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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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內容摘要：目前，國內外都不存在系統的、成型的“流通經濟學”。我國對流通問題的研究，雖然由定性分析為主發展到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并存的局面，但其方法論基礎仍然混亂，方法論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并存。本文認為，應當把流通問題研究的方法論基礎統一到主流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這是構建“流通經濟學”的必要條件。
關于流通理論，國內有各種稱謂，計有“流通經濟學”、“商業經濟學”、“貿易經濟學”等。為討論方便起見，本文采用“流通理論”這一稱謂來概括所有關于流通、商業、貿易等問題的理論與學說。
我國流通理論的發展演進
（一）我國流通理論的發展歷程
第一階段大體上是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這一時期流通理論的表現是：計劃經濟體制下“重生產、輕流通”，“重工農業、輕商業”的局面開始轉變，學界和政府都認識到了流通問題、商業問題的重要性。就這一時期的流通理論而言，主要以馬克思《資本論》以及其他著作中的經濟思想為指導，重新采取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要素理論來研究流通問題。這一時期的流通理論，以孫冶方的《社會主義經濟論——流通篇》為發軔之作，隨后涌現出一批在流通理論上多所創見的專家學者，他們撰寫了大量的論文和專著，為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提供了理論上的論證。這一時期的流通理論，總體上說來是“破”大于“立”。之所以說“破”，是因為改革開放前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當時盛行的是“無流通論”；而改革開放伊始，首先進行的就是對“無流通論”的批判和破除，重新確立“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論判斷。從研究方法上來看，這一階段的流通理論主要以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為指導，并未引入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方法。
第二階段即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今，這一時期我國經濟學界重大轉變表現為西方主流經濟學說的大規模引進。大規模引進表現為大量西方經濟學著作的譯介、高校經濟學教育中西方經濟學的比重越來越大、學術研究當中運用西方經濟學方法日益增多。具體到這一時期我國流通理論，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方面是研究對象日益專門化，企業管理、市場營銷、零售、物流、電子商務等領域的研究都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技術化，即計量經濟學、博弈論等研究工具被用來研究流通問題。
（二）我國流通理論的研究現狀
從目前來看，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并不存在系統的、成型的“流通經濟學”。因為，任一學科如果足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就必須具有區別于其他學科的明顯特征，必須有一個或若干個核心原理，在研究對象或（和）研究方法上必須有其自身的特色。以主流經濟學為例，其核心原理就是最優化，可以說，整個微觀經濟學就是建立在最優化基礎上的。個體消費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從而加總得出需求曲線；個體生產者最大化自己的利潤，從而加總得出供給曲線，而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了市場。至于宏觀經濟學，也仍然是建立在微觀主體最優化行為基礎之上的。宏觀經濟學當中，消費、投資等活動仍然可以歸結到微觀主體的最優化行為，唯一一個外生變量是貨幣供給。而貨幣供給成為外生變量的時間也不長，只有在政府壟斷貨幣發行并且貨幣不可兌換之后才成為真正的外生變量。既便如此，理論上政府也可以通過最優化的計算來確定最優貨幣供給量，說到底，還是歸結到最優化這一基本原理。
當前我國流通問題研究的特點是“雜”和“亂”。所謂“雜”，是指研究對象“雜”。從批發、零售、物流，到餐飲、會展、電子商務、拍賣、租賃等，很難合并歸類。所謂“亂”，是指研究方法“亂”。對于流通問題的研究，過去主要以定性分析為主，近年來定量分析方法的運用逐漸增多。計量經濟學、博弈論等分析工具和研究技術被引入到流通問題研究當中。引入新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技術固然是好事，但方法論基礎不明確，僅僅引入新的分析工具，難免給人以“為技術而技術”的感覺。
流通問題研究與主流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
（一）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方法論集體主義
主流經濟學的核心原理——最優化原理，其更為深層的基礎是個人主義方法論。整個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就是個人主義的，通過對微觀個體進行“經濟人”假設，從“經濟人”的最優化行為出發，演繹出一系列的理論。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與政治體制上的憲政主義、經濟體制上的自由市場機制是相互匹配的，內部關系是融洽的。
與個人主義方法論相對應的，是集體主義方法論。集體主義方法論認為，某一集體是有共同目標的，是有終極目的的。這一集體可以小至家庭，也可以大至國家。特別是集體主義方法論認為整個國家是有共同目標或終極目的的。應當說，集體主義方法論與個人主義方法論是有重合之處的，二者都認為，微觀主體（個人、家庭、企業、社團）是有共同目標的；但如果把主體擴展到整個國家，則二者分歧立顯：個人主義方法論認為國家或政府沒有終極目標，而集體主義方法論認為國家是有終極目標的。
二者分歧的深層根源在于對個人價值的看法不同，個人主義方法論認為，個人本身就是目的，并不是實現其他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國家、社會、政府只不過是幫助個人實現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它們本身沒有也不應該有自己的價值和目的。相反，集體主義方法論認為，國家、社會是有共同目標和終極價值的，個人僅僅是實現集體目標和集體價值的工具和手段。
（二）我國流通問題研究的方法論基礎一直是集體主義
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國在意識形態上逐漸確立起集體主義價值觀；相應地，在學術研究上也采取了集體主義方法論，這一點在經濟學領域體現得尤其明顯。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經濟制度是“統制經濟”（筆者認為，“統制經濟”比“計劃經濟”更好地描述了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體制的特點，因為我們并沒有像前蘇聯那樣對經濟進行精細的“計劃”），相應地，我國奉行的經濟學本質上是取自蘇聯的“統制經濟學”，而“統制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恰恰是集體主義的。“全國一盤棋”、“全國人民萬眾一心”等集體主義價值觀不僅高揚在意識形態領域，而且也深入滲透到學術研究領域，這一點在經濟學研究當中表顯得尤為突出。直到改革開放后很長一段時間，這種思維模式仍然廣泛地存在于各種流通問題研究當中，直到目前仍有相當的慣性。
西方主流經濟學當中并不存在“流通經濟學”這一分支學科，因為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是個人主義的，所以在西方國家，研究流通問題是微觀主體即流通企業的任務，營銷、物流、零售等管理類學科都很成熟，但針對“宏觀”流通問題的理論幾乎沒有。在學科分類方面，營銷、物流、零售都屬于管理學，而不屬于經濟學。當然，管理學的方法論基礎也是個人主義的，而不是集體主義。
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個人主義的，相應地，研究市場經濟中的流通問題，也應當采取個人主義方法論。這樣既與現實經濟制度相適應，也與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相適應。統一流通問題研究的方法論基礎的必要性
我國學者對流通問題的研究，大多數都采取“提出問題——分析問題——政策建議”三段論的模式，但以主流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來看，這種研究模式是有問題的。問題恰恰出在一般認為最有價值的“政策建議”部分。按照主流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流通問題幾乎都是微觀主體即流通企業面臨的問題。流通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方面，與一般的生產企業并無二致，如果在流通中出現了問題，比如成本過高、效率較低等問題，企業自身出于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考慮，自然會采取措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本不需要政府出臺政策進行干預。舉例而言，在物流領域有一個評價運輸效率的指標——空駛率，我國的空駛率比歐美等發達國家要高得多，這當然說明我國在運輸資源的使用方面效率低下。但是，針對這一問題，政府又能做什么呢？根據主流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無論空駛率高還是低，都是物流企業自身造成的，最有動力降低空駛率的不是政府，而是物流企業。因此，這一問題本不該由政府來負責，也無需政府出臺什么政策來促使空駛率降低。所以，我國空駛率較高的原因，就應該從其他方面來分析，如物流企業的規模普遍較小、物流企業的技術手段比較落后等。嚴格來講，在直接影響到物流企業的各種因素當中，只有稅收與物流園區用地兩方面與政府有關，其他方面，均屬企業自身的經營管理問題。所以，即便空駛率很高，政府也管不了，而且也不該管。這是從方法論個人主義出發得出的必然結論。
但我國的現實是，政府往往先是對經濟活動進行不合理的干預，干預之后使經濟活動產生了許多問題，接下來對這些問題再次進行干預，由此又產生了新的問題，如此無限循環下去。
流通理論研究中的“政策建議”，往往就是建議政府對先前干預產生的問題進行再干預，這是一種“越描越黑”的做法。究其根源，便是學術研究中長期存在的方法論集體主義。前已述及，方法論集體主義就意味著微觀個體的經濟活動本身不是目的，而僅是承載某一或某些集體目標的手段，照這種思路，任何政策都取得了理論上的合法性。
以北京為例，如果某個人打算從事出租車行業，那么他必須“掛靠”某一出租車公司，否則就是“黑車”。各出租車公司為保持自己的市場份額和既得利益，聯合起來游說政府，成功地建立起市場準入制度。而政府反過來以“保護乘客利益”為由，統一制定收費標準，于是便造成了目前空駛率高的狀況。破除這種局面的釜底抽薪之舉，是取消目前的市場準入制度。稍微學過經濟學原理的人都知道，這樣一來必然有更多的人愿意從事出租車行業，競爭的結果是產生一個均衡的市場價格，這一價格肯定要低于目前的統一價格，從而，空駛率必然大幅降低。
以上例子僅是我國流通領域中的物流、運輸問題，類似的問題在其他流通領域還有不少。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很多學者潛意識里都在使用集體主義方法論，而不是主流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這也是眾多“政策建議”難以發揮作用的根源。
結論
宏觀流通問題進行研究，如果要運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那么就應秉承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應當指出，解釋和預測是主流經濟學的主要功能，而不是動輒就要提出什么“政策建議”。我國學者應該盡量做到“述而不作”、“述而少作”。畢竟，提出政策建議這一行為，本質上采取的是集體主義方法論。
近年來，隨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大規模引入，在我國流通問題研究方面也出現了個人主義方法論與集體主義方法論并存的局面。而方法論基礎的混亂，是當前我國流通問題研究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筆者認為，如果要構建一門系統的、成型的“流通經濟學”，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統一流通問題研究的方法論基礎，也就是統一到主流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上來，這是構建“流通經濟學”的必要非充分條件。
參考文獻：
1.[英]馮•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三聯書店，2003
2.夏春玉.當代流通理論——基于日本流通問題的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