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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數據來源與處理說明該文選擇了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11個東部地區,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個中部地區,內蒙古、廣西、四川、重慶、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12個西部地區全國共31個省(市、自治區)作為樣本。時間跨度為2000~2011年這一時期。該文研究的財政支農支出主要包括農業支出、林業支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農業綜合開發支出、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事業費,基礎數據均來自于各年《中國統計年鑒》。其他有關各省份投入產出指標的基礎數據均來自于各年《中國統計年鑒》,其中農村居民家庭年均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數據由每兩年年底數平均而來,2006年和2011年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數據來源于各省《統計年鑒》,為了消除物價變動的影響,該文運用以2000年為基期的價格指數對相關變量進行了調整,并經計算整理成面板數據。
1.2SFA(隨機前沿分析)模型設定與變量選取隨機前沿方法(Stochasticfrontieranalysis)最早由Farrell(1957)提出,發展于20世紀70年代末,模型基本上可以表達為:y=f(x,β)•exp(v-u),其中,y代表產出、x表示一組矢量投入、β為一組待定的矢量參數。誤差項exp(v-u)為復合結構,第一部分v服從N(0,σ2v)分布,v∈iid(獨立同分布),表示統計誤差項;第二部分u≥0,用以表示那些僅僅對某個個體所具有的沖擊。因此,該個體的技術效率狀態則用TE=exp(-u)來表示。這樣的話,當u=0時,廠商就恰好處于生產前沿上;若u>0,廠商就處于生產前沿下方,也就是處于非技術效率狀態。該文根據Battese&Coelli(1995)模型的基本原理,采用基于對數型Cobb-Douglas生產函數的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模型,對中國各省的農業技術效率水平及各省財政支農在其中的影響進行測算。所建立的隨機前沿生產函數和效率損失模型如下。其中i和t分別表示省份和年份,在(1)式中,選取農業總產值(億元)作為產出變量yit,表示第i省(市、自治區)在第t年的總產值(折算為2000年不變價格),Lit、K1it、K2it、K3it表示一組投入要素變量,Lit代表人力投入,選取第i省(市、自治區)第t年第一產業從業人員(萬人),K1it、K2it代表資本投入,在綜合考慮了數據的可獲得性和代表內容豐富性后,分別選取農村居民家庭年均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元/戶)、按折純量計算的化肥投入量(萬t);K3it代表土地投入,因《中國統計年鑒》耕地面積指標數據只統計到2008年,因此該文考慮選取了農作物總播種面積(萬hm2)。α、β1、β2、β3為一組待估計的參數。ε=vit-uit是組合誤差項,在模型中假定:①vit~iid,并服從N(0,σ2v),表示由于設定誤差、測量誤差以及隨機因素對前沿面的影響;②uit≥0,它反映那些在第t時期僅僅影響第i省份的隨機因素。uit~N(mit,σ2it)的截斷正態分布(截去uit<0的部分),且vit和uit相互獨立。在(2)式中,fiscali、easti、midi為影響農業技術效率的因素,δj(j=0,1,2,3)為一組待估參數。該文考慮地方財政支農支出fiscali對農業技術效率的影響,同時考慮區域差異對農業效率的影響,east、mid為虛擬變量,east為各省份處于東部地區的虛擬變量,如果該省份處于東部就是1,否則為0;mid為各省份處于中部地區的虛擬變量,如果該省份處于中部就為1,否則為0。在(3)式表示隨機擾動項中技術無效率所占的比率。當γ接近于1,表明誤差主要來源于技術無效率;當γ接近于0,表明所測的第i省份生產點均位于生產前沿面上,則無需使用SFA技術分析,直接運用OLS方法即可。該文主要分析了地方財政支農支出、各省份所處的地理位置對農業技術效率的影響程度。當然,影響農業技術效率的因素還有很多,但根據該文的研究思想,主要側重于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技術效率的影響分析。
2地方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技術效率影響的省際差異實證分析
表1隨機前沿生產函數及效率損失函數估計結果變量系數標準差T統計值A2.569*0.3227.977α0.162*0.0354.647β1-0.0180.019-0.941β20.252*0.0366.984β30.399*0.0468.694δ02.143*0.18611.550δ1-0.272*0.014-19.538δ2-0.421*0.040-10.592δ30.0490.0361.363γ0.999*0.002573.768最大似然估計函數對數值60.147LR單邊檢驗誤差422.297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LR為似然比檢驗統計量,此處它符合混合卡方分布
2.1技術效率損失估計結果分析根據上述數據,用最大似然估計法進行估計,采用前沿生產函數的專用程序FRONTIER-XP4.1軟件進行計算,得到隨機前沿生產函數和效率損失函數的估計結果如表1,全國各省市農業技術效率水平及東、中、西部平均農業技術效率如表2。從模型檢驗γ值來看,γ=0.999,并且其t統計值和LR單邊檢驗誤差的t統計值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在技術效率影響中,技術非效率u項占99%以上,遠大于統計誤差項v,因此說明技術非效率是顯著存在的,SFA模型使用正確。從農業勞動力投入、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化肥量和播種面積的產出彈性看,截距項A=2.569,α(勞動力)=0.162,β1(固定資產)=-0.018,β2(化肥)=0.252,β3(農作物播種面積)=0.399,且α、β2、β3均通過了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經比較,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產出彈性最大,即總播種面積每增加1%,農業總產出就增加0.399個百分點,說明我國在播種面積的總量上有很大進步,從2000年僅有1.5630億hm2增加到1.62283億hm2,增加將近1000萬hm2,然而耕地面積有限,播種面積的增多,一方面表明近年來對荒地的開發多,另一方面說明種植技術水平的提高,讓農作物成熟時間縮短,增加種植效率;其次是化肥施用量每增加1%,農業總產出就會增長0.252個百分點,近30年,我國為滿足糧食生產的需要,目前已經是全球化肥投入水平最高的地區之一,然而化肥的過多使用,會造成土壤酸化,加劇環境污染,因此不能通過無限制的增加化肥施用量來增加農業產出;近些年,隨著國家政策的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開始慢慢向二、三產業轉移,致使各省市的農業勞動力逐年縮減,因此農業勞動力每增加1%,農業總產出會增加0.162個百分點,低于其他因素影響程度;而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的系數為負,且其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增加固定資產對提高農業總產出還為發揮出應有的作用,這與我國大多數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村農民投入不足技術落后的現實狀況一致。財政支農支出的系數為δ1=-0.272,并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系數符號為負,說明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技術效率具有正的促進作用,地方財政支農支出每增加1%,農業技術效率增加27.2%,但同時也說明了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生產的影響還沒有達到預期效果,財政支農的資金利用效率比較低。這可能是因為財政支農支出中事務部門的事業費占絕大部分,而真正投入到農業具體事務的財政投入卻很少,該結果也印證了中國大部分學者的觀點,認為由于中國財政支農資金使用以及財政支農支出的結構和投入等問題,使得中國財政支持農業的效率還比較低。因此,在2013年1月31日新出臺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指出要增加財政對農業的持續投入。地方政府也應當按政府文件要求逐步提高財政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技術效率的影響存在區域化差異,其中東部地區系數δ2=-0.421,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系數符號為負,與理論預期相同,表明東部地區所處的地理位置對農業技術效率有顯著正影響,東部地區對農業技術效率的促進作用達到42.1%,農業技術效率與當地的地理環境、經濟條件及科技發展水平有很大的相關性。而中部地區系數δ3=0.049,且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中部地區對農業技術效率影響不顯著,中部8省還未發揮出其農業技術效率。經比較,東部地區的農業技術效率顯著地高于中部地區、西部地區,財政應加大對中部、西部地區農業的支持力度,才能從整體上提升中國農業的技術效率。
2.2技術效率的省際差異分析表2給出了中國各省市及各區域農業技術效率水平,從中國技術效率的變化趨勢看,中國農業技術效率從2000年的0.308上升到2011年的0.681,年均增長3.4%,農業技術效率得到明顯的提高。在農業技術效率的變化過程中,各年份都處于穩步上升之中,平均增幅在3.4個百分點,而在2010年增幅一度達到8.3個百分點。從中國各年的平均技術效率水平看,基本上在0.31~0.68之間,總體上呈現出一種穩步發展的趨勢,但在2000~2011年間,中國平均技術效率僅為0.4478,說明以現有的技術水平和不變的投入要素,如果消除技術效率損失達到前沿生產面,農業生產總值還可以增加55.22%,提升的空間還很大。從表2分東中西地區看,中國農業生產技術效率地區差異比較明顯。東部地區的技術效率水平最高,2011年高達84.2%,明顯高于西部地區59.9%和中部地區58.3%。從各年份平均值看,通過比較全國、東、中、西部農業生產技術效率可以看出,各年東部地區農業技術效率水平都高于全國平均值,而全國平均農業技術效率高于中部、西部地區,而且地區間的差距也隨時間變化而不斷擴大。尤其是東部地區的河北、江蘇、浙江、山東、廣東這5個農業大省憑借其優越的地理環境位置、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較高的地方財政支農支出,更能說明經濟發達地區農業技術效率高于經濟落后地區,中國農業技術效率與經濟地理條件相關性很大。由此可見,中國整體平均技術效率水平的增長主要動力來自于東部。而西部地區農業技術效率高于中部地區,是因為西部地區財政農業支出與農業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更為顯著,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的財政支農,對刺激西部地區的農業經濟增長都具有明顯的作用
3結論及政策建議
該文采用隨機前沿生產函數,研究2000~2011年間中國農業生產技術效率的變化以及地區間的差異,并分析了地方財政支農及地區差異對農業技術效率的影響程度,得出中國農業生產存在顯著的效率損失,主要來自技術效率損失。從變化趨勢看,中國農業生產技術效率得到明顯的提高,年均增長3.4%。但從總體上看,中國農業技術效率還比較低,2000~2011年間平均為0.4478,未達到前沿生產面。在影響農業生產技術效率的主要因素中,地方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技術效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且中國農業生產技術效率差異與經濟地理條件相關性很大,經濟發達地區農業生產技術效率顯著高于經濟落后地區,東部地區農業生產技術效率明顯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從以上研究結論可以看出,在農業生產投入要素不變的情況下,中國農業產出還有較大的增長空間,重要的是提高農業生產的技術效率。應當同時在完善有效政策基礎上,著力構建農業財政投入穩定增長長效機制,確保總量持續增加、比例穩步提高,并且在保持東部地區農業技術效率穩步提高的同時,響應“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的號召,尤其要加大中央及地方政府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投入力度,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業投入要素配置水平、改善當地農業環境、健全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提高農業財政科技投入,使經濟落后地區在享受國家政策的利好條件下穩固提高農業技術效率。
作者:劉佳余國新單位:新疆農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