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社會科學方法論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論文摘要】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既不同于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也不同于作為一般哲學方法論的歷史唯物主義，它是在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觀(其核心是具體的社會實踐觀)為基礎，通過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中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建構而成的。

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簡言之，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然而．溫奇對韋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網(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總之，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很顯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在結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

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很顯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世界觀或哲學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世界觀或哲學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人們對于社會所形成的理論化、系統化的觀點就是所謂的社會哲學，以這一社會哲學指導去觀察、研究、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現象就是所謂研究社會的方法論，即社會科學方法論。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以社會哲學為基礎的。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要包括兩對相互對立的科學方法論，即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它們分別以兩對對立的社會哲學為基礎。首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社會獨特論”和“社會類似論”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獨特論”認為社會雖然是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社會一旦產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從而與自然區別開來。社會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一種人文或文化現象，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結果。因此，在“社會獨特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不同于自然現象的獨特的人文或文化現象。那么不應照搬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實證的方法)，而應運用人文科學方法(理解的方法)來研究這種獨特的社會現象。“社會類似論”認為社會是自然長期發展的產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會是一種“類自然現象”，具有類似于自然的客觀特點和規律。因此，在“社會類似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與自然相類似的現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即實證的方法)對于研究社會現象也應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社會唯名論和社會唯實論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唯名論認為個人對社會具有先在性，個人是先于社會的，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離開個人及其行為，社會團體和社會活動便不復存在，社會或集體僅是“個人的聚集”。因此，從社會唯名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個人主義”，即認為只有從個人行為角度，以個人為分析基點，才能對于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社會唯實論認為盡管個人是社會的主體，個人生活形成社會，但社會不是“個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類”的，它一旦形成便會產生新的特征，這些特征反過來塑造個人意識與個人行為。因而社會并不源于個人選擇，相反，個人選擇假定了社會的先在。因此，從社會唯實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整體主義”，即認為只有從社會環境角度，以群體、制度和社會為5J-"析基點，才能對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然而，無論是“社會獨特論”、“社會類似論”，還是“社會唯名論”、“社會唯實論”，它們都是對現實社會生活的一種片面認識，因而都是一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社會獨特論”只看到了社會不同于自然的獨特性，即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人文科學方法論而忽視自然科學方法論。與之相反，“社會類似論”則看到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而忽視了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自然科學方法論而忽視人文科學方法論。“社會唯名論”只看到了社會中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及其客觀性、物質性、整體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個人主義”而忽視“方法論整體主義”。“社會唯實論”則看到了社會及其客觀性、整體性、物質性，而忽視了社會由以構成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整體主義”而忽視“方法論個人主義”。

第2篇

關鍵詞： 省屬普通高校 研究生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課 問題 解決思路

一、研究生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課的主要任務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是指社會科學研究為發展和完善社會科學理論在搜集和整理社會科學實踐經驗數據并開展理性思維的過程中所采用的一切途徑、手段、工具和方式。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一般包括方法論、研究方式、具體研究方法。［1］方法論問題歷來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關鍵問題，方法論的突破意味著相關學科領域研究深化。然而在我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學的發展與更新一直比較滯后，尤其是在大部分省屬院校研究生教育對學生研究方法訓練的系統性和前瞻性還存在明顯不足。重視研究方法是一門學科趨于成熟的重要標志之一。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跟社會科學理論同等重要，社會科學方法論甚至構成了社會科學理論的核心。

研究生階段的人才培養，要培養研究生綜合運用所學的知識進行科學研究，提高其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研究生階段的社會科學方法教學的主要任務，是解決學生撰寫學位論文乃至今后進行科學研究的方法和工具問題。提高研究生運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能力，對學生論文寫作能力的提升大有益處。規范研究生的研究方法還能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和層次。在教學中應該注重對實證研究方法的教學，使受教育者在研究生階段培養理論聯系實踐，尊重社會事實，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良好研究素養，為將來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奠定基礎，為我國社會科學的發展作出貢獻。

二、省屬普通高校研究生培養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存在的主要問題

首先，在省屬普通院校，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應用的整體基礎還比較薄弱。通過對所在院校社會科學類研究生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課的教學經驗總結和對吉林省部分省屬高校有關教學情況的個案研究發現，目前一些省屬高校尚缺乏掌握主流研究方法即實證研究全部技能的研究人員和培養這些人才的教育機制。一方面，部分碩士研究生培養單位的指導老師所掌握的資源（縱向和橫向的課題經費）不足以支撐實證研究的支出。另一方面，部分導師和其學生還沒有很好地形成優勢互補的研究團隊，理論研究上多進行規范分析，而缺乏實證的研究。當前部分研究中體現出研究者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掌握還不夠成熟，或者重理論而輕方法。

同時，在部分省屬普通院校，對研究方法領域的教學還存在許多薄弱環節。我與部分同行交流，以及在授課和接受一些研究生關于論文中方法方面問題的咨詢的過程中發現，部分學生面臨的方法方面的問題亟待解決。比如不會選題，對研究問題的確定偏重于依賴專家或導師意見，難以在符合專業方向的論域里發展出感興趣又有能力操作完成的論題，不會界定研究問題，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能激發讀者興趣并且有價值、潛力的選題，等等。有些學位論文沒有研究問題，研究的論域和論題都沒有明確的界定，把研究的論域具體化為論題的時候存在一定的困難。出現這一問題的原因也許不是單純的研究方法方面的不足，但是通過方法方面的引導，可以改善在選題過程中的盲目性。再比如，有的研究論文沒有明確的研究假設。學位論文應該如何提出研究問題或研究假設？不少論文在這個方面比較混亂。［2］一些學生只在導論中提到研究目的、研究問題或假設，而在后面的文獻回顧及研究方法等章節均沒有涉及研究問題或研究假設。顯然是為了提出研究建設而提出研究假設。還有學生在論文文獻回顧中，根本就沒有涉及文獻回顧所涉及的有關其他研究與本研究之間的關系。還有一些論文在提出研究假設時很突然，前人的研究成果與自己的假設之間的邏輯關系沒有介紹清楚。此外，還有一些論文中對統計學的一些基本方法，如均值比較，相關分析等不理解統計軟件給出結果的含義，這些都直接影響了學生學位論文寫作和其今后的研究能力。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初步估計一方面與這些院校的生源跨專業甚至跨學科現象比較多有關，另一方面也與這些社會科學類研究生缺乏應有的方法方面的指導有關。

以上問題反映出了研究生的研究方法實際應用和方法課教學中的一些缺陷，希望能在教學中引起重視，加強對學生在這方面的訓練或指導。

三、教學中解決問題的思路

1.促進研究生選題能力的提高

研究生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選擇“合適”的研究題目，并開展研究，也許不是研究方法課能夠解決的問題。但是在研究生培養過程中，學位論文的選題無論如何都是不能回避的問題。在授課的初期，應該在講授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基本問題后，在進行講授研究設計、研究假設、研究方式、研究方法等內容之前，用適當課時通過實際案例，介紹哪些是合適的選題或好的選題，某些選題存在哪方面的問題，讓學生自己去鑒別、分析、討論、思考。引導學生在自己進行選題之前，要先會鑒別他人的選題，督促學生閱讀其研究領域內重要的刊物和作者的文獻。

2.著力解決研究規范性問題

科學研究要遵循學術規范，包括選題的確定、研究的設計、數據的收集和分析、結果的表述、論文的結構等。加強研究生研究方法的訓練，重要的一環就是強調學位論文的撰寫要遵循學術規范。一方面是對研究程序的理解問題，如研究問題或假設與文獻回顧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是對研究方式和方法的深化問題，如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之間的關系如何結合使用，什么樣的問題適合定性或定量研究。教學中應采用研究生論文的案例（包括部分學生的課程論文與學位論文的研究方法分析與鑒別、課堂與調研作業）進行教學，在經驗層面探尋研究生科學研究中的方法欠缺，澄清存在的問題，找到優勢。從研究選題的論域、研究問題、研究假設、統計假設、統計分析、軟件應用、結論討論等方面分析研究生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規范，進行案例比較和分析，加深學生的直觀理解和印象。對于統計基礎薄弱的學生，則應深入淺出地介紹如何根據研究目的與數據類型選擇統計方法，為學生應用、解釋統計軟件輸出結果奠定基礎。

3.明確研究生與本科生方法課的差異

研究生階段的方法課與本科生階段的方法課，除了在深度、課時方面存在不同之外，在教學的方法與側重點上也存在很大的區別，其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也不同。如果說本科生階段的研究方法教學還主要是傳授有關知識，那么研究生階段則應該促進學生掌握實際研究的能力。把知識過渡到實際的研究與科研論文撰寫能力，要考查知識結構與實踐能力是如何建構的。總結、歸納研究生與本科生社會科學類研究方法課程的教學的異同，特別重要的教學環節是實踐教學。通過課內實踐和一定強度的課外實踐作業，通過“親歷”，激發學生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熱情，使學生投入研究對象或研究對象所在的社會情境中去，自發地掌握科學研究的規范與技巧。包括文獻綜述寫作的訓練、主要研究方式的應用、問卷的設計、訪談技巧等，都需要親自操作才能有深刻的印象。因此，教師要加強教學過程的課外督導，以對學生高度負責的態度提供具體的、個別的指導。

綜上所述，加強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的訓練，能使他們掌握并運用所在學科領域的研究方法，提高論文寫作能力，并為今后的學術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在教學過程中，既要對研究生階段的培養任務與要求有明確的認識，又要充分考慮到省屬普通院校的生源實際情況，采用有針對性的教學方法，在教學中著力解決研究生研究過程中不會研究或研究不夠規范的問題，協助學生從研究問題的確立入手，發展既具有研究價值又具有實證特點的研究問題，并深化學生的研究能力和實際操作能力，使之規范地開展研究，提高研究層次，從而切實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

參考文獻：

［1］林聚任，劉玉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M］.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22-24.

第3篇

關鍵詞：教育研究；方法論；科學方法；科學精神

一、教育研究界關于科學方法的不同立場

2001年12月28日，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的一次研究生課上，該院擅長定量研究（quantitativeresearch）的兩位專家與以質的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見長的兩位專家組織了一場別開生面的題為“兩種教育研究范式的對話”的座談會。該座談會吸引了校內外近百名師生參加，質疑問難，觀點鮮明，氣氛活躍。

數學和教育經濟學背景的學者A相信，社會世界中存在著客觀規律，社會世界是實際存在并可以認識的，可以通過事物之間的數量關系來揭示它們之間的內在關系；定量研究以追求客觀、科學、理性和合乎邏輯為目標；教育研究的功用之一在于為政策制定服務。自然科學和教育經濟學背景的學者B認為，研究范式可能反映了研究者對于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的基本認識觀的差異，然而，保持開放的心態、掌握各種研究范式的基礎、在運用這些研究范式不斷解決具體研究問題的過程中領會其精髓是最為重要的。

英語專業和教育人類學背景的學者C相信，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不存在一個獨立于人之外的客觀實在；社會世界是在人際互動和語言溝通之中建構起來的；研究者只有深入研究現場，深入被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現象，才能獲得真正的“理解”和“解釋”。教育學背景的學者D認為，我們研究可能面臨三種不同的事實，即自然事實（物理事實）、社會事實與心靈事實，這也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分別；社會事實探究已經發生的故事，心靈事實談論的是應當發生的故事，教育學既然是人學，其中關于心靈事實的層面以及部分社會事實的層面，就不適宜用自然事實的“規律”來統攝。

惋惜的是，不同專業背景和研究取向的學者各執一端，“獨白”自己所持的研究立場，就研究范式問題難以形成“對話”，較少達成共識。

誠然，關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爭論由來已久，上述座談會只是人文社會科學和教育研究范式論爭在中國背景下的“復演”。譬如，1989年3月25～26日，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古巴（EgonG.Guba）在舊金山組織了關于研究范式的研討會，并于翌年出版會議論文集《范式對話》（TheParadigmDialog）。從更為廣闊的學科領域來看，在近現代西方思想史上，笛卡爾、康德較早注意到了研究自然世界與研究人的世界的方法論的差異問題，后來的思想家如狄爾泰、迪爾凱姆、胡塞爾、李凱爾特、韋伯等都就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論發表過獨到的見解。

在教育史上，對“教育學科學化”的吁求與“教育學是人文科學”的宣稱并行而進、此起彼伏。典型地，在德國，出現了“科學教育學”與“文化教育學”（Kulturpaedagogik，或精神科學教育學）的對峙。由狄爾泰、斯普朗格、李特、李凱爾特、福利特納、鮑勒洛夫等組成的延續近二百年的德國文化教育學派各家雖則觀點有別，但其基本主張是一脈相承的：對科技發達時代人的生存狀況進行反思，認為現代科技文明造成了“非人化境遇”，在技術統治時代，人的價值、意義面臨失落的危機；將教育—文化—人三者連接起來，融為一體，把教育（Bildung、Erziehung）看作一個人生完成、文化變遷的永恒過程，注重教育對人的價值和意義的提升。20世紀初，德國學者梅依曼和拉伊另辟蹊徑，力倡把教育研究從哲學思辨傳統中脫離出來，走科學化、實驗化的路徑，要求通過科學的驗證來發現和陳述事實。1901年梅依曼首次提出了“實驗教育學”的稱謂，要求通過科學實驗的驗證來發現和陳述教育事實。數年后，拉伊在其代表性著作《實驗教育學》（ExperimentellePaedagogik）中提出，只有通過實驗與觀察，在有意識地簡化要素條件下研究教育現象中各種復雜的因果關系，教育學才能成為一門科學。

一個多世紀以來，人文社會科學的各種理論、方法與技術蓬勃發展，研究方法日趨精細，并陸續引入教育研究領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現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態。但是，從研究范式上看，如國際著名學者胡森（TorstenHusén）指出的，教育研究基本上不外科學范式（scientificparadigm）與人文范式（humanisticparadigm）之列。實際上，在中國內地，關于教育研究方法論的論爭主要不是表現為關于量的研究（一般稱為定量研究）與狹義的質的研究的認識分歧，而是表現為關于科學研究范式（包括教育實驗、問卷調查、數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及相應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與人文研究范式（突出地表現為思辨、歷史文獻研究，以及近來興起的深度訪談、自然觀察、實物文本分析、敘事研究等研究方法及相應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的論爭，或者說關于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論爭、關于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的論爭。

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批評教育研究中的“科學主義”傾向：“由于科學主義的傾向，今天的教育學成了一種純粹描述的東西，使得以人為關注對象的教育學把人放在了自己的理論視野之外；在語言的論述上，所見到的只是邏輯的或科學的語言”。重微觀輕宏觀；重應用輕積累；重技術輕原理；重定量輕定性；重現實輕歷史；重事實輕價值。有學者在論證教育學的文化性格（即境域性）時提出：“隨著教育學科學化運動的繼續深入，特別是許多心理學家獨占教育學之鰲頭，教育學的語言出現了‘客觀化’、‘邏輯化’和‘中性化’的傾向，隱喻，特別是那些能夠有力地說明問題的隱喻倒真是不多見了。……教育學成了一個只有血肉（科學材料）和骨架（邏輯概念）而沒有意識和靈魂的‘植物人’。”最近，又有學者明確宣稱：“教育即培養人。育人即培育人生，構建人生歷程，引導并含蘊人生的意義。教育學即育人之學，育人之學理當關注人生的培育，關注人生意義的建構，關注人生意義的實現。關注人生，這是教育學作為人文學之根本。……教育學不可能全面知識化，教育學思想的魅力就在于去激勵、引導、啟發人們去‘思’、去‘想’教育的‘問題’。如果教育學力圖為自己建構嚴密的、規范的教育學知識框架，這就意味著教育學的自我終結。如果說目前的教育學還只是‘準’教育學或‘準’科學，那么它今后也不會成為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教育學。”這些學者并非簡單地反對在教育研究中運用科學方法，而是表達了對教育研究中“唯科學主義”傾向的擔憂。

持科學范式的教育研究者關注研究方法論問題，如閔維方教授、丁小浩教授提出，“研究方法論本身的價值常常超過了研究所得到的某個具體特定的結論的價值”。但總的來說，很少有人就此撰文發表見解，而且較少對針對“科學主義”教育研究的批判做出書面回應。他們信守自己的研究范式，“客觀”、“科學”、“精確”、“嚴謹”、“規范”、“先進”等，這些是他們對其研究的自我評定。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在教育研究領域，中國內地學者已經完成了一些規范的、有說服力的實驗研究和實證研究，如中科院心理所盧仲衡研究員主持的長達二十多年的“中學數學自學輔導實驗”、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等主持的“教育經費占GNP比例的國際比較研究”，等等。

在中國內地，與心理學研究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樣，雖然近年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倡教育研究中實現科學范式與人文范式的溝通和融合（一般提法為“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相結合”、“科學范式與人文范式相結合”），但是兩種研究范式是否可以融合、如何融合成了難解之題。由于知識背景和研究信念的阻隔，將兩種研究范式較好地結合起來的教育研究范例屈指可數。整體而言，科學方法在中國教育研究界，其命運截然相反：要么受推崇，要么被拒斥。

二、科學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適用與限制

在世界各地，關于科學的涵義的認識并不一致。譬如，在英語世界，科學（science）指“涉及對物質世界及其各種現象并需要無偏見的觀察和系統實驗的所有智力活動。一般說來，科學涉及一種對知識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種普遍真理和各種基本規律的作用”。在這里，科學是自然科學的代名詞。在德語世界，科學（Wissenschaft）的涵義則要廣泛得多，包括一切有系統的學問，不僅包括自然科學，還包括經濟學、法學、哲學、歷史學、語言學等社會科學和精神科學，甚至包括宗教、藝術，教育學屬于科學之列。德文“科學”的詞根Wissen的涵義是“知識”。雖然關于科學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主流的科學世界觀認定，世界可以被認知。“科學假定，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以恒定的模式發生和發展，通過認真的、系統的研究可以認知”，（通過人們運用智慧，借助加強感官的儀器）各種特性的模式是可以發現的，宇宙間存在適用的基本規律。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以無偏見的觀察和系統的實驗作為主要研究方法。觀察和實驗方法被奉為科學之圭臬，在科學探究活動中是適用的和不可或缺的。

從16世紀起，科學實驗開始成為獨立的社會實踐形式。經由伽利略首創、培根論證的實驗方法論對近代科學的興起和發展起了關鍵作用，其基本思想在現代科學實驗觀念中大致都保存下來。實驗成為自然科學中占主導地位的研究方法后，經由心理學而引進入教育領域。在教育領域，從一般教育實踐中的試驗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科學的教育實驗的形成和運用，前后凡二百余年，這其中經歷了從物理學生物學實驗生物學、實驗心理學實驗教育學的發展演變。20世紀初，形成了實驗教育學派。實驗教育學派以自然科學方法為典范，以實證主義為哲學基礎，主張通過觀察、統計、實驗等方法研究教育行為，與思辨的、內省的教育學分道揚鑣。此后，經過幾代教育學家、心理學家的努力，實驗與數理方法相結合并運用于教育研究，形成了注重定量研究的教育實驗基本研究方式，實驗方法成為一種公認的教育研究方法。采用這一方法的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合理地控制或創設一定的條件，從而驗證假設、探討教育現象的因果關系。不少學者認為，教育實驗研究方法的形成，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觀性和偏見。

與實驗方法密切相關的是觀察方法。觀察是指人們有目的、有計劃地通過感官和輔助儀器，對處于自然狀態下的客觀事物進行系統考察，從而獲得經驗事實的一種科學研究方法。科學研究中如果沒有關于研究對象的原始材料，就無法深入認識事物的本質和事物之間的內在關系。通過對教育領域某一現象及變化過程進行全面、深入、細致的觀察，可以獲得關于該事物較為翔實、客觀的事實材料。對客觀事物的觀察還有助于檢驗某種教育理論是否正確，有助于形成新的研究課題。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一些新的儀器設備延伸了教育研究者的感官，使研究者的觀察能力進一步提升。例如，功能性核磁共振顯像（fMRI）是一種擁有高度空間解像和清晰顯像的儀器，它可以描繪出身體和大腦的三維結構和組織。運用這種技術和儀器，可以觀察到被試在接受不同方法的語文教學后，大腦處理語言文字時認知神經活動的情況，進而判斷哪一種相應的教學方法更為有效。

數理研究方法不斷發展和統計工具不斷完善，以及它們在經濟學和社會統計中的成功運用，促使教育研究中的數量分析不斷開展起來。隨著教育逐漸演化為一項巨大的社會事業，教育領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需要研究的復雜化數量問題；同時，數理研究方法和統計工具的不斷發展完善，使得對一些大型樣本和數據庫進行數量分析成為可能，相應地產生了一些有說服力的研究成果。上文提到的厲以寧教授等主持的“教育經費占GNP比例的國際比較研究”，就是內地一項成功的教育經濟研究，并有力地影響了政府的教育投資決策。

實驗、觀察、數理分析和測驗等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運用，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一樣，具有共同的哲學基礎和信念。這一信念就是，堅持實證主義的理論基礎，認為存在客觀實在，客觀世界存在普遍性的規律；把社會當作物質（如迪爾凱姆提出的把社會事實“視為物”來處理），以研究物質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現象，相信這有助于祛除成見、達致客觀；以自然科學為典范，主張通過經驗—數理方法而獲得精確的、普遍性的知識。

主要以實驗、調查、測驗和數理分析等自然科學研究方法進行的實證研究（empiricalresearch，另譯經驗研究）適用于下述研究，并具有以下特征：（1）適合于宏觀研究，以發現趨勢性的特征。譬如，內地關于高等教育（作為社會經濟部門之一）的產出乘數和影響力系數的研究。（2）適合于對社會現象進行數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關分析，發現趨勢性的因果規律和相關規律。例如，在國際范圍進行比較，研究教育經費投入與GDP之間的數量關系。（3）能夠證實或證偽已形成的理論假設，并不斷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論假設。幾十年來，兒童心理、學習心理領域的許多理論就是通過驗證或證偽方法發展起來的。這一點，類似自然科學研究的“累積效應”。（4）研究結果可以做概念上的推斷演繹，只要測量尺度、數據類型符合數學模型的要求，推斷就是有代表性的、可推廣的。（5）實證研究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具有明確、具體的操作程序，結果檢驗有具體的檢驗手段和系統的評估標準，基本可以保證研究操作和結果的可重復性。由此可見，在教育領域中，在宏觀研究、因果分析、規律性和趨勢性問題分析及驗證推演方面，自然科學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毋庸置疑，科學方法在自然科學研究中是適用的、可行的。自然科學方法經過改造后，移植到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研究領域中，促使這些研究領域發展成為較為成熟的社會科學學科。當然，關于在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研究中采用科學方法，仍然存在爭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耶克（FreidrichA.vonHayek）批評了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企圖以自然科學方法研究人文社會界，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極為復雜，不能僅憑數據和量化證據達成探究過程；他還指出，不但在經濟學領域，“普遍地在與人有關的其他學科中，貌似科學的方法其實是最不科學的”。就教育研究而言，問題似乎更為復雜。

教育研究者面對的是一個有意義的、價值關涉的教育世界。在教育世界中，既存在科學世界范疇，也存在生活世界范疇。教育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社會現象，它首先是一個人的培養過程，一個活生生的學生成長過程，然后才衍生為一項社會事業。教育中的許多問題，需要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教育世界中的微觀問題、深層問題和價值關涉問題，需要研究者進行深入細致的描述和分析，需要深層的體驗和思考；教育活動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因而需要研究者對教育活動的整個脈絡進行詳細的動態描述；微觀的教育活動特別是課堂活動、師生交往活動是一種自然情境，在自然情境下研究教育活動者的經驗世界，研究結果可能更切合教育活動者的生活實際，研究結果的運用更具有針對性。此外，教育的目的、理念、制度和道德人格等價值關涉問題，難以采取純粹的量化研究方法，而是需要運用哲學、歷史、比較等方法進行考察，或者綜合運用各種研究方法。一些倡導但不拘泥于科學范式的教育學者覺察到了這一點。譬如，力倡教育研究實驗化的梅依曼否認實驗教育學可以包括教育學的整個領域，他還詳細論證了實驗教育學的研究范圍。

杰爾納（EernestGellner）提出的“只有一種人，還是有許多種人？只有一個世界，還是有許多個世界？”這個本源性問題，在國際及國內教育研究界都表現出不同的回答。有學者認為，社會科學（包括教育學）“能否達到像自然科學那樣的發達程度，取決于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有沒有能力去發現、鑒別和研究人類特性與人類活動中的恒常性質”，“一切區域、一切種族的人們都有著相同的基本分子結構；他們有著組成大腦結構的相同的神經系統；一切個體的生長方式也都是相同的。這些限定著人的生理和心理行為的共同特征來自共同的基因組成”，“區別是表面性的，主要是來自一代又一代人對環境的適應；相似則更具有根本性，因為它們是一種共同的人類本質的體現”，“可以說全體人類都屬于一個種類，只有一個人種”。持類似觀點的內地學者堅持自然科學的世界觀，并堅信社會世界存在與自然世界一樣的規律，可以通過科學方法來揭示這種規律。在另一類教育研究者看來，物質世界存在客觀規律，但是這種規律不能遷移到社會生活世界中來；社會世界中或許存在宏觀性的發展趨向，但是歷史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復的；每一個個體的情感和行為是獨特的，個體的價值是獨一無二的，區別和差異是顯著的，正是個體的差異組成了社會世界的豐富多樣性。后者還認為，探討人類的基本分子結構或大腦結構的神經系統，這屬于生命科學的范疇，探究的是“物質人”的規律；教育研究者面對的是有價值、有意義的人的世界，研究對象是由有情感、有意識的人組成的教育活動（主要表現為課程、教學和課堂），不能采用把人“還原為物質”的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教育活動，教育研究需要體認、理解與解釋；其中，還不斷有學者宣稱教育學是人文學科，是一種關于人的獨特知識，這門學問探討無規則可循的人的精神世界。

可見，科學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是適用還是有所限制，迄今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答案。是采用科學方法還是采用非科學方法（non-scientificmethod，不一定是反科學方法），與其說與研究者的專業背景相關，毋寧說與研究者的世界觀、人性論、研究信念關系更為密切。雖然人文科學背景的教育研究者采用自然科學方法的比較少，但是深諳自然科學方法轉而以哲學、歷史、比較方法或質的研究方法從事教育研究的學者并非鳳毛麟角，人文科學背景的教育學者力倡自然科學研究范式的也時有出現。

鑒于對自然科學方法的限制的認識，近年來，后實證主義、批判理論、建構主義得到了內地眾多教育學者的大力提倡，后現論和其他非理性主義（如存在主義）亦為一些中青年教育研究者所推崇，質的研究方法于數年前引進內地后逐漸被一些學者、研究生和中小學教師所接受和采用；實證研究在教育政策制定中受到了倚重，但是在教育研究界并不具有“話語”優勢。于是，有人認為，在缺乏科學傳統、實證研究為數甚少的內地教育研究界，質的研究和后現論是一種“奢侈品”，教育研究更迫切需要的是科學方法。

三、作為教育研究者必備品質的科學精神

在我國教育研究界，關于科學方法的論爭，就如國外延續了數百年的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論爭以及延續了一個世紀的教育研究方法論的論爭一樣，不會有答案，但還會不斷延續下去。進入不同教育研究者的視界的教育問題不一樣，他們采用的研究方法差異甚殊，但是，有一種共同的研究信念和氣質應當貫通于不同的教育研究群體中，這就是科學精神。

科學精神受到我國學術界的關注，由來已久。1922年，梁啟超先生就“科學精神”問題做專題演講。他指出：“有系統之真知識，叫做科學。可以求得有系統之真知識的方法，叫做科學精神。”梁啟超對科學方法的涵義以及中國學術研究由于缺乏科學方法而帶來的病癥進行了精辟的分析，但是囿于時代，這位啟蒙思想家的理解難免有所偏差，他所提出的科學精神實為科學方法。

科學精神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科學精神源于自然科學，可以概括為求真求實求準：求真就是注重對事物內部聯系和內部規律的探索，強調由興趣激發純粹求知的探索；求實就是講求以實驗為依據，認識真實的、可重復推廣的現象；求準就是講求定量上的準確描述。廣義的科學精神則是指由科學性質所要求的、貫穿于科學探究活動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狀態和思維方式，是體現在科學知識中的思想或理念，它不限于自然科學領域。下文所指的科學精神是在廣義上使用這一概念。

科學精神不同于具體的科學研究方法，前者屬于更高層次的方法論原則或探求真理的精神境界。科學精神是一種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科學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葉瀾教授提出，科學方法在教育研究中要“有條件地適用”，“但科學的精神，不以臆想代替事實，以事實為根據作判斷，遵守人類語言、理論表達、交流的一般邏輯要求，則具有普遍的意義”。求實、懷疑、批判、嚴謹、堅持、協作、無偏見等，這些都是科學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科學精神不獨體現在自然科學研究中，以及采用自然科學方法進行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一項嚴格的實證—實驗研究或定量研究是建立在科學精神的基礎上的。但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哲學思辨、歷史研究、比較研究，所采用的主要不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只要其是嚴格的研究，其精神氣質就是科學的、求真的。譬如，質的研究者的世界觀與科學范式的研究者不同，前者認為在研究中不存在獨立于人之外的客觀實在；在研究取向上，前者不追求研究的純粹客觀性、精確性、可重復性。但是，質的研究者要求研究必須有深入、細致、系統的調查材料作為基礎，從研究者自己收集的資料中尋找有意義解釋或理論的根據。質的研究不是一種模糊的、包羅萬象的方法，而是有一定科學規范和明確要求的分析方法。可見，一項嚴肅的質的研究，是符合科學精神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研究問題不同，方法必然有所區別，但是科學精神卻是在做任何一種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應當具備的。在教育研究領域，莫不例外。

“科學”研究并不完全取決于研究中所采用的特定方法。事實上，對一種現象的探究可以采用數種方法，在每一種方法內又可以選擇不同角度，沒有一套規則或“科學方法”能夠告訴研究者如何去開展各自的研究。由研究者開創的研究完全依賴于研究者自己的創造力，設計出特定的方法，去發現和檢驗某個系統中的一貫樣式。當然，在研究過程中確實存在一套非正式的程序，在表述研究結果時同樣應力求精確嚴密。對人文社會科學和教育研究而言，研究方法是具體的，滲透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的科學精神則具有更根本的意義，應該由科學精神來引導選擇研究方法、設計研究途徑、實施研究過程，最終表述研究結果。

以下結合對中國內地教育研究現狀的考察來討論涵養科學精神在教育研究領域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筆者依據對我國規則最高、影響最大、稿源最豐富的教育類學術期刊——《教育研究》（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主辦，月刊）2001年所登載論文的分析予以佐證。

2001年度，《教育研究》登載各類文章204篇，其中研究論文165篇，其余39篇為學術訪談、會議綜述、書評、課題成果簡介等。在165篇研究論文中，筆者根據論文作者所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進行了有關統計，各類研究論文分布如下：思辨類論文115篇；歷史文獻研究論文14篇；比較研究（主要是國別研究）論文14篇；調查報告12篇；實驗報告7篇；數理分析論文3篇。可見，2001年度《教育研究》所登載的論文主要為以思辨、歷史文獻分析、比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定性研究”論文，占86.7%，這其中思辨類論文在數量上又占有絕對優勢。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學方法完成的調查報告、實驗報告和數理分析研究論文共計22篇，僅占13.3%。需要指出的是，在思辨類論文中，嚴格的哲學思辨論文并不多；不少論文缺乏理論提升，或者缺乏嚴密的邏輯推理，或者沒有建立在對教育事實的系統分析之基礎上，屬于議論性而非論證性作品。從這一年份《教育研究》所載論文情況，可以窺見內地教育研究的現狀。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的教育研究有了長足的進展，從經驗走向理論，研究方法日趨豐富，研究逐步規范，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對于揭示教育教學規律、改進教學質量、提高教育決策的科學化水平做出了相當的貢獻。但是，教育研究的現實仍然不容樂觀，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研究者通過對內地20年來教育研究方法和資料分析方法的研究，歸納了教育研究在方法論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注重方法論，教條主義、經驗主義、思辨傾向嚴重，大量的文章是解釋或綜述性的，實證研究比例很低；研究方法單一化，定性研究傳統仍然占主導地位，實證—實驗方法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有些實證—實驗研究者又固守實證方法而忽視或貶抑其他方法，各種研究方法缺乏融合和互補；研究方法落后，質的研究很少應用，現代數學和自然科學成果遲遲未被引進到教育研究中來。

中國內地教育研究者一般來自教育學或人文學科背景，教育專業研究生的來源要多樣化一些，但是理工科背景出身者仍屬少數。教育研究尚未走出思辨傳統，實證研究還需要大力開展起來。在這種背景下，時有人文類教育學者對“唯科學主義”發難，科學范式的教育學者保持沉默，無怪乎有識之士要為教育研究中的“科學主義”辯護，反問：沒有“科學”，何來“主義”？這是在維護自然科學的教育研究方法，更是在呼吁一種科學精神。

由于知識背景和研究信念的差別，在教育研究者界存在斯諾（C.P.Snow）所指陳的“兩種文化”的對立，門戶之見頗深，齟齬不斷。在一些非正式場合，科學范式的教育研究者非議同行中的非實證研究者“寫文章，不是做研究”、“寫故事”、“憑空臆想”、“拍腦袋”；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反唇相譏，認為對方“機械移植自然科學方法”、“把人工具化，失落了人的價值”、“沒有思想”、“做習題”。總之，事實與價值、量與質、工具理性與目的理性等的二元分割明顯阻礙著不同教育研究群體的交流與對話。由此可見，內地教育研究方法論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是研究方法的問題，培養科學精神可能更為緊迫。這是因為，有了科學精神的指引，研究者就會更自覺地學習專業知識和專業相關知識，掌握并恰當地運用研究方法。對于內地教育研究界而言，涵養、弘揚科學精神比學習、掌握研究方法更帶有根本性。當然，研究方法的訓練十分重要，教育研究者需要熟練地掌握一種或一種以上的基本研究方法，對其他的主要研究方法也要有所了解。

應當指出的是，倡導科學精神并不意味著忽視、否認人文精神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科學求真，人文求善，但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并不矛盾，二者之間的沖突只是其表象而已。科學追求真理，認識自然和人賴以生存的物質世界，使人獲得自由與幸福，這與強調人的價值、尊嚴、自由、幸福的人文精神是內在地和諧一致的。教育的對象是人，教育研究的對象是由人構成的教育現象。在教育研究中，可能存在科學范式與人文范式的對峙，教育研究者可能會側重使用各自熟悉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氣質追求上，任何一項真正的教育研究都應該是融合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研究。提倡“科學范式與人文范式相結合”、“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相結合”，實際上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相結合”在方法論層次上的反映。

人文社會科學和教育研究中的不同研究范式是在不同的世界觀下形成的，各種廣泛使用的研究方法無一不是人類長期進行知識探索和知識積累的結晶，各種研究方法各有各自的合理性和適用范圍。在教育研究中，厚此薄彼，排斥異己，是科學精神的對立面。科學范式的教育研究者與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攜手合作，培植科學精神，造就學術共同體，是為教育研究之必需。

參考文獻：

[1]EgonG.Guba(ed.).TheParadigmDialog[C].NewburyPark,CA:SagePublications,1990.

[2]鄒進.現代德國文化教育學[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

[3]〔德〕拉伊.實驗教育學[M].沈劍平，瞿葆奎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43-144.唐瑩.元教育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56-60.

[4]T.Husén.ResearchParadigmsinEducation[A].JohnP.KeevesandGabrieleLakomski(eds).IssuesinEducationalResearch[C].Amsterdam:Pergamon,1999:31-39.

[5]毛亞慶.論教育理論建構的科學主義傾向[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42（3）:39.

[6]張斌賢.試析當前教育研究中的“唯科學主義”[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1998,（1）:1-5.

[7]石中英.簡論教育學理論中的隱喻[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42（2）:47.

[8]劉鐵芳.教育學何以作為人文之學[J].天津教科院學報，2003,（1）:8.

[9]閔維方,丁小浩.重視研究過程和方法的規范化[N].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5,3(1):37.

[10]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15卷[Z].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1:173.

[11]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美國2061計劃[R].呂達,周滿生.當代外國教育改革著名文獻:美國卷?第二冊[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26.

[12][22]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導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240,343.

[13][法]E.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M].狄玉明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7.

[14]秦金亮.國外社會科學兩種研究范式的對峙與融合[J].山西師大學報:社科版,2002,（2）:8.

[15][英]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論文演講集.馮克利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460,466.

[16]EernestGellner.RelativismandtheSocialScience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

[17][23]Cho-YeeTo.TheScientificMeritoftheSocialSciences[M].StokeonTrent,UK&Sterling,USA:TrenthamBooks,2000:45-46,49.

[18]梁啟超.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R].北京:中國科學社,1922-08-20.

[19]葉沿林.弘揚科學精神建設一流學科[N].北京大學校報:北京大學物理學院九十周年紀念專刊,2003-10-20,A1.

[20]葉瀾.教育研究方法論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326.

[21]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22-24.

[22]同[12]，p.343.

[23][17],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