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監管機制對互聯網金融市場的啟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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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信息技術前提下的互聯網金融服務無疑是一把雙刃劍，在提供便利金融服務的同時，也出現各類市場亂象，損害消費者權益，擾亂互聯網金融市場秩序。我國對于互聯網金融監管，從監管主體到監管政策更多側重于事后管理，在市場準入門檻、平衡創新力度與監管程度方面長期難以做出較明確的指向。本文試圖分析英國金融市場的監管機構以及創新型監管制度，從中挖掘值得我國互聯網金融市場行為標準化建設的內容：在監管主體上適當釋放行業自律組織的專業能力；重塑創新監管理念，嘗試試點先行測試；重視基礎設施建設，提供監管創新硬條件。
一、我國互聯網金融監管概況
對于互聯網金融，理論上的討論有很多版本，有的認為計算機、電報等引入金融也算是互聯網金融。早在1996年中國銀行建立網上銀行服務之前，我國就已經將互聯網技術運用到了傳統金融業務上，到2007年拍拍貸掛牌，新興互聯網普惠金融業態正式進入我國市場。互聯網金融的出現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傳統金融市場無法解決的小資金供求關系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①問題，從而體現了互聯網金融的普惠性。但在實現滿足社會上小額資金投、融資雙方需求的同時，互聯網金融帶來的問題也接踵而至。2014年開始，頻頻出現P2P網貸平臺制造龐氏騙局甚至惡意非法集資跑路等問題。2013—2014年兩年共計101家P2P公司出現提現困難、限制提現甚至跑路等問題，如“窯灣貸”上線不足五天便終止運營。到2016年中旬P2P市場金融行為風險問題增長至頂峰，出現了2000多家問題平臺，平均壽命只有8個月左右，有將近四五十家平臺存在存活期只有1天的情況。同時，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貨幣市場也引入國內。從2014年至2015年下半年，比特幣在我國實現多輪千萬美元融資，各類資本主體嗅到數字貨幣的利益增長美味，紛紛進入虛擬貨幣制作、發行市場。鑒于數字貨幣目前屬于非法定貨幣，因此目前沒有相應的政策或法規對以比特幣研發為例的區塊鏈技術進行監管。2017年9月，央行正式宣布暫停我國ICO（initialcoinoffering，首次幣發行）業務。不難看出，這暴露出我國區塊鏈市場偽創新，以及資本主體利用技術層面上的監管真空地帶進行套利、炒概念、制造大量科技金融市場泡沫等問題日趨嚴重。因此，從整體來看，近十年我國互聯網金融業務呈現成長速度快、創新能力較弱、問題爆發猛烈的態勢。
1、我國金融監管主體組織結構由中國人民銀行等十部委于2015年7月的《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互聯網金融監管部門為“一行兩會”。②我國傳統金融業務為更好經營、服務和監管，實施“分業經營”，如除銀行以外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不得從事現金存貸業務，銀行不可發行企業證券等。因此，在監管層面監管部門也是各司其職，沿用這一監管邏輯。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公布的《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規定，對于互聯網金融市場的監管工作安排如下：網絡支付業務、網絡銀行監管工作由中國人民銀行負責；網絡借貸業務、互聯網信托、網絡保險由銀保會負責監管；股權眾籌融資業務、互聯網基金銷售業務由證監會負責監管。由各部門負責制定相關行業管理標準及行為準則，按照頂層設計與急用先行相結合的管理思路，完善互聯網金融服務行業監管主體標準化建設工作（賁圣林，2017）。然而，互聯網金融行業以信息技術為載體，完成金融信息匹配，存在天然的金融業務與互聯網技術混合的特質，這不僅要求監管部門在監管互聯網金融業務時要有金融行業標準，也要求監管部門能夠實現技術上、科技上、創新上的匹配。另外，在分業監管下，對各部門而言，互聯網金融監管業務并非該部門的核心監管內容，對互聯網金融監管態度層面存在“庶出”歧視，缺乏監管重視，“踢皮球”現象普遍存在。鑒于此，為加強行業監管的信息技術能力、專項專管能力，實現互聯網金融行業的“雙峰”監管，在2015年，經國務院同意，由“一行兩會”等相關部門組織設立了國家級互聯網金融行業自律組織——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NIFA，NationalInternetFinanceAssociationofChina），隨即成立各地區地方性行業自律組織——地方互聯網金融協會。
2、我國互聯網金融監管政策互聯網金融作為一種金融新興業態，目前在全球范圍內還處于實踐與創新并行的階段。我國目前從互聯網金融業態上看，多數是借鑒、引進國外創新成熟業務，在這些業態上做變形，于是就造成很多監管真空條件下的投機機會，問題頻發。正是意識到互聯網金融行業創新動力不足，我國目前針對互聯網金融風險問題治理的手段，較長期是采用先發展后治理的理念進行監管的。由于監管與創新存在著“監管永遠是跑在市場的后面”的天然辯證關系，我國對于互聯網金融業務的監管長期處于“亡羊補牢”的模式。
二、英國互聯網金融監管制度概況
1、英國金融行為監管組織架構在1997年以前，英國的金融行業監管主體由其央行——英國英格蘭銀行承擔。1997年英國金融服務局（FSA，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成立，該部門成為英國金融行業綜合型管理機構，承擔銀行、證券、保險三大金融服務領域監管職責。綜合來看，英格蘭銀行與FSA的監管組織架構類似我國的“一行兩會”。2008年金融風暴的產生，倒逼英國頒布金融服務法案，該法案撤銷了FSA，規定由審慎監管局（PRA，prudentialregulationauthority）和金融行為監管局（FCA，financialconductauthority）共同取而代之，至此，英國金融市場金融行為監管主體機制走向“雙峰模式”③（高玉茜，2018）。從金融行為監管組織架構改革角度來看，英國是較早認識并實踐金融監管科技創新的國家之一，FCA戰略投資顧問Christo-pherWoolard2016年在關于《英國金融科技：管理創新（UKFINTECH：Regulatingforinnovation）》的演講中強調，組織結構的改革及后文將要介紹的監管沙箱的監管方法主要是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而促進競爭，為促進行業有效、良性競爭就要求監管當局秉持鼓勵適當破壞性創新的監管理念。同時，在該演講上其還提出為實現鼓勵并支持不會對消費者權益引發傷害的新興互聯網金融業態創新、研發，FCA研發并推廣“監管沙箱”這一重要監管制度。
2、監管沙箱的運作機制與其實現的創新監管沙箱（sandbox），是一種計算機術語，指的是一種虛擬技術，多用于計算機安全技術，是在受限的安全環境中運行應用程序，并通過限制授予應用程序的代碼訪問權限，為一些來源不可信、具備破壞力或無法判定程序意圖的程序提供試驗環境。沙箱中進行的測試，多是在真實的數據環境中進行的，但因為有預設的安全隔離措施，不會構成對受保護的真實系統和數據的修改造成安全影響。監管沙箱（RegulatorySandbox），由英國FCA首創，核心是將沙箱這種計算機運行技術運用到金融行為監管中來，指從事金融創新業務的機構在確保消費者權益的前提下，按照特定簡化的審批程序，提交申請并取得有限授權（可以類比為中國金融市場的準入憑證）后，允許該機構在適用范圍內測試，FCA會對測試過程進行監控，并對情況進行評估，以判定是否給予正式的監管授權，在沙箱之外予以推廣。具體流程如圖1所示。第一步，金融創新公司向FCA提交一份測試提案申請，包括問題的解決方案和標準；第二步，FCA審查提案，如符合標準，則分配一名案件官作為該項目聯絡人；第三步，申請企業與FCA達成統一測試方案；第四步，FCA允許企業項目進入監管沙箱開始模擬測試；第五步及第六步，測試和監控，經過周期監控得到允許的企業向FCA提供一份最終報告，FCA進行報告審查；最后，FCA給予最終監管授權，并將企業金融創新項目投入市場，在監管沙箱之外予以推廣。總體來看，監管沙箱的機制在設置測試門檻時比較寬松，企業項目具備創新意義同時保證消費者權益不受損害即可申請。但在測試環節，利用信息技術進行程序監控，給予企業針對性建議及整改方案，在投入市場的門檻上又提供了保障，釋放了金融服務行業創新彈性，同時保證了行業系統性風險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消費者權益得到了保障，在確定的環境下盡可能釋放企業的創新能力，實現了事前監管的創新價值，這樣的理念是值得我國借鑒的。
三、英國金融行為監管機制啟示
本文試圖通過分析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互聯網新興行業領域標準化監管的現行實驗狀況，從而挖掘、尋找適合我國國情的互聯網金融標準化管理路徑。我國人口密度大、地域廣闊，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與發達國家地區存在極大不同，貧富差距大，居民整體金融素質水平欠佳，不適合完全照搬英國的監管沙箱制度。并且大部分行業學者認為監管沙箱制度適合短期金融行為監管，想要結合我國經濟發展國情，找到監管創新突破口還需從多方面做準備。
1、在監管主體上，適當釋放行業自律組織的專業能力我國當前金融行業監管主體占據主導地位的為“一行兩會”，此外還有行業自律組織，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以及下分的地方互聯網金融協會。“十三五”規劃綱要強調，中國將加強宏觀審慎管理，主要由央行及銀保會、證監會來實施，與此同時，行業自律組織扮演的監管及推動創新的角色往往是上傳下達，值得思考的是針對行業行為監管是否可以強化協會會員制監管。
2、重塑創新監管理念，嘗試試點先行測試我國疆域廣闊，不同地區金融業態發展節奏不同，人口密度大，金融知識普及率較低，針對互聯網金融問題高頻爆發區、金融創新領先地區，可適當借鑒監管沙箱的技術進行試點創新監管。
3、提升行業監管人員的綜合專業能力互聯網行業標準化建設離不開人才技術的投入。消費者在享受金融服務時售后維權難以得到保障，一方面是因為在混業監管的形式下，各部門的監管精力較分散，監管意識較薄弱，另一方面是因為金融行業監管人員確實缺乏信息技術開發、管控能力。因此，加強專業的復合型監管人才團隊培養是非常重要的。
4、重視基礎設施建設，提供監管創新硬條件硬件設施需要成本，短期來看成本問題難以解決，技術基礎設施難以立竿見影，而實際上“亡羊補牢”式監管使得監管工作邊際成本無限擴大，只有完善健全的技術設施，才能讓創新監管得到實現，才能盡可能規避后期的行為風險、操作風險、技術風險。搭載信息技術的互聯網行業發展速度飛快，問題頻發的業態也不僅僅限于目前已有的互聯網金融業態，區塊鏈技術逐漸從單鏈走向多鏈，跨國跨地區金融業態日新月異。而只有提倡并實現以創新技術推動金融行為標準化建設的有效手段，探索出推動創新發展，同時保證市場穩定、有效控制系統性風險的標準化方案，才能最大限度降低行業監管成本。尤其在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的大背景下，研究有效的、科學的標準化監管機制，為后期經濟提速、增速提供安全保障刻不容緩。
參考文獻
[1]朱勇：以標準化建設助力互聯網金融風險防控的實踐與思考[J].清華金融評論，2018（7）.
[2]高玉茜：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的成立對我國金融行為監管的啟示[J].金融智庫，2018（6）.
[3]賁圣林：互聯網金融理論與實務[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
作者：畢扶搖 黃瑞 單位：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