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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1]。顧名思義，法律反映經濟之狀況，經濟是法律的本源。也就是說，離開了經濟，法律便無從談及。后來有許多學者把這句話理解為經濟是決定法律的唯一因素。很明顯，這種理解是對馬、恩觀點的一種誤讀。恩格斯對此進行回應說：“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進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和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因素，那么他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2]馬、恩經典作家已經清晰地告訴我們，法律源于經濟，但法律又具有獨立性，對經濟具有保障與促進作用，但法律具有鮮明的物質制約性。同樣的道理，法律意識也具有明顯的物質制約性。我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其對法律的需求量就好，法律也就相應發達，當地居民的法律意識現代化程度就高。

由于長期的歷史原因、特殊的政治與社會因素之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形成了較為明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式。在這種經濟結構性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現象表現得十分明顯，即廣大農村的經濟發展遠遠落后于城市。其中，中西部地區的農村經濟狀況遠遠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農村的經濟。為便于明晰，現把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及消費差異特列表如下：

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和收入的地區差異[3]

地區 消費支出 農民收入 

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1年 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1年 東部

中部

西部 1.8     1.9    2.1    1.9    1.9

1.3     1.4    1.4    1.2    1.2

1.0     1.0    1.0    1.0    1.0  1.8    2.0   2.4     2.1    2.2

1.3    1.4   1.5     1.3    1.3

1.0    1.0   1.0     1.0    1.0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2001，2002年有關資料整理而成

從上表可以清晰看出，自1985年至2001年間，中國東部與西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呈拉大之勢。另據資料記載，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明顯滯后于城鎮居民，2001年占人口62%的農民消費只占我國全年社會零售額的37%，占人口38%的城鎮居民消費占全年社會零售額的63%。城市弱勢群體收入增長幾近停滯，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全國平均20%高收入戶的平均收入約為20%的低收入戶的7~8倍”。[4]這則資料也清晰表明，城鄉經濟以及城市內部也存在著明顯的差距。這足以表明，盡管我的經濟已取得十分明顯的成就，但我國的經濟發展還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問題。諸如居民收入差距增大、經濟結構不合理等。廣大中西部地區的農村的經濟還欠發達，經營模式還多停留在傳統的以農業、手工業為主的經濟模式。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民眾之間發生經濟糾紛的情況十分少見，法律在當下社會中的作用也不具備明顯的重要作用。鑒于法律意識深受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及政治文明建設水平的制約。農村經濟水平的低下，尤其是中西部地區農村的經濟發展滯后狀況必然影響到我國國民整體法律意識水平的提高。

正如有學者所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正式的法律制度開始大規模地進入鄉村社會，即所謂的‘送法下鄉’。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現實的情況并未達到發起這場運動的人們所設想的理想狀態，相反倒處于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在很多情況下，原有的社會控制手段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人們往往規避法律或者干脆按照習俗行事。”[5]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何在？以筆者淺見，盡管其中有傳統習俗的影響使然，但傳統的以農業為主的生產模式以及自給自足的社會現實是造成這種狀況的主因。孟德斯鳩曾說：“法律和各民族謀生的方式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一個從事商業與航海的民族比一個只滿足于耕種土地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范圍廣泛得多。從事農業的民族比以畜牧業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內容要多得多。從事畜牧的民族比狩獵為生的民族所要的法典的內容就更多了。”[6]按照孟德斯鳩的觀點，由于我國廣大農村居民依然采取以農業為主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下，民眾相互之間產生的經濟糾紛較少，因此對法律的需求也相應降低，這無形大大降低了民眾對法律重要性的認知，他們的法律意識也因此不發達。

其實，公民的法律意識水平也并非僅與民眾所采取的生產方式有關，孟德斯鳩也并沒有強調生產方式是決定公民法律意識的唯一性。馬克思認為：“法的關系正象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7]換言之，法律意識的產生、發展以及內容之多寡均與其主體所生活的物質環境有著重要的關系。那么，一個國家與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毫無疑問也對其法律意識的發展起著重要的制約作用。同樣的道理，我國廣大農村發展的滯后，必然影響到國民法律意識整體水平的提升。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既然中國當前經濟發展所存在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影響并制約了我國國民法律意識的發展，那么，深化經濟改革，推動經濟良性發展，尤其是推動廣大經濟欠發達地區經濟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