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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力娟汪力智單位：云南紅河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云南紅河州國土資源局

哈尼族土司與漢文化傳播

哈尼族世居于大山深處,在土司制度建立之前,他們受中央王朝的影響很小,與漢族社會聯系也不多。土司制度建立之后,哈尼族就被中央王朝所統治,與漢族社會產生了密切的聯系。哈尼族土司一開始是迫于中央王朝的壓力,必須要加強漢文化的學習和教育。如在清初,清政府頒布了云南土司世襲的辦法,其中就明確規(guī)定土司的襲位者和其他子弟必須接受漢文化教育。據《云南通志稿•學校志》載:清政府“題準云南土司應襲子弟,令各該學立課教訓,俾知禮儀。

俟父兄謝事之日,回籍襲職。其余子弟,并令課讀。該地方官擇文理稍通者,開送提學考取,入學應試”。就這樣,哈尼族土司在長期接觸、學習漢文化的過程中,逐漸被漢族先進的科技和文化所折服,進而使自身學習和接受漢文化成為一種自覺行為,他們從自身做起,積極學習、傳播漢文化,引導哈尼族接受、崇尚漢族文化。

(一)使用漢姓,傳播漢族文化

使用漢姓,是哈尼族土司積極接受、傳播漢族文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哈尼族傳統社會普遍使用“父子連名”家譜。這是一種特殊的家譜,其實質是父系制家庭結構、血緣及財產繼承關系的體現;其形式是父親名字的后一個字(音節(jié))為長子名字的前一個字。例如:黑嘎(父名)———嘎嘮(子名)———嘮篩(孫名)……長久以后,就會形成一串長長的父子連名譜系。”

天啟《滇志》-《臨安府•土司官志》記載:“各長官司,俱本土羅倮倮、和泥(哈尼)人,原無姓名,各從族匯之本語定名;或隨世遞承其父名之末字,更接一字相呼。從元朝起,哈尼族的首領們,一旦被中央王朝封為土司,他們都有這樣的心態(tài),即:為表明自己的進步,表明自己與漢族官員沒有差異,便紛紛使用漢姓,如王、龍、錢、羅、李、白、張等。據嘉慶《臨安府志》-《土司志》記載:“明初,土司阿英歸附,賜姓錢,授副長官,世襲。于是,一些哈尼族土司開始帶頭使用漢姓,拉開了在哈尼族地區(qū)吸納、傳播漢文化的序幕。有資料描述:哈尼族土司龍者寧,在入貢京師時,得以參加明成祖親臨的端午節(jié),景仰了大都的先進文化盛況,深受感染,他返鄉(xiāng)后,每年都在自己的轄地如期舉辦漢族的這一節(jié)日慶典。再有哈尼族土司龍上登,曾赴京受職,在京逗留期間,酷愛漢文典籍,回到家鄉(xiāng)后,興建學校,建蓋文廟,還親自撰寫碑文,論述孟子學說等。由于他的親自倡導,漢文化在他所統治的哈尼族地區(qū)得以順利傳播,讓當地的哈尼族群眾有機會較早地接觸到漢文典籍。在明朝末年,龍上登土司的女兒便懂漢文典籍,能工描山水、花卉,顯露出深厚的漢族文化功底。土司們開啟了哈尼族使用漢姓的先河,哈尼族群眾緊跟效仿,于是,漢民族的姓氏在哈尼族民間被普遍使用,漢族文化也如春雨潤物,融化于哈尼民族的生活。

(二)啟用漢族知識分子參與高層統治,傳播漢族文化

土司制度設置之初,哈尼族土司因缺乏漢文化知識而深感事業(yè)難以順利進行,在不斷的實踐摸索中,哈尼族土司們漸漸意識到,讓那些學問深厚的漢族知識分子來協助自己的統治,才能盡快地改變這種被動的統治局面,于是他們便開始用高薪聘請自己信得過的漢族知識分子為自己謀劃,讓他們參與到自己的統治行列中來。這些受重用的漢族知識分子協助土司出謀劃策,辦理外交事宜以及一些具體統治措施。例如建筑風格、軍事裝備、典章法規(guī)、器物、監(jiān)獄等,都效仿漢文化模式構建和設置。

在這個過程中,漢文化也被潛移默化地注入到哈尼族土司制度機體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漢文化的影響在哈尼族土司制度中日愈濃厚,同時也直接影響到轄區(qū)內平民百姓的思想意識和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他們緊跟效仿,使得漢族文化在哈尼族社會中得到迅速接納和傳播。紅河思陀(地名)土司李呈祥(1900—1977)聘請由武漢大學畢業(yè)的漢族知識分子廖伯英為他的參謀,使他在上世紀40年代前后那些飄搖動亂的年代中,各項事業(yè)都得到順利發(fā)展,其傳奇的人生功業(yè)在當地廣為流傳。

興辦教育,傳承漢族文化

哈尼族土司在與漢族長期交往中,感知到漢族不僅有先進的文化,而且有先進的科學技術。于是,一些開明的土司便積極開辦學校,興辦教育,想讓自己的后輩能更早、更多地學習漢文化知識。

如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當時元江府向中央王朝奏請辦學時說:“時元江府言,土官子弟、編氓多愿讀書,宜設學校以教之。詔從之。”土司們不斷聘請漢族知識分子到自己的轄區(qū)當教師,興辦各類學校,傳授漢文化知識。土司和其他富裕家庭弟子得以進入學校讀書,系統地學習漢文化知識。

如哈尼族末代土司李呈祥,堪稱是樂于興辦教育事業(yè)的杰出代表。他從小便接受漢文化教育,曾先后到過石屏、昆明及南京求學,獲得了不少新知識和新思想,他的統治較之其父輩開明、進步,不僅對平民百姓采取了一些讓步政策,還大力鼓勵發(fā)展手工業(yè)和農貿集市,促進了生產的發(fā)展;他創(chuàng)辦“思陀高等小學堂”,聘請文化知識較高的漢族教師講學,為漢文化在哈尼族地區(qū)的傳播創(chuàng)造了良好條件。更可貴的是他所倡導的學習漢文化的風氣,還對周邊地區(qū)的哈尼族青少年產生極大的影響,吸引他們前來求學,他還對那些家境貧寒而學業(yè)優(yōu)異的學生給予幫助,培養(yǎng)了許多哈尼族知識分子,為上世紀40年代后期共產黨領導下活躍在滇南地區(qū)的邊縱十支隊輸送了許多優(yōu)秀的人才,受到各階層人士的信賴和稱贊。

結語

在特定歷史時期產生的哈尼族土司,曾利用手中的權力,一方面對轄區(qū)內的平民百姓加以嚴酷統治和剝削;另一方面則通過自身優(yōu)勢,以啟用漢姓、聘用漢族知識分子參與高層統治、興辦教育等多種形式和渠道,將漢族文化微妙地納入到哈尼族傳統社會機體之中,開創(chuàng)了哈尼族吸納、傳播漢族文化的歷史先河,為哈尼民族的不斷發(fā)展壯大做出過積極貢獻。

今天,漢文化對哈尼族的影響已滲透到哈尼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漢文化與哈尼族文化正在哈尼族地區(qū)和諧交融,向前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