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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額貸款公司自試點以來，其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在迅速發展的過程中，客戶的信用信息難以獲得、貸款流程簡化等特點也為小額貸款公司帶來了非傳統金融業的風險。本文利用中國本土數據，就小額信貸者的行業及職位等級對其違約風險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從業于私營企業、民營企業或者個體戶的貸款者的違約風險要顯著高于其他所有制行業，而小額貸款者的職位等級越高，其違約風險越低。這都說明行業及職位等級作用于貸款者的“隱性經濟能力”影響了其違約風險。

關鍵詞：

小額貸款；違約風險；行業及職位等級

一、引言

小額信貸（Micro-Credit）指向低收入群體和微型企業提供的額度較小的持續信貸服務，其基本特征是額度較小、無擔保、無抵押、服務于小微企業和個人。銀監會規定：小額貸款公司是指由自然人、企業法人與其他社會組織投資設立，不吸收公眾存款，經營小額貸款業務的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的主要資金來源為股東繳納的資本金、捐贈資金，以及來自不超過兩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融入資金。目前小額貸款公司面臨著以下挑戰：首先，“只貸不存”的模式使得小額貸款公司更容易出現資金緊張情況，進而影響到業務發展，因此小額貸款者能否到期還款是小額貸款公司最需要關注的問題之一。其次，小額貸款一般是無抵押貸款，這極大地增加了貸款者的違約風險，小額貸款公司與迫切的需求去評估其客戶的還貸能力。最后，小額貸款公司無法像傳統銀行業那樣從征信系統中獲得的客戶信用信息。因此獲取并分析貸款申請者的信息是小額貸款公司降低信用風險的重要措施。小額貸款申請人的職位等級來源于職位分析和職位評價，根據職位的工作性質、責任輕重、難易程度和所需資格條件等對職位進行分類。職位等級往往與個人的社會階層密切聯系，職位所帶來的收入是社會分層變量中的主要變量。在我國背景下，行業及職位等級對小額貸款者的違約風險的影響存在不確定性。不同行業背景下的職務等級可能蘊含著個體隱形的社會資源，而這些隱性資源可能會對小額貸款者的信用水平和違約風險造成影響，學術界尚缺少此類研究。本文采取了國內山東省某家小額貸款公司的12172筆小額貸款業務的客戶信息，實證研究了小額貸款者違約風險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小額貸款者的職位等級對其貸款行為的違約率有顯著影響，具體來講高管人員有更低的違約傾向，中層管理人員和基層管理人員相對于高管人員的違約風險更高。另外貸款者所處行業的所有制性質也對其違約風險產生了顯著影響。說明在中國背景下，復雜的所有制性質對其從業人員的“隱性經濟能力”產生了重要影響，從而影響想到其還債能力。

二、文獻回顧和假設發展

（一）貸款者違約風險的影響學術界對小額貸款者違約風險的影響機制已有較多研究，但是由于各國市場的信用制度的差異性，對于小額貸款的信用風險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發展中國家中小額貸款信用評分模型的實施效果不如發達國家（Schreiner，2000）。信用評分模型更適用于擁有個人借貸技術和大量歷史貸款數據的小微金融機構。如果發展中國家的小微金融機構完全依賴信用評分模型對客戶違約風險進行評估,將面臨著非常嚴重的經營風險。小額貸款公司面臨著多種多樣的風險，包括信用風險、生存風險和操作風險（吳瑛，2008）。其中信用風險可能是小額貸款公司所面臨的最重要風險，而信用風險主要源于貸款人信用，即主觀違約風險（張曉倩，2008）。因此對貸款者信用風險因素的研究非常重要，一些學者認為貸款者的財務因素會影響其到期還款的能力，其中包括資產，負債和所有者權益（李潔，2012）。關于非財務因素的研究，一些學者提出作為貸款者的公司法人的背景風險點、所處行業環境、持續經營能力等會影響其貸款違約風險；對于自然人而言，其外圍環境調查、客戶經營狀況和以往還款資訊等情況會影響其未來還款能力。

（二）行業和職位等級學術界對灰色收入至今沒有準確定義。有的學者認為灰色收入包括非法收入、違規違紀收入、按照社會公認的道德觀念其合理性值得質疑的收入,以及其他來源不明的收入（王小魯，2007）。也有學者認為“灰色收入”就是介于不法收入和是公開透明的合法收入之間的收入,屬于為納稅所得的收入,更多是區別于違法的黑色收入,其特點是渠道正當,但缺乏稅務監管（林喆等）。因此灰色收入等隱性社會資源很難被監管衡量。

（三）小額貸款者違約風險與行業及職位等級國內外現有研究主要通過歷史財務信息來分析申請者貸款者的信用狀況，多數學者認為，財務狀況是衡量信用狀況的主要因素。但是在中國的經濟環境發生大變革的時代背景下，現有的研究可能忽視了行業以及職位等級對小額信貸者違約風險的影響。貸款者的財務狀況并不能被歷史個人財務信息準確地衡量。歷史財務信息反映的是貸款者基于合法收入產生的信用狀況，但是不同行業和職位會產生不同的隱性收入。因此我們推測行業分布和職務能夠通過影響貸款者的隱性收入進而影響其在貸款合同中的違約風險。小額貸款者所屬行業和職位等級對其違約風險的影響機制如下：首先，在中國背景下的不同行業所有制性質的貸款者享有不同的政策優待，特殊行業的“隱性福利”會對個體財產情況產生較大影響，而這些財產因素往往不能被可靠計量。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行業和職位變革頻繁，簡單的公開收入數據可能無法完全解釋小額貸款者的信用狀況。尤其在互聯網經濟和全球化的影響下，隱性經濟利益的對小額貸款者信用水平的影響可能放大（朱衛平，2011）。不同的企業所有制具有較大差異的公司組織結構，這必將導致企業內部經濟利益分配的差異化。因此對借款者的信用評估時，需要考慮其所在行業所有制的影響。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H1:小額貸款者所處行業的所有制性質會影響其在貸款合同中的違約風險其次，不同職位享有不同的政策待遇。一方面是高職位者有更好的待遇，比如說股權激勵、專車接待等，這些信息很難在財務信息中反映。另一方面，高職位者的社會地位和社會關系更廣（李偉民，1996）。他們在面臨財務危機的時候能夠比同收入的一般勞動者更為有效地調動社會資源。為此本文建立以下假設：H2：小額貸款者所處職位等級會影響其在貸款合同中的違約風險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環境和稅法制度背景下，個人收入容易被刻意低估，因此其對貸款人還款能力的解釋并不全面；另一方面，由于難以準確計量的“隱性經濟能力”的存在，不同行業及職位的貸款人的信用狀況可能存在較大差異，其中的影響的方式和結果值得研究探索。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的選擇與處理本文選取了國內多家小額貸款公司的客戶數據，并對數據做了如下篩選：1、刪除重復借貸的貸款人，防止其個人數據重復影響回歸結果。2、對各個連續變量進行縮尾處理，減少極端值對回歸結果的影響。最后，我們得到12172個貸款者貸款記錄，其中出現違約的小額貸款者有684個，占總體比例的5.6%。

（二）回歸模型和變量我們研究的是不同行業及職位等級對小額貸款者違約風險的影響。為此我們建立了以下模型。具體變量定義詳見表1。1、模型一：基于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的研究，我們認為貸款人所在公司的所有制性質對貸款人違約風險會產生影響。因此我們引入了公司性質的變量。對此建立如下模型：2、模型二：我們認為小額貸款人的職位等級對其違約風險有重要影響，因此引入職位等級作為解釋變量，并將行業作為控制變量，考察職業等級對貸款人違約風險的影響。對此建立如下模型。

四、實證結果和分析

（一）樣本的描述性統計表2顯示了將樣本按照是否出現違約行為的標準分組后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通過對比可以發現兩組數據在較多變量特征方面的均值和標準差上存在較大的差異。具體說來，沒有違約的小額貸款者在職位等級（Post）、受教育程度（Education）、家庭規模（Familysize）、基本薪資水平（Salaryclass）、銀行資產規模（Bankasset）等指標的均值水平都顯著高于違約者。說明在這些指標更高的貸款者可能有更低的違約風險。

（二）行業所有制性質對小額貸款者違約風險的影響回歸表3列示了行業所有制性質對小額貸款人違約率的實證結果，其中我們發現貸款者工作的公司是否為民營企業、私營企業或個體對違約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機關事業單位或國有股份以及具有外資背景的公司都對貸款者的違約風險起到負相關作用；社會團體對違約率的影響不顯著，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社會團體的構成復雜，導致其“隱性收入”難以量化，另一方面社會團體的從業者在數據中的比例較少(0.55%)導致了其回歸結果的顯著性。

（三）職位等級對小額貸款者違約風險的影響回歸表4列示了職位等級對小額貸款者違約風險的影響回歸結果。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小額貸款者是否為高管人員（Post0（0/1））與違約行為成顯著的負相關，即處于高級管理崗位的貸款者的違約風險更低。這與我們的預測一致，說明在中國環境下，高管人員的確擁有更強的“隱性經濟能力”。一方面，高管人員處于生產資料分配的頂端，有更多的機會獲得“隱性收入”；另一方面，當高管人員出現還貸壓力時，可以利用自己的廣泛的社會資源籌集資金用于短期還款。回歸結果還表明中級管理人員、基層管理人員與高管相比，都顯著地增加了違約風險。這也在另一方面說明隨著職位等級的下降，社會資源將會減少，而“隱形”的社會資源作為經濟資源的一種對貸款者的違約風險會產生顯著影響。男性貸款者比女性有更大的違約風險，這與Hartog（2002）等的研究結果一致，即女性相對與男性表現出更高的風險規避傾向。貸款者教育水平的提高也顯著降低了其違約風險，貸款人受教育程度越高，獲得收入的可能性越大，穩定性也越高，同時由于高學歷客戶的風險管理能力更加出色，其對風險的認識及較好的風險應對能力較強，因此貸款違約概率相對較小。基本薪資水平（Salaryclass）和銀行資產規模（Bankasset）是顯性的經濟能力指標，前者從動態的角度對貸款人的經濟能力進行了度量，回歸結果表明薪資水平與違約風險成顯著負相關；銀行資產規模（Bankasset）則從相對靜態的角度對貸款人的財產積累進行了度量，表現出了對違約率的負向影響。

五、結論

小額貸款公司的快速發展伴隨著許多問題，其中信用風險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小額貸款互補了傳統銀行業的部分功能，為中國經濟中最富有活力的中小企業提供了可行的融資渠道。但是由于其發展迅速和業務的特殊性，現有監管制度難以對其進行有效地管理，從而導致監管風險暴露。本文利用國內多家小額貸款公司的客戶數據，對其信用風險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難以量化的“隱性經濟能力”顯著地影響了貸款者的違約風險，其中貸款者所處行業及其職位等級起到了重要作用。處于高級管理崗位小額貸款者的違約風險顯著低于中基層管理人員；另一方面貸款者所處行業的所有制性質也顯著影響了其違約風險，民營企業、私營企業或個體戶有更高的違約風險。本文的研究成果說明信貸業務信息、個人收入等財務信息以外，貸款人的行業及其職位等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其信用風險，為小額貸款公司評估貸款申請者的信用風險提供了經驗證據，同時也為傳統信貸風險的評估提供了量化的經驗數據。

參考文獻

[1]Dhaka,Bangladesh,2002,Integratingpreventionofacuterespiratoryinfectionswithmicro-credit[J]PublicHealth(2002)116,238　244.

[2]ChristianAhlin,NevilleJiang,2008,Canmicro-creditbringdevelopment?[J]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86(2008)1　21.

[3]LauriPuro,JeffreyE.Teich,HanneleWallenius,JyrkiWallenius,2010,BorrowerDecisionAidforpeople-to-peoplelending,[J],DecisionSupportSystems49(2010)52　60.

[4]申韜，2011：《小額貸款公司信用風險管理研究》，[D]，中南大學博士論文.

[5]黃曉梅，2012：《小額貸款公司信用風險的控制與防范》，[J],《企業經濟》2012年11期.

[6]吳瑛，2008：《小額貸款公司經營風險研究》，[J],《金融經濟》2008年第24期

[7]張小倩，2008：《小額貸款公司風險控制及建議》,[J],《經濟論壇》2008年第23期.

[8]張轉方，2008：《農村信用建設與小額貸款》，中國金融出版社，2008年.

[9]王小魯，2007：《灰色收入拉大居民收入差距》,[J],《中國改革》,2007年07期.

[10]馬凌，2004：《從資源角度看“公開薪酬與保密薪酬孰優”》,[J],《華東經濟管理》2004年第2期.

[11]賀雪峰,2011:《熟人社會的競爭機制調查》[J]《社會科學報》2011-06-02.

作者：漏世達 廖澤雨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商學院 中國人民大學 財政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