3］。長期以來，公共衛生對流行病學、傳染病學、預防醫學、政策法規方面的研究較多，而公共衛生倫理問題的研究還處于開墾階段。公共衛生倫理學是探討與促進群體健康、預防疾病和傷害行動相關的規范，主要關注群體層次的倫理學問題，特別是政府、公共衛生機構及其成員、醫療機構及其成員、公民的義務和責任等問題。它一方面用于指導培養公共衛生機構和人員的專業精神，以維護公眾的信任;另一方面，闡明指導公共衛生政策與措施的倫理價值，以促進人群健康和社會公正［4］。簡而言之，公共衛生倫理學是一門旨在探究與公共衛生行動有關的行為規范的倫理學科［5］。
1．2公共衛生倫理學與醫學倫理學
公共衛生問題是醫學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公共衛生的倫理問題也是醫學倫理學必須重視的問題。但是，公共衛生倫理學與醫學倫理學的研究內容側重面不同，因此，應建立不同的倫理框架。傳統醫學倫理學以醫患關系為中心，以個體的生命健康為主題，重視對個體權利的保護。20世紀60年代，人體試驗、器官移植、生殖技術、生態污染這些倫理問題擴展了傳統醫學倫理學的研究范疇，醫學倫理學進入生命倫理學階段。生命倫理學仍然以個體權利為中心，強調病患個人的理性自主。1989年美國著名生命倫理學家比徹姆和丘卓斯合著《生物醫學倫理學原則》一書，提出自主原則、不傷害原則、行善原則、公正原則，成為指導醫學倫理實踐的基本的四原則。傳統公共衛生以流行病、傳染病的防治為重點，現代公共衛生除了應對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外，越來越關注社會、政治、經濟因素影響下的健康問題，以及生命科學技術發展下的社會政策和法規問題。公共衛生倫理學側重的是群體健康和社會的整體價值。新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生命倫理學家認識到，醫學倫理學的原則已經不能完全適用于解決公共衛生領域的倫理學問題，開始探索公共衛生倫理學的倫理框架。西方較早的學者有NancyKass［6］和Upshur［7］以及2003年國內《公共衛生領域中的倫理學》一文［8］，試圖探索公共衛生倫理學的適用原則和倫理框架。2002年美國公共衛生協會關于“公共衛生的倫理實踐原則”中，提出12條應該性原則(PublicHealthShould)，內容涉及疾病預防、個人權利、社區健康、尊重個人和社區文化、保護環境及公眾信任等［9］。在《試論公共衛生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一文中［10］，提出公共衛生倫理學的基本原則應該是:效用原則、公正原則、尊重原則、互助原則和相稱性原則。
2公共衛生倫理學的思考方式
2．1適度多元化，避免主義化
功效、自由和平等，這些是公共衛生領域中最基本的、合理的、獨立的倫理價值觀，當這些倫理價值發生沖突時，應該制約平衡，任何一個都不是絕對優先的。重要的是，如何做到制約平衡?當功效與自由發生沖突時，要考慮當前獲得的功效是否值得犧牲相當多的個人自由。通常，人們會選擇最低程度地限制個人自由以取得最大社會功效。功效主義、自由主義或平等主義任何一個主義都不適合解決公共衛生的倫理問題。公共衛生倫理學的相稱性原則就是基于這種思考。當人們比較功效、自由和平等哪個更優先時，不能固定化，而是要結合具體的情境，包括醫療資源供給、疾病性質、社會經濟發展、公眾信任度等。當然，功效、自由和平等并不是所有情境下都發生沖突，三者可以同時取得。
2．2處在關系中的思考方式
處在關系中的思考方式［11］認為公共衛生的倫理問題應該基于關系中的自主、關系下的社會正義和關系中的社會團結。公共衛生的實踐需要一種社會團結和互相信任的氛圍，特別是得到處于社會不利地位的人們的信任和支持。女性主義和社群主義視角將對個人權利的重視轉移到關系中來，公共衛生倫理也需引入這種關系的視角。關系中的個人自主。即使我們談論尊重個人自，這種自也不是絕對的。個人總是存在于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背景中，只有和其他個人產生互動和關系才能突出個體的身份和權利。個體的健康狀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歷史、社會和經濟的影響，即便與生物遺傳因素相關，也存在于家族譜系的關系之中。關系中的個人是社會結構中的個人，不可能完全平等。建立在關系中的社會正義。不同于羅爾斯《正義論》中提出的分配正義，IrisMarionYoung1990年在《正義與不同的政策》書中提出基于社會結構的社會正義，即存在五種不公正的社會壓迫形式:剝削(Ex-ploitation)、邊緣化(Marginalization)、無權力(Powerless-ness)、文化帝國主義(Cultureimperialism)和暴力(Vio-lence)［12］。這種社會正義是一種對人們處于社會結構中的關系式的理解。人們要盡量去糾正不同關系組群之間的不公正，而不是強化這種不公正。Powers和Fa-den2008年在《社會正義:公共衛生和健康政策的道德基礎》一書中［13］，提出社會正義是公共衛生最基本的道德辯護，與Young的關系組群不同，他們認為社會正義基于可以衡量人類幸福的六個維度:健康、個人安全、理性、尊重、依戀和自主。這幾種不同維度是互相滲透和互相影響的。關系視野下的公共衛生倫理學應該特別重視識別和揭示復雜人際網中處于特權和處于不利的群體。關系中的社會團結。一些生命倫理學家提出團結也是公共衛生倫理學的基本價值觀。一個社會的法律、機構和習俗就代表著這個社會的行動方式，就像個人行為表達出個人動機一樣，社會的行動也表達出社會群體的信念［14］。社會團結強調的是一種利他性和互惠關系，關系中處于不利地位的群體尤其能從同情和移情的互助中受益。公共衛生中，通常處于社會地位最低和最沒有權勢的群體的健康風險越大，我們應該更多考慮這些群體。生存、安全是整個人類的共同利益，我們不能把不利的群體或社會當作他們，有優勢的群體或社會當作我們，不管我們還是他們，在公共衛生倫理中，健康和幸福永遠是人類共同的利益追求。
3公共衛生倫理學研究內容及相關倫理問題
3．1疾病防治中的倫理問題
3．1．1傳染性疾病防治與相關倫理問題。
公共衛生一直關注傳染性疾病、流行性疾病和危機事件。人類歷史上曾數次爆發過大規模的天花、鼠疫等烈性傳染性疾病，數以萬計的人在瘟疫中喪生。雖然這些疾病有的已經滅絕，有的只是小規模再發，但新的傳染性疾病仍時有發生。在面對傳染性疾病時，公共衛生的倫理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沖突，即監管與隱私權的沖突;強制疫苗、測試和治療與是否對醫學干預的知情同意權的沖突;強制社會隔離的措施與個人自由權利的沖突;政府對公眾的義務、管理能力與信息透明性的社會不安定之間的沖突。
3．1．2非傳染性疾病防治與相關倫理問題。
近幾十年，心臟病、癌癥、糖尿病、呼吸系統疾病等非傳染性疾病(NCDs)的致死率已占到全世界死亡率的63%。聯合國2011年在紐約召開關于非傳染性疾病預防與控制大會，這是繼AIDS以后聯合國大會第二次召開健康疾病相關議題的會議，敦促世界各國做好NCDs的防治工作［15］。除以上NCDs外，美國特別關注肥胖和超重，以及相關的飲食習慣、生態問題［16］。非傳染性疾病主要與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環境因素相關，它主要的倫理問題涉及個體健康和行為對他人、社會的責任、政府的責任與個人自由、社會公正。
3．2以群體為單位的倫理問題
3．2．1弱勢人群、重點人群的倫理問題。
社會弱勢群體是由于自身原因或社會原因造成的出現生活障礙的人群，比如年老體弱者、殘疾人、貧困人口等。重點人群主要指兒童和孕產婦。在《兒童健康，公共衛生》這篇文章中［17］，作者認為兒童應該受到有益的干預措施以保護健康，這些措施包括常規疫苗、新生兒篩查、營養攝入和早期疾病的預防。孕產婦需開展孕期保健服務和產后訪視。這些群體涉及到的倫理問題主要有政府責任與義務、國家父權干涉與家長自由、衛生公平與效率、衛生資源合理分配。
3．2．2特殊人群倫理問題。
這部分群體包括女同性戀、男同性戀、變性人、雙性人(LGBT)，他們因為不同的種族、年齡、社會經濟地位屬于不同的個體，只是因為與性相關的特殊性集合在一起。實際上，LGBT每一個字母都代表不同的群體，他們有各自的健康倫理問題。社會受二元論思想影響，男女兩性以及兩性結合的思想根深蒂固，LGBT因為動搖了社會主流思想而處于非主流地位，很多人根本不愿公開自己的身份，無法享受一般公民基本的權利。LGBT的倫理問題主要有社會公正、尊重與寬容、隱私保護、AIDS倫理［18］。
3．2．3醫務人員面向社會服務的倫理問題。
醫務人員肩負對病人和對社會的雙重義務。在對社會的義務中，醫務人員主要承擔面向社會預防保健的責任、提高生命質量的責任、參加搶險救災的責任、發展醫學科學的責任。預防保健指向公眾進行健康教育宣傳，提高公民的健康素養的基本知識與技能。搶險救災是指在發生突發公共事件時，及時趕赴現場，提供健康服務。發展醫學科學指不斷鉆研醫學知識，促進醫學科學發展。醫務人員提供公共健康服務時主要的倫理問題有醫務人員的義務、疫病流行時的資源分配、政府的職能、國際組織的作用。
3．3公共衛生政策制定中的倫理問題
公共衛生政策制定需要對其目標設定和價值取向進行深入反思。公共衛生政策制定一定要兼顧效益與公平。公共衛生政策要提高政府的公共醫療服務水平，使人人都享有基本醫療保健，最重要的是集中公共資源提供真正的公共產品，比如公共衛生與醫療保障，有責任采取有效措施不斷改善公共衛生等措施在內的預防疾病的條件，建立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以解決弱勢群體看病難的問題［19］。
3．4生物科學影響下的倫理問題
生物科學的發展也帶給公共衛生新的倫理問題。比如，器官移植發展及相關的政策法規不僅會影響臨床治療，也會對整個社會產生影響。人類基因組計劃(HGP)、生物銀行(Biobank)也是醫學倫理與公共衛生倫理共同關注的問題。HGP由美國科學家1985年提出，1990年正式啟動，2005年完成，是人類為探索自身奧秘邁出的重要一步。然而，一方面HGP企求更深層次地認識人體，通過基因診斷和基因治療戰勝疾病和促進健康;另一方面卻引起隱私權、人類尊嚴的褻瀆、基因歧視等倫理問題。近幾年來，生物銀行獲得了公眾的廣泛支持，但也帶來倫理的、法律的和社會的(ELSI)各種問題，包括社會公正、個人自主知情同意、基因咨詢和意外發現(IFs)的處理［20］。
3．5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的倫理審查問題
為了維護人的尊嚴，保護人的生命和健康，一切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和相關技術的應用，都必須經過倫理審查委員會(IRB)的審查。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最核心的倫理問題是受試者的知情同意。受試者招募可能是弱勢群體，有些研究是針對某特定人群和社區的健康需求，所有人體試驗的研究目的最終是為了促進整個人類的健康，這些都與公共衛生倫理密切相關。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的倫理問題主要有個人或社區知情同意、風險利益的公平分配、利益沖突、國際合作的倫理審查。
4公共衛生倫理學的未來發展
第2篇
1.醫學倫理學是什么
醫學倫理學（MedicalEthics)就國內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對此問題的認識存在諸多分歧。有學者將醫學倫理學稱之為醫德學，還有學者認為醫學倫理學就是生命倫理學，二者的區別不過是同一個對象的不同稱謂而已。由朱貽庭教授主編的《倫理學大辭典》認為，醫學倫理學是研究醫療實踐和醫學科學研究活動中人們之間的道德關系和道德規范的一門應用倫理學科。據此，李本富教授將醫學倫理學劃分為醫德學、近現代醫學倫理學、生命倫理學三大部分，并認為這三部分反映了醫學倫理學發展的不同階段。
對于醫學倫理學的不同界定，筆者認為，在我國醫學倫理學研究的初期階段，輕率地否定任何一種觀點都不利于醫學倫理學的發展，因為不同的研究視角，有利于豐富和繁榮醫學倫理學的研究領域。
2.醫學倫理學的學科性質
邱仁宗'研究員認為醫學倫理學是規范倫理學;丘祥興教授則主張醫學倫理學屬于應用倫理學的范疇，伍天章教授也堅持同樣的觀點;而孫慕義教授則認為醫學倫理學是倫理學與醫學之間的交叉學科，既是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又是理論醫學的一部分，是醫學人文學的學科成員之一。
關于醫學倫理學的學科性質，在不同研究者的視野里’其學科性質是很模糊的，甚至在同一作者的文本里也是模糊的，這必然置醫學倫理學在學科地位上處于尷尬困境。目前在全國性的倫理學會議上，甚至在專門討論以應用倫理學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上，幾乎聽不到醫學倫理學的聲音；即使在全國性的醫學倫理學會議上，也很少聽到醫學倫理學以外的倫理學界其他學人的聲音W。與此相似而又頗為不同的另一個問題是，因醫學對醫學倫理學的籠罩而形成的醫學倫理學好像是寄生于醫學之上的、可有可無的、道德說教的陰影。筆者認為，擺脫此種困境，真正確立醫學倫理學的學科地位，對其研究必須明確兩點：一是醫學倫理學的研究絕不應是倫理學原理的簡單套用，二是必須突出醫學倫理學是一門為醫學道德立法的價值學科，是醫學的精神家園。
3.關于醫學倫理學的研究內容
醫學倫理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同社會、不同國家的醫學倫理觀是有差異的，就算在同一國家，不同時期的醫學倫理觀念和規范也有所區別。這體現在醫學倫理學的研究內容方面，在我國的爭論也較多，代表性的觀點大致有：楊同衛、封展旗等學者認為可以從職業倫理層面、技術倫理層面、制度倫理層面展開對醫學倫理學的研究;李本富、李傳俊、叢亞麗等教授認為醫學倫理學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醫德的基本理論、醫德的規范體系、醫德的基本實踐、醫德難題等四大部分。
應該說上述看法都有合理性和科學性，但關于醫學倫理學的研究內容在我國學界仍然存在著兩個明顯的誤區：一是在研究中總把醫學倫理學的研究內容和研究對象混同起來；二是研究僅注重醫學倫理中的個體德性，而不是從個體與整體相結合的角度拓展其研究內容。筆者認為，醫學既是個體的，也是社會的，因此，對醫學倫理學的研究應與時俱進，緊扣醫學發展的時代內涵，探討醫學發展各個層面的倫f問題，惟此，醫學倫理學才能更好地服務和引領醫學實踐。
4.關于醫學倫理學的研究方法
從一定程度上說，一門學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之—是看其是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科學研究方法，我國醫學倫理學的研究方法，基于學科的性質定位、不同角度的審視等原因，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丘祥興教授認為研究醫學倫理學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李本富教授則認為，研究醫學倫理學在堅持唯物史觀和理論聯系實際原則的基礎上，還須運用歸納和演繹法、系統方法、比較法等;而伍天章教授則主張典型案例分析，提倡數據統計法。
當前在我國從事醫學倫理學研究和實踐的人員，大多分別來自醫學和社會科學兩個領域，既熟悉社會科學，又從事醫學工作的人員并不多，這就造成醫學倫理研究要么缺乏“倫理學”理論厚度，要么脫離“醫學”實際。筆者認為，在遵循醫學倫理學一般研究方法的同時，必須借鑒、引入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
5.腦死亡的倫理問題
自1968年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死亡定義審議特別委員會提出與制定了腦死亡的標準以來，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醫學科學組織委員會、北歐等也先后提出了腦死亡的標準。目前，全世界約有80個左右的國家和地區直接或間接地實施腦死亡制定標準。
從上世紀80年代我國也開始了腦死亡判定的理論研討。圍繞腦死亡標準產生的倫理爭論，孫慕義教授認為“從醫學和立法兩方面承認腦死亡標準已漸漸成為一種發展趨勢”，“結合我國當前醫療衛生領域的具體情況，提出我國的腦死亡標準是十分必要的。”邱仁宗研究員就腦死亡病人終止治療應遵循的倫理原則、決策的程序也做出了寶貴的探索w。筆者認為，關于腦死亡的倫理之爭，從積極方面說，關系到怎樣破除陳舊觀念以排除對醫學科學發展的阻礙；從消極方面說，關系到怎樣防止利用腦死亡和器官移植謀殺他人。國家衛生部腦死亡標準起草小組制定的《腦死亡判定標準(成人)（修訂稿))>和《腦死亡判定技術規范(成人)（修訂稿)》無疑表征著腦死亡在我國的實施邁出了扎實的一步。
6.安樂死的倫理爭議
1986年陜西省漢中市發生我國首例安樂死事件，由此在全國掀起了廣泛的安樂死合法化與否的激烈討論。456安樂死觀念的提出和實施，沖擊了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使倫理學和法律面臨新的問題。當前關于安樂死的爭論主要有四種不同意見。其一，反對任何類型的安樂死;其二，贊成任何類型的安樂死；其三，贊成在嚴格監督條件下施行“自愿直接”或“自愿間接”兩種安樂死形式；其四，贊成被動安樂死。就以上爭論的理論依據來說，持不同意見者都不同程度地將人道主義、功利主義、境遇論倫理相對主義作為自己的倫理依據。
我國傳統文化認為人的生死都是命中注定的，誰都無法干預。用儒家的觀點審視，主動安樂死不仁，被動安樂死不善；道家認為人類生死均受自然規律支配；佛家思想崇尚生命、力戒殺生。安樂死的提倡與這些傳統觀念有一定的距離，直至現在仍很難為我們的文化所接受。但是，人的出生是無法選擇的，能不能給活著的人最后一次選擇的機會，我們期待著。
7.克隆人的倫理問題
克隆人技術及其應用問題引起了人類的無限退想，并夾雜著興奮、不安或焦慮，由此引發的巨大倫理學爭論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當前關于克隆人的倫理爭議主要存有三種觀點：其一，堅決反對。甘紹平研究員指出，克隆人是人類不可逾越的倫理禁區。其二，無條件支持。其三，審慎理性對待克隆人技術是大部分學者的觀點。何作庥院士認為我們沒有理由去妨礙科學的進步，人類應寬容地對待克隆技術。高兆明教授則站在中華民族醫學科學飛躍發展的角度客觀審視克隆人技術的影響。
克隆人技術及其應用問題所引起的全球范圍的激烈論爭仍在進行著。我國政府對此問題的立場是：主張區別對待治療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禁止進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鼓勵和支持以治療為目的的人胚胎千細胞研究，促進我國人胚胎干細胞研究健康發展。
8.關于器官移植
充足的、高質量的供體器官是開展器官移植的前提，然而當前器官移植的現狀是：供體器官來源匱乏，嚴重地阻礙著器官移植工作的發展。由此產生的倫理爭議有，關于尸體器官和活體器官采集的倫理問題，異種器官移植的倫理問題，器官商品化和器官的分配的倫理問題。針對器官移植引發的倫理爭議，在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的基礎上，我國首部《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已經于2007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在器官分配的倫理制度上，中華醫學會醫學倫理學分會認為在選擇受體時應把配型相容性排在前列，術后具有良好的存活前景的優先，其他參考項目是：社會價值、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經濟支付能力、醫療衛生資源的公正分配等。
9.基因組研究與基因治療的倫理問題
自2000年人類基因組草圖公布后，基因組研究便進入后基因組時代，但由此引發的倫理爭論也十分激烈。爭論的問題主要有：是否發生基因歧視現象，基因資源的專利與資源爭奪，基因決定論還是非基因決定論，基因技術普及帶來老齡化社會的壓力，基因治療對個體和人類社會是否安全，基因診斷、治療是否會造成醫療費用的猛增，體細胞、性細胞及非醫學目的的基因增強或基因修飾的難以預料的后果影響等。由于基因治療不同于一般的藥物或手術治療，其高效性和風險性并存，從國際上看，仍處于臨床試驗階段_。但是，在基因與倫理的矛盾沖突中，我們的倫理選擇應該是什么？這正是當前迫切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10.健康倫理和衛生資源分配問題
隨著社會的進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識的增強，健康倫理已成為醫學倫理學研究的一個重點問題。有學者指出健康倫理研究的主要內容有：一是如何確保全體居民公平地享有衛生保健，尤其是貧困人群的衛生保健問題；二是怎樣提高全體居民的生命質量，實現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目標。在影響衛生保健的諸多因素中，衛生資源分配狀況無疑與之關系最為密切。因此,有的學者主張遵循公正原則和效用原則分配衛生保健資源;有學者主張根據不同情況采取多元的公正標準和原則，認為應堅持公益性原則、公平性原則、效益性原則、價值性原則。
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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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來，科學技術倫理學在中國經歷了從引進、萌生到發育、成長的過程，己經成為一門有較高關注度的“顯學”，但同時也提出了許多有待商討的問題。一般而言，有爭議、有不同見解有利于新興學科的發展。當前，為了推進科學技術倫理學的健康發展，應當積極開展科學技術倫理學的元研究，在一些有爭議的問題上進行有效的交流、對話，盡可能地在更多的方面求大同存小異。本文僅就三個基礎性問題陳述我們的一些粗淺看法。
一、科學技術倫理學、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的關系
由對中國知網(cnki.net)中的《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的搜索可知，“科學倫理學’|1]121、“技術倫理學”131、“科學技術倫理學”(含“科技倫理學”)141這三個術語，在期刊文章篇名中出現的時間分別是1981年、1987年和1988年。在近幾年的學術討論中，有學者提出，科學是價值中性的，不存在倫理問題，因此“科學倫理學”這個術語是不能成立的。還有的學者認為，以基礎學科為核心的“科學“其倫理性不足，探討其中的倫理問題似無必要”151，只能以“科學技術倫理學”之名進行相關的倫理學研究。
這里，涉及一個科學是否存在“倫理性”或“倫理維度’的問題。如果我們認同“倫理”是指處理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界相互關系所應當遵循的道理和規則，那么科學活動也必然存在著日漸復雜且不可回避的倫理問題。很顯然，人們對“科學倫理”問題是不能視而不見的，科學倫理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或一門學科也有存在和發展的理由。
就研究內容而言，科學技術倫理研究在總體上有兩種思路:一是綜合式研究，即以科學技術整體的倫理問題作為研究對象;一是分析式研究，即分別以科學的倫理問題、技術的倫理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前者的研究成果集結為科學技術倫理學，后者的研究成果分別集結為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
科學技術倫理學、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三者之間的關系，可以轉化為科學技術倫理、科學倫理、技術倫理三者的關系，甚至可以歸結為科學技術、科學、技術三者的關系。按通行的理解，科學技術與科學、技術之間存在著包容關系，科學技術倫理與科學倫理、技術倫理之間存在著包容關系，科學技術倫理學與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當然也應當存在著包容關系。因此，我們討論科學技術倫理學、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三者之間的關系問題，就可以轉化為重點討論科學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之間的關系問題。
1982年陳昌曙發表《科學與技術的差異和統一》161—文，對科學與技術的關系最早做出了清晰的闡釋。此文被視為中國學者研究技術哲學的始點。此后，還有一些學者著文討論科學與技術的差異或區別問題171。通過20多年的思考和辨析，人們在科學與技術的關系上己經形成基本的共識，如在兩者的差異方面，都承認科學與技術是有著不同內涵的兩個范疇，分屬認識與經濟兩個領域，有認識自然界與改造自然界兩種基本目的，有真理性與實用性兩種評價標準，等等。既然科學與技術存在差異，當然就可以而且也應當分別進行研究，于是就分別形成了科學史與技術史、科學學與技術學、科學哲學與技術哲學等幾對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學科。由于科學與技術還存在著不能絕然分隔的聯系，科學史與技術史便可以綜合成為一門學技術學，科學哲學與技術哲學便可以綜合成為一門科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史、科學技術學、科學技術哲學的存在，并不排除科學史與技術史、科學學與技術學、科學哲學與技術哲學的獨立發展。
同樣的道理，科學技術倫理學的發展也不應拒斥科學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的分立發展。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沒有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的發展就沒有科學技術倫理學的發展，科學技術倫理學只能與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攜手并進共同發展。一般而言，科學倫理學研究科學活動范圍內的各種倫理問題，技術倫理學研究技術活動范圍內的各種倫理問題。正如科學與技術不能完全相互替代、科學哲學與技術哲學不能完全相互替代一樣，科學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也是不能完全相互替代的。因為科學活動的倫理本質、道德關系、道德實踐、道德規范體系與技術活動的倫理本質、道德關系、道德實踐、道德規范體系還是有所不同的，對前者的專門研究是科學倫理學的使命，對后者的專門研究則是技術倫理學的任務。
科學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的關系，可以類比為兩個有部分面積重合的圓。科學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的研究內容有重合的部分，而且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深化演進，這個重合的部分還有可能進一步擴大。但是，科學倫理學的圓心與技術倫理學的圓心卻是永遠不會重合的，因為作為科學倫理學研究對象的科學倫理與作為技術倫理學研究對象的技術倫理只可能出現部分重疊，亦即科學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核心課題與技術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核心課題永遠不會重合。
建立在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基礎上的科學技術倫理學，并不是科學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的簡單加和。
一方面，科學技術倫理學要包容科學倫理學、技術科學技術史科學學與技術學便可以綜合成為一門科倫理學的內容.當然也包容科學倫理學與技術倫理學的重疊部分;另一方面，科學技術倫理學還需要有一些超出科學倫理學、技術倫理學的“溢出性”研究內容，如科學技術視角的人與自然界的道德關系、科學技術進步與道德進步的互動機制、科學技術道德與社會道德的關系等。
二、科學技術倫理學的基礎性課題
2007年4月初，筆者對《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收錄的1981~2006年的期刊進行檢索，共搜得以“科學技術倫理”(含“科學技術的倫理”、“科技倫理”)、“科學倫理”、“技術倫理”作為篇名關鍵詞的論文293篇。這些論文的內容，涉及科學技術倫理思想、科學技術倫理意識、科學技術倫理觀、科學技術倫理基本范疇、科學倫理精神、技術倫理原則、科學技術倫理與公共理性的關系、科學技術倫理與法的關系、科學技術倫理規范、科學技術倫理社會化、科學技術人員的倫理責任、科學技術人員倫理態度、科學技術倫理價值系統、科學技術倫理建構原則、科學技術倫理道德建設、工程技術倫理控制、生物技術倫理、企業信息技術倫理、科學技術倫理教育、科學技術倫理學元研究等諸多課題。同期，筆者從《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還搜得以“醫學倫理”作為篇名關鍵詞的論文199篇和以“醫學倫理學”作為篇名關鍵詞的論文455篇。這些論文的內容同上述論文的基本內容是大體對應的，主要涉及醫學倫理思想、醫學倫理意識、醫學倫理觀、醫學倫理原則、醫學倫理決策、醫學倫理模式、醫學倫理委員會、醫學倫理建設、醫學倫理(學)教育、醫學倫理學元研究等問題。
依據20多年來科學技術倫理學在中國的實際發展狀況，可以將其主要研究內容概括為如下八個基礎性課題。
—科學技術倫理思想的歷史發展。技術的產生先于科學，因此技術倫理思想比科學倫理思想有著更久遠的淵源。目前，學者們在中國科學技術倫理思想史和國外科學技術倫理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都不夠系統和全面。今后，我們既要對自古洎今的科學技術倫理思想做通史性的整體爬梳，理清其縱向演進的脈絡，又要對科學技術倫理思想做斷代性的局部剖析，準確把握每一個歷史時期科學技術倫理思想的基本特征，另外還需要對某些代表性人物和重要著述的科學技術倫理思想進行有深度的評述和解讀。
—科學技術倫理學的基本問題。多年以來，圍繞著倫理學的基本問題學者們提出了多種多樣的觀點:(1)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問題;(2)善與惡的關系問題;(3)善與惡、義與利、知與行、榮與辱的關系問題(4)人的道德責任問題19;(5)道與德、義與利、群與己的關系問題10。在科學技術倫理學的基本問題上，同樣會有多種多樣的議論或聲音。科學技術指向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活動和改造活動，因此探討科學技術倫理學基本問題的根本意義，在于確認其研究基點或著力點，明晰人與自然界之間的倫理關系。
—科學技術倫理的主要范疇。科學技術倫理的主要范疇依附于倫理學的主要范疇，是倫理學主要范疇在科學技術領域的具體化、應用化。在科學技術倫理學中，對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公正與不公正、平等與不平等、權利與義務、道義與利益、群體與個體、價值、責任等主要范疇的闡釋，必須立足于科學技術領域的實踐。
—科學技術活動的倫理原則。倫理原則是能夠影響并制約科學技術項目的責任選擇、科學技術活動的道德進階、科學技術成果的價值評價的準則。科學技術活動的倫理原則，其實也是對科學技術活動的倫理要求。在近年的研究中，學者們提出了不傷害原則、有利原則、尊重原則、公正原則等若干條倫理原則。科學技術活動到底應當確立哪些原則，這些原則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這些原則的內涵和實質是什么，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
—科學技術的倫理預見和倫理評價。科學技術的倫理預見，是指在科學技術項目的定向、選擇階段，人們對該項目實施后和完成后將對人類社會可能產生的各種后果所做出的推測。科學技術的倫理評價，是指人們運用某些倫理原則對科學技術活動過程、己經出現的科學技術成果所進行的價值判斷、責任判斷。今后需要研究的問題，包括倫理預見與科學技術決策的關系、倫理評價與倫理原則的關系、倫理預見與倫理評價的關系等。
—科學技術活動的倫理調節系統和調節機制。科學技術活動的倫理調節是對市場調節、政府調節的必要補充，目的在于對科學技術活動的倫理取向進行有效的誘導，調整或化解科學技術活動中的利益沖突。科學技術活動倫理調節系統的構成、調節對象、調節機制的形成條件和作用方式等，應當成為今后重點研究的問題。
—科學技術領域的倫理規范建設和科學技術工作者的倫理責任。科學技術倫理規范的作用是引導、酬學娜動主體提高自身的職業素養、規范自身的職業行為，使他們擺脫在科學技術活動中所遭遇到的倫理困境和道德困惑。科學技術倫理規范建設與科學技術工作者的倫理責任教育應當同步進行。目前需要探討的問題，包括科學技術倫理規范建設的內容、途徑和科學技術工作者倫理責任的本質、科學技術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及其培養過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