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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和文字作為人類傳播的最基礎工具，它離人類的真切生活經驗是最近的，但其只能算是完成了人類信息表達的傳“達”功能，并未實現傳“播”的功能。這個問題，只好由印刷媒介來完成了。盡管古代中國很早就發明了印刷技術，但真正催生人類文化廣泛傳播的當屬古登堡印刷技術。這個階段對于文學的發展推動是非常關鍵的。學者王富仁曾高度評價印刷媒介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沒有現代印刷業的發展，沒有從近代以來逐漸繁榮發展起來的報刊雜志，就沒有‘五四’文學革新。實際上，現代小品散文的繁榮，現代雜文的產生，詩歌絕對統治地位的喪失，小說地位的提高，中國話劇藝術表演性能的一度弱化與閱讀性能的一度加強，莫不與現代報刊雜志這種主要傳播媒體的特征息息相關。”

從口語傳播至此，傳播的“人際”特性也逐漸向“大眾”轉變。知識經驗越來越為更多人所分享，人們的民主意識和自由觀念得以形成。及至后來，廣播和電視等電子傳播媒介陸續出現，大眾傳播的特性日益明顯。信息傳播的內涵不再停留在時間和空間等傳統意義層面，開始滲透到聲音和圖像的邊界，傳播符號由單一的文字變成了文字、聲音和圖像“三位一體”。不過，其仍然沒有改變傳者和受眾不平等的關系，掌握大眾媒介話語權力的還是極少數人群。這種情況，到了網絡媒介出現才有根本的改變，來勢洶涌的網絡媒介正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網絡不僅改變了傳播的時空特性，而且改變了傳播諸要素的關系。傳播諸要素的改變對當代文學的影響和沖擊是顯而易見的。當文學作品創作、發表的途徑有了不同的選擇，當文本創作與解讀的關系發生微妙的變化，當文學批評的范式、精神開始轉向，當文學的閱讀不再依賴書籍，有了更多閱讀工具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傳播媒介的嬗變正悄悄地、深刻地影響到當代文學的發展。

毋庸置疑，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歷史背景是波瀾壯闊的。一路走來，既有充滿勝利豪情的政治書寫，也有難以啟齒的民間表達。近二十年來，市場經濟釋放的巨大欲望，自然也成為文學界津津樂道的話題。無論政治激情，還是經濟狂熱都會成為這個時期文學敘事的重要楔子。影響當代文學創作發展的因素，引發某種文學現象發生的原因很多，但在這里，我們僅從傳播媒介嬗變的角度去探討這個問題。近來，較多學者開始把目光轉向新媒介時代的“80后”文學研究。“80后”文學概念的形成，與其說是當代文學的發展，不如說是媒介發展的一種特殊現象。換言之，不是文學的內在要求把他們推向了當代文學的舞臺中央，而是網絡媒介幫助他們制造了“騰飛”的機會。但不可否認的是，現在占據暢銷書榜的作家不乏“80后”作家，甚至可以說，“他們已經在圖書出版市場上和前輩作家平分秋色了”。暫且不論他們創作的水平如何。與前輩相比，“80后”作家群體創作和成名的時間顯然是要更早一些。至少，從網絡正式發表和出版市場的結果看是這樣的。網絡的“零門檻”特性和打破等級權威的天然要求，使得一批年輕人能夠在沒有文壇名人的“青睞”和“提攜”下，不需要經過出版程序的層層審查的前提下，只要獲得網民的“歡呼、力頂”就可以讓自己的作品廣為流傳。換句話說，媒介“把關人”的缺失，客觀上導致了當代文學創作主體的大眾化、年輕化。

1947年，傳播學先驅心理學家盧因在一篇題為《人際關系》的論文中首次提出了信息“把關”（gatekeeping）的概念。顧名思義，盧因意指每個人在傳播活動中總是根據自己既有的知識經驗和情感喜好去篩選和過濾信息。盧因的“把關”理論后來經懷特進一步研究后，成為了傳播學的經典理論。懷特經過實證研究認定，報紙編輯就是一位把關人。他們每天處理數以百計的信息，但只有極少數信息能夠通過他們審核。而受眾接收到的信息是經過媒介篩選好了，符合媒介意愿的信息。從這個角度上說，受眾在信息傳播活動中是處于弱勢的一方，他們只能被動地接收經過大眾媒介選擇加工過的信息。而同樣地反映在文學創作領域，只有少數作品能夠通過大眾媒介——如出版社、雜志社或報社編輯的審查，并得到正式發表。因此，在這種大眾媒介的環境下，文學創作主體必然是局限于某一個群體，如圍繞《小說月報》《人民文學》《收獲》《十月》等雜志媒介成長了一批重要作家。但在網絡媒介的環境下，“沒有出版機構的編輯守門，不會遭遇難堪而傷心的持續退稿，資金問題已經不足輕重，懷才不遇的郁悶蕩然無存，所有為印刷作品設置的禁區對于網絡技術無效。只要自己愿意，一個人可以即刻將所有作品送達公眾視域。”

無論是早期的“榕樹下”網站，還是現在的“天涯論壇”“起點中文”等網站，都對更多可稱之為“網絡”的作家開放。他們所創作的作品可以不被網絡編輯喜歡，也可以不用“文壇前輩”推薦提攜，但有一點，必須為廣大網民所喜歡。更明確的說就是，他在網上發表的作品的點擊率要高。發展到后來，一批受到網民熱捧的作品，可直接繞開了傳統大眾媒介的層層“把關”，廣泛傳播并形成一時的閱讀熱點，然后又反過來引出版社競相追逐該作品的版權。這不得不說是網絡媒介的“功勞”。至少，它打破了傳統大眾媒介的話語權力，給予沒甚名氣的作家發表文學作品相對公平的機會。不過，與此相應的是作家身份的改變，他們不再是傳統的“文化英雄”，文化傳播工作者的稱號應該比較合適。由此，當代文學創作主體漸漸地大眾化、年輕化。此為一。

其二，創作主題日漸多元化、小眾化。在上個世紀，作家們熱衷關注宏大的話題——戰爭與和平、理智與情感的沖突、人性的矛盾、民族（鄉土）情感、國民劣根性等話題，自網絡媒介迅猛發展以來，人們放佛一下子找到釋放各種各樣本我欲望的窗口。各種各樣的題材，比如反映黑幫吸毒的、盜竊墳墓的，揭秘權力和商業腐敗等各類新鮮話題。不可否認，這種欲望想象是真實的，它引發了人性幽暗深處的偷笑。這類題材創作，亦可看成是對某些空洞的道德說教文學的有力反駁。文學創作主題多元化和小眾化的原因和整體社會環境，特別是市場經濟背景有密切關系。但是，我們至少可以這么認為，恰恰是網絡媒介，而不會是電視或廣播媒介促成了文學創作主題的多元化和小眾化。因為，只有網絡媒介可以實現“點對面傳播”向“點對點傳播”的轉變，并在此基礎上培養不同閱讀興趣的小型人群。

如前述，傳統大眾媒介時期的受眾是處于相對弱勢地位。“點對面傳播”的特點已經決定了其無法更人性化地為小范圍的受眾提供精確的信息。“使用與滿足”（usesandgratification）理論很明白地告訴我們，在傳播活動中，受眾并非總是被動地接受傳播主體“擺弄”的，他們有自己明確無誤的需要，如果某個大眾媒介無法滿足他特定的需要，他可以隨時“轉臺”——電視媒介的激烈競爭無疑體現了觀眾逐漸增強的主體地位和意識。只不過，電視、雜志等傳統大眾媒介即便可以稍微照顧到不同群體的需要，但畢竟無法與“點對點傳播”的網絡媒介同日而語。或者可以這么說，網絡媒介讓當代文學創作主題多元化、小眾化有了堅實的物質技術環境，讓已經在大眾傳播媒介時期開啟的創作主題多元化、小眾化趨勢得以延伸、發展。其三，創作過程實時性、互動性。自“博客寫作”興起以后，一些青年作家在小說創作過程中嘗試“現場直播”——每寫完一章節就上傳網絡供網民閱讀。這時候，網民就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和對文學的理解，對作家創作的作品加以評點和建議——“這個結局太簡單了，換一個”。而作家有可能采納網民的意見，改變創作的思路。這樣一來，一部作品的完成就飽含了作家和網民的“共同心血”。

我們可以假設：對于一些作者而言，他們在創作的時候是渴望借助大眾媒介工具去了解讀者的閱讀反饋意見的。如果得到網絡讀者的“力頂”“叫好”則更加信心百倍地繼續創作。而他們這些做法在傳統的媒介環境下是不太可能實現的。書稿在面世前還得經過報送選題、編輯校對、出版、發行、銷售等一系列的步驟。但網絡媒介不同，它的即時性、共時性、無限復制的特性使得作家可以隨時透過網絡媒介的“窗口”去觀察網絡讀者的意見。對于網絡閱讀者而言，他們在網上發帖表達意見時也會關注、參考“大眾”的意見，起碼得保證自己的意見、看法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換句話說，群體壓力會讓更多不同的意見趨于一致，另一方面，持不同意見的讀者會選擇沉默。由此，網絡上無論是一片“叫好聲”抑或“罵聲”，其所反饋的閱讀意見都不值得太重視。因為批評聲音之有效，其根本在于網民個體是理性的、意志獨立的。而這一點，筆者恰恰不敢茍同。其實，網絡媒介引起文學創作的新趨勢，其本身是無所謂好壞的。不過和以往作家獨力完成，保留了作家完整的想象世界的作品不同，這種在網絡上隨寫隨貼，“現場直播式”創作的辦法，貌似集思廣益，實則一場平民歡呼雀躍的“文學大餐”——作家審慎、理性、理想的文學夢想必然受到各種聲音的打斷。

今天，任何試圖回答傳播媒介嬗變對于當代文學創作影響好壞的判斷，都顯得過于簡單了。我們是如此尷尬——既歡呼媒介進步，信息技術手段更新打破了文學權威，實現了創作者相對平等、民主的關系；贊嘆它給文學創作帶來了更多的個性化的主題，使得文學創作與閱讀有了更多的互動。然而，我們又會像一個“偏見”“孤傲”的知識分子，對于網絡媒介環境下的當代文學創作日益庸俗化、大眾化感到憂心，又情不自禁地希望維護好我們珍稀、高雅的文學傳統。

作者：劉榮華單位：華南農業大學珠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