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業下臺灣電影音樂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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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采取文獻研究、文本分析及對作曲家深度訪談的方式，透過個案研究，了解臺灣電影工業和電影音樂與政治、經濟的關系以及作曲家的創作模式和創作理念，探究臺灣的電影音樂在政治、經濟、商業的影響下，目前的處境以及電影音樂內容的變化。
一、文化工業與臺灣電影音樂的關聯
阿多諾在《文化工業再思考》(1963)中解釋了使用文化工業的動機，他認為文化工業把古老的東西與熟悉的東西熔鑄成一種新質(anewquality)，因此刻意為大眾消費生產出來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消費性質的產品，或多或少是按照計劃炮制出來的，并且用心地自上而下(froma-hove)整合它的消費者，把數千高雅藝術與低俗藝術聚合在一塊，結果雙方都深受其害。阿多諾把文化工業歸納為以下四種。(1)商品化。隨著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潮流席卷全世界，文化產品變為一種商品出現在人們面前。阿多諾認為:文化工業的產品不是藝術品。文化完全商品化的結果，是造成消費者人格的片面化，把娛樂消遣化作為主要價值，造成了精神快餐式的消費模式。(2)技術化。文化工業的出現是現代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產物，沒有現代科技手段，不可能大規模地復制和傳播文化產品，因此，技術化的結果會支配社會生活的一切。(3)標準化。文化生產和文化產品的標準化趨于一致，而這種標準化會扼殺藝術創作和藝術欣賞的能力。(4)強迫化。當文化產品在對時空獲得更強的占有性時，對接受者產生了更大的強迫性，由于現代大眾文化的典型法是不斷重復、整齊劃一，使閑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者所提供的東西。尤其阿多諾認為標準化和偽個性化是流行音樂的基本特征，因為流行音樂的全部結構都是標準化的，甚至連防止標準化的嘗試本身也是標準化(standardization)，標準化和偽個性化是密切相關的:音樂標準化的必然關聯物是“偽個性化”(pseud。一individ-ualization),所以標準化與偽個性化就成為流行音樂的主要特點，
三、西方模式在臺灣電影音樂工業中的融合與運用
在臺灣的電影音樂工業中，當音樂成為商品之后，所帶來的沖擊效應是一般觀眾無法察覺的，不只是觀眾陷人其中，就連站在第一線的音樂創作者也會掉人其陷阱里，例如:史擷詠的電影音樂表現手法是學習好萊塢的模式，他喜歡用大型的交響樂團，現場演奏錄制，才能表達出他想要的情感。另外《魔法阿媽》的電影音樂風格，他認為是“好萊塢風格”加上“宮崎峻風格”;翁清溪則認為他很欣賞約翰·威廉姆斯(JohnWilliams)的作品，因此他的表現手法亦受約翰·威廉姆斯的影響。因為作曲家利用西方的電影音樂工業模式，把成功的案例來套用到臺灣的電影音樂工業中，不只在音樂創作上，在唱片公司和電影制作公司的結合上，融合、再運用西方的電影音樂工業模式，或許是比較安全且被大眾接受的方法。然而臺灣的電影音樂工業所面臨的瓶頸，在上述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雖然他們套用了西方的電影音樂工業模式，不過這對臺灣電影音樂市場似乎并不起太大的作用。如果說“商品化”和“標準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一種趨勢，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創作和營銷手法的話，臺灣的電影音樂則需要思考到底應該變成怎樣的商品，才能在文化工業中保留其獨特性，創造自己的電影音樂風格，甚至成為別人模仿的對象。再者，臺灣電影音樂的后期制作大多前往美國或中國內地進行錄制工作或者請中國內地的交響樂團來演奏，某種程度上降低了臺灣當地的制作水平。因此，臺灣的電影音樂工業應爭取更多電影資源和資金用于培育電影音樂創作人才以及擴充錄音設備、錄音場地上。
四、臺灣電影音樂和政治、社會發展緊密結合
政治上，政府政策的施行，早期則以正統歌曲融人電影之中，其作用除了政令倡導外，也扮演著安定人心、撫慰心靈的角色，建立族群的認同感，尤其是“口語音樂”(電影主題曲)，因為“音樂”是在表現一個社會文化的事實，歌詞是大眾社會的表現，也是一個地區歷史、社會及政經狀況的象征。在政令宣傳上，主題曲易被不同的政治目的借用，只要歌詞的主題明確，旋律簡單就可讓大眾廣泛接受。在}o年代后，臺灣已由典型農村經濟轉成城鎮企業形式，社會結構出現變動，臺灣經濟穩定成長，社會趨于多元且開放。因此，電影音樂的內容和形式轉向多元發展，不只有配合政府政策的溫馨、勵志音樂，也有對非政府倡導的無調性的電子音樂出現，還有強調本土化的音樂，如電影音樂中加人了那卡西①、電子花車②等土本臺灣的音樂元素等等。然而，若說政府以資金來補助支持電影工業，這是對電影工業的一種鼓勵，但也是一種制約，因為電影資金被政府操控，電影工業必需因應政府政策來拍出所需的電影。這樣的操控模式，電影永遠無法反映社會的現實。
阿達利認為聲音比影視更具滲透力，正常人可以將眼睛閉上，但無法長時間把耳朵捂住，因此音樂可以發展使世人所容忍、吸收、喜愛的政治經濟力量，制造新曲式、和聲、樂器、演奏場所與象征資本機制，借此操縱文化，掌握社會上的暴力與希望，鞏固或創造出整個社群。因此，讓夫眾遺忘時，音樂是儀式的犧牲;讓大眾相信時，音樂是法規是再現;讓大眾沉寂時，音樂是再生產的、規格化的重復。在這三種情形中，音樂是權力的工具，當用來使大眾忘卻暴力的恐懼時，它是儀式權力的工具;當用來使大眾相信秩序和諧時，它是再現權力的工具;當用來消滅反對的聲音時，它是官僚權力的工具。
五、臺灣電影音樂和經濟發展緊密相關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音樂在日常生活以及活動場所都可以聽得到，新的音樂流通模式產生，有其他可供音樂表現、聽聞和交易的場所，阿達利分出四種網絡，每一種網絡都有著某種相關科技以及不同層次的社會結構并在音樂的經濟學中互相滲透。(I-)犧牲儀式。是象征社會所有秩序、神話以及宗教、社會或經濟關系的傳播網絡。(2)代表、再現。音樂成為一種在特定場所表演，如音樂廳，儀式化的封閉空間，為收取人場費而必須的限制。而演奏者和演員是一種特別的生產者，觀賞者付給他們金錢，表現了競爭式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原始模式。(3)重復。錄音技術誕生于19世紀末，成為一種儲存再現的方法，音樂不再是社交的形式，音樂不再是觀眾見面和溝通的機會，而是一種大規模制造大量個人音樂的工具。(4)作曲。原本音樂是為了音樂家自己的愉悅而彈奏的，但現在聽眾所聽到的是作曲者或演奏者為了要傾聽而創作或演奏的副產品。阿達利認為音樂的運作方式在進人市場經濟，轉型為具有使用價值，它的主要功能不是依靠花在它上面的勞動多寡而定，而是依靠它和權力的結合，以及它如何有秩序地參與社會組織成型的過程。因此，音樂成為一個交換與利益的實體，不需經過冗長、復雜的表演過程，記錄與儲存技術的出現促使音樂與權力出現了革命，顛覆了所有的經濟關系。因此，復制代表原創的死亡、仿制的勝利以及對再現根本的遺忘;而且在大量生產的過程中，模子本身幾乎沒有重要性或價值，它只不過是生產過程中的一個因素而已。
隨著音樂的囤積，一種全新的經濟過程隨之進行，人們必須花時間去賺得收人，以便可以購買儲存他人時間的錄音商品;音樂不再是一種安靜的聆聽，它被整合為一個整體的一部分，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背景噪音，音樂不再具有意義。從臺灣的電影音樂的歷史來看，政治介人電影音樂是顯而易見的，而音樂借由商業途徑達到其使用價值，電影音樂便會因政治、經濟而產生變質。
臺灣的電影發展隨著政治、經濟及社會而變化，在政治上利用電影傳播的特性，電影成為政府的政令宣傳工具之一，而且電影也反映經濟和社會的變遷，其中電影音樂則因時代的變化和電影風格的走向，而產生不同的意涵和時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