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對農傳播與社會治理的關系解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有關傳播對農村的影響在學界已有一定的討論,有學者認為,“大眾傳媒是農村發展的內在動力,不僅提供信息,而且能夠改變農民陳舊保守的觀念,形成開放意識、市場意識和競爭意識等。”①還有學者認為,“大眾傳播媒介的使用對于中國農村居民的現代性有獨立的預測作用,特別是上網相比其他的媒介使用能更好的預測當前中國農村居民的現代性。”②大眾傳媒通過“提供大量信息”和“迅速推廣各種新技術、新觀念和新知識”等,促進農村經濟發展③,等等。類似討論大多是圍繞傳播對鄉村社會文化、個人社會化、經濟發展等的影響,本文擬就傳播與治理的關系、對農傳播在鄉村治理過程中發揮的功能等做一個初步的探討。

傳播與治理的天然聯系

首先,傳播是治理權力的來源。“治理意味著一系列來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和行為者。它對傳統的國家和政府權威提出挑戰,政府并不是國家唯一的權力中心。各種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只要其行使的權力得到公眾的認可,就都可以成為在各個不同層面上的權力中心。”④治理過程中行動者形成的這種實踐權力可以稱為治理權力。與統治中的權力概念強調對資源的占有不同,治理權力的運用并不一定要占有資源,重要的是要對資源進行控制、影響以及整合運用。

沒有傳播就沒有治理權力。一方面,治理權力不是強制性權力,其表現形式通常是信息權力。“信息既可以作為物質生產和在生產的手段而成為配置性資源,也參與社會時空的組織而成為權威性資源。”⑤治理主體之所以擁有治理的權力,就是因為他們控制了信息的生產、存儲與傳播,信息要發揮影響作用就必須通過傳播。另一方面,治理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⑥,治理權力能夠產生就依賴于治理主體、客體相互之間的傳播互動、協商和妥協。

同時,傳播是治理權力發揮效力的基礎。治理權力具有“公共性”特征,公共性的治理權力是通過傳播、流動和運行來發揮其作用的,就像人體的血液,必須要在全身正常而迅速地流動,以提供營養,保證人肌體的運轉和協調。如果血液的流動出現阻塞,人就會感到不適,出現各種疾病,影響身體健康。“傳播是公共權力的本質”,⑦如果公共權力不能開放、公平、科學而有效地加以運行和傳播,到達其應該到達的領域和人群,不僅會失去權力自身的控制、約束及管理能力,還會導致公共權力、公共信息和公共資源的“滯留”、“截留(截流)”現象,出現過度的集權行為或引發尋租與腐敗現象,最終導致治理權力體系的信用危機,甚至會引發整個公共權力體系的崩潰。

其次,傳播是治理過程的本質。幾乎所有的治理活動,要么本身就是直接傳達治理信息,要么是間接輸送治理信息。人們通過政治信息的流通與共享,相互影響、相互理解、相互結合或相互爭斗。從一定意義上說,傳播是治理過程的本質。

傳播是現代社會治理主體聯系治理客體的需要。治理是“由共同的目標所支持的活動,這個目標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規定的職責,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強制力量而使別人服從。”⑧可見,與統治相比,治理是一種內涵更為豐富的現象。它既包括政府機制,同時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機制,隨著治理范圍的擴大,各色人等和各類組織得以借助這些機制滿足各自的需要,并實現各自的愿望。如何不需要強制的力量就可以得到別人的服從,如何建立非正式的運作機制以及通過這些機制實現治理的目的,這一切都需要通過傳播去實現。

傳播是治理主體與主體相互之間聯系的需要。和傳統的“統治”相區別,“治理”的核心特征在于治理主體的多元性,治理主體包括政府、其它公共機構,也包括私人機構,還可以是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的合作,從而形成“平行發展的、互動的多樣化社會網絡組織。”⑨治理主體的多元性決定了傳播在主體間相互溝通連接的關鍵作用。

傳播也是治理客體向治理主體開展反饋的需要。治理與統治之間一個主要區別是運行的向度不同。統治是單向度的自上而下式,它運用政府的政治權威,通過發號施令、制定和實施政策對社會公共事務實行強制性管理。而治理的運行向度是雙向的,就是治理主體需要不斷接受客體的反饋,而采取下一步行動,所以由上至下的傳播再加上由下至上的反饋傳播構成了完整的治理機制。

第三,傳播是有效治理的保障。治理只有通過有效的傳播和運行才有可能產生良好的績效。在治理的實踐過程中,治理主體之間的溝通傳播機制非常重要,從以往的經驗和教訓中人們不難發現,一切混亂的根源均可以追溯到溝通傳播和互信機制的欠缺,傳播不足容易導致信任匱乏,進而造成合作困難,以至于最終影響社會秩序的形成和維系。

通過傳播,治理主體與客體有機會進行積極有效的溝通和協商,可確保治理最終產生最佳的績效。通過廣泛的溝通,不僅整合了民眾的信息和意見,還吸收和匯聚了專家的智慧,使治理主體能夠在全面和深刻的意見和建議的基礎上做出最佳的判斷和決策,從而可大大提高治理的效果。

治理的最佳狀態稱為“善治(goodgovermance)”。所謂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本質特征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善治表示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這里的合作本質上就是傳播。我國政治學家俞可平總結當代治理理論后提出善治的基本要素有十個: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責任性、回應、有效、參與、穩定、廉潔、公正。⑩其中,透明、回應、參與都是傳播的典型特征,而合法性、法治、責任、有效、廉潔、公正、穩定只有通過傳播才能達成。

“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傳播之于治理,如影隨形,“政治是傳播的主神經,傳播是政治的控制器”,傳播與治理具有天然的聯系。

鄉村傳播的政治認同功能

作為國家治理對象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社會歷來是國家想盡一切辦法努力控制的對象。鄉村治理的根本目標,對治理主體的國家來說,就是其意志在鄉村社會得以順利貫徹,或者說作為治理客體的鄉村社會對國家形成政治認同。

鄉村社會從來都是國家治理的難點,傳統中國“皇權不下縣”,“中華帝國正式的皇權統轄權只施行于都市地區和次都市地區。出了城墻之外,中央權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減弱乃至消失。”現代國家的建構的過程同時也是權力高度集中和全民滲透的過程世紀初,國民政府著手將行政體系延伸到鄉村社會,但由于長期軍閥割據、戰爭不斷,國家對社會的治理處于較低水平。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通過行政體系將國家意志傳遞到鄉村,從而第一次將分散的鄉村社會整合到國家體系中,并逐步摧毀了鄉村社會原有的非正式權力網絡,進入了“全能主義”模式時期。

制廢除后,實行“鄉政村治”的體制。鄉鎮一級設立農村基層政權,鄉鎮以下設立村民委員會,實行村民自治。這種體制是一種分權式改革,即將高度集中于國家和上級政府的權力下放一部分給農民和基層。鄉鎮和村的關系是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接著是稅費改革后國家的潛在退出,我國鄉村治理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農村治理朝著多元治理、間接治理和依據法律/契約治理方向發展。農村改革后的治理體制使行政滲透機制的功能受到一定限制,特別是基層和農民的經濟自主性日益增強。行政體制的功能受到限制后,國家意志如何在鄉村社會得以貫徹?或者說國家如何得到鄉村社會的政治認同?

政治認同是社會穩定的文化心理基礎。村民的政治認同主要表現為對政府政策、政府行為、基層干部的態度、情感和議論等心理傾向。在政治認同不足的情況下,合法的強制某種程度上也能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但這種穩定往往是脆弱的。一旦社會不穩定因素積累到不可調和的程度,就有可能引發突發性群體性事件。所以在鄉村社會建立政治認同是十分重要的。

政治認同有賴于發揮傳播的政治溝通、社會控制作用。政治溝通就是“賦予政治過程以結構和意義之信息和情報的流動。政治溝通不只是精英對其民眾發送信息,而且還包括全社會范圍內以任何形式———不論是對公共輿論的影響、對公民的政治社會化或是利益動員———影響政治的整個非正式溝通過程。”

村民對國家的政治認同涉及到中央政府的政治認同和對地方政府的地方認同兩方面內容。絕大多數農民對中央政府是充分認同的。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作為典型理性經濟人的農民在政權建立后的每一個階段都獲得了一定的利益滿足,比如新中國成立后的“當家作主”,改革開放后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還有取消農業稅后的負擔減輕,等。另一方面就是政治傳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意識形態是治理正當性的基礎,任何治理主體都必須形成自己的觀念和說法,特定的意識形態,來證明自己治理的合法性,治理主體要與治理客體內心中現存的觀念相切合,符合其內心的認知趨勢。共產黨執政后政治權威通過政治系統中的政治渠道或大眾傳媒向農民傳送、灌輸相應的政治制度、政策、法律、政治信仰、政治話語以構建農民對政治系統的擁護和忠誠。傳播是意識形態形成的基礎,也是其發揮作用的基礎。

農民對基層政府政治權力的認同和支持相比起來就差距較大,這主要是由于多年來經濟發展進程中基層政府“與民爭利”導致的,比如政府與農民之間在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潛在價值上存在分歧,常常導致二者之間的利益沖突,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而對于鄉鎮政府來說,只有社會民眾對其管理體制和治理模式認同和支持,鄉鎮政府才具有政治學意義上的合法性。簡單來說,鄉鎮政府基于鄉鎮居民對管理和服務的認同和服從,才能得以生存和發展。與中央政府主要依賴大眾傳播提升政治認同不同,基層政府、鄉村精英主要依靠人際傳播來強化這種認同,由于處于熟人、半熟人社會,村民的信任主要是基于血緣和傳播互動距離,血緣越近信任度越高,傳播互動頻次越高、傳播技術越熟練,信任度越高,執政權威及合法性越強。

傳播是權力實現的方式,也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手段。傳播是一種影響巨大的社會權力,包括統治階級在內的社會群體都不得不依靠它實現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借助傳播,統治者可以把自己的意志通過各種方式滲透到社會中去,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同時創造有利于自己統治的社會環境和主流文化。對當前我國各級政府來說,一方面要繼續推進政務公開,滿足公眾的知情權、順應信息社會人們不斷高漲的信息需求;一方面要發揮傳播的雙向溝通功能,充分了解民意,與社會各組織積極溝通,在形成社會共識的基礎上制定決策;另一方面,充分運用大眾傳播的話語平臺,為政策執行營造有利的輿論環境,通過議程設置促進人們對某一事務的關注,形成社會共鳴,繼而引發社會行動。

鄉村傳播的社區整合功能

社會整合度是指村莊內部的人際溝通、社會信任和互助的程度。社會整合度越高,村莊社會的秩序穩定性越強;而村莊的社會秩序越好,越能促進村民之間的互惠互信和社會交往。鄉村整合有利于社會動員,也有利于鄉村內部的和諧。

鄉村整合的一個核心指標是“村莊社會關聯”。村莊社會關聯關注的是處于事件中的村民在應對事件時可以調用村莊內部關系的能力。若一個村莊中的大部分村民都缺乏調用相互之間關系的能力,這個村莊就缺乏社會關聯。當代中國,村莊社區正走向“陌生化”,人際關系的紐帶極為松弛,社區關聯性大大降低,村民普遍存在寂寞感和孤獨感。村莊人心渙散、資源分散、生產乏力、文化乏味;集體感和凝聚力的弱化,使得農村社區越來越失去向心力和“社會向心空間”。與計劃經濟時代社會組織嚴密、農民有強烈的集體感相比,如今村民的集體關懷大大減少,農民幾乎難以感受到集體和他人的存在。村干部昔日的權威不再,村民昔日的“村莊向心”心理也趨于消失,大多數村民的心理預期是“離開村莊”,到外面去謀生和生活。村級公共事務難以正常處理,在誰都不愿意吃虧的情況下,“搭便車”不可能,當然公共目標更難以達成。村莊似乎真正進入到一堆互不相干的“馬鈴薯”狀態,村莊作為一個共同體也只是虛有其名,真有點“村將不村”的味道。

傳播有利于鄉村社會關聯的建立、增進和調動。首先傳播有利于鄉村社會關聯的建立。人是社會的主體,社會是經傳播而形成的社會關系的總和。杜威就認為,“在一切的事物中,傳播是最為奇特的了。……在有相互溝通的地方,事物就有了意義,因而也就有了代表、、記號和含義。”“社會不僅因傳遞(transmission)與傳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確切地說,它就存在于傳遞與傳播中。”杜威強調傳播與社會的內在結構關系問題,甚至把傳播提升到社會結構建構的重要層面。盧曼指出,“只要有一個自我再制的溝通結構形成,就會透過限制適當的溝通,與環境劃清界限產生社會系統;因此社會系統不是由人,也不是由行動,而是由傳播(communication)所構成。”傳播活動是鄉村各種社會關系得以形成和運行的紐帶,不同的意見和利益可通過傳播進行不斷地討論、交換,進而縮小分歧,求同存異,增進共識,強化社會規范,維護共同價值觀。

傳播也有利于鄉村社會關聯的增進。傳播有利于形成鄉村公共空間,為社會關聯的增進提供了日常運作機制。鄉村公共空間是指人們可以自由進入并在其中進行各種思想交流的場所,以及在這些場所中產生的一些制度化的組織和活動形式。公共空間包含四個層面的內容,一是物理空間,指社區內的人們可以自由進入并進行各種思想交流的公共場所。二是公共活動,指社區內普遍存在著的一些制度化的活動形式,人們可以在其中進行交流、交往。三是公共組織,即村民自發形成的維護自身權益的各類民間組織。四是指公共輿論,即在上述空間中人們可以自由地聚集,交流彼此的感受,傳播各種消息,也可以正式集會公開討論,形成對人們的行為具有很強約束力的社會意見。其中公共活動是公共空間的靈魂。公共活動是由傳播組成的,無論是文化活動、經濟活動、政治活動都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溝通,沒有傳播就沒有公共活動。同時公共活動的形成也極大地提升了參與村民的主體地位和傳播能力。各種公共活動與公共儀式對民主文化的培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不斷發掘公共活動和公共儀式的價值,通過經常性的組織廣大農民參與公共活動和公共儀式,在參與中及相互交往中培育廣大農民的民主文化價值,加深村民對社區的認同和歸屬,增進鄉村的社會關聯。

傳播還有利于鄉村社會關聯的調動。傳播可以促進鄉村社會民間組織的形成,也能夠提升村民組織內部運行的效力。村民組織的形成和運作為社會關聯的調動提供了制度保證。不同的階層和人們由于經濟地位與政治地位的差異,其立場、利益、政治態度、興趣各異。這種情況下,要想整合鄉村社會力量,維持整個村莊的有序運行,需要一個強大的協調、融合的力量和機制。這就需要建立農民自治組織。農民組織作為鄉村社會治理主體之一,能積極調動村莊內社會關聯,對村民展開互助行動,能平等有效地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維護農民的根本利益。傳播既方便村民們互惠互助,也能有效管理沖突,具有良好的解決沖突的效果。傳播承擔著各類事務的組織者、協調者和裁決者的角色,通過傳播,大量的民間糾紛得到化解,從而維系了村莊的秩序與安寧。總之,良好的傳播互動對鄉村整合、社會秩序的實現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鄉村傳播的社會發展功能鄉村治理的根本目的是“鄉村社會的有序發展”。鄉村社會的發展包括經濟的發展、個人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等內容。

鄉村傳播首先推動了鄉村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的一般意義,對于農村社區來說就是經濟增長;對于農民家庭來說就是增收。增長與增收是鄉村治理的經濟目標。增長與增收這兩個指標可以比較客觀地衡量出經濟發展水平。鄉村經濟發展有賴于科技的擴散傳播。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驅動力和支撐點。而農業現代化必須依靠科學技術,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農業科技成果,另一方面需要通過農業技術推廣,把先進的農業技術盡快傳播到農民手里,以促使農業科技成果和實用技術盡快應用于農業生產,保障農業發展。從我國目前的狀況來看,科學技術對農業的貢獻率偏低,僅為49%左右,與發達國家的60%-80%相比差距較大,科技成果的轉化率和先進實用技術的到位率相差甚遠。科學技術需要傳播,才能發揮其應有的功效。科技傳播“是科技知識通過跨越時空的擴散而在不同個體間實現共享的一個互動的過程”,科技傳播對新農村建設的推動作用,已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另外,農產品產量的增產增收還離不開營銷方面的傳播。

傳播也促進了鄉村社會中個人的發展。對農傳播的建設功能最集中地體現在培養發展農民的現代化人格,使農民建立起現代觀念。信息時代電視、廣播、報紙、互聯網等大眾傳媒以其強大的輻射力,對農民受眾的影響力是不容低估的。新聞傳播不僅滿足村民一般的信息溝通,而且改變了農村落后觀念意識,激發農民學習先進技術的興趣和欲望,使農民通過報道得到啟發和教育。“大眾媒介給人們帶來有關現代生活諸多方面的信息;給人們打開了注入新觀念的大門,向人們顯示新的行事方式,顯示有助于增進效能感的技術;啟迪并探討多樣的意見,刺激并加強對教育流動性的期望。歌頌科學,為技術大唱贊歌。所有這一切在能夠接受外來影響的人那里,將會導致更多的現代性。”美國社會學家勒納曾提出:“大眾傳播媒介可以幫助人們突破地理界限,開闊眼界,通過信息傳遞功能,培養發展社會成員的現代化人格,加速現代化進程。”推動一個社會或地區的現代性增長的因素非常多,傳播不是唯一因素,可能也不是第一因素,但顯然它是不可忽略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傳播也促進了鄉村社會的現代性。傳播影響著現代化進程。客觀世界變遷越大,信息傳播發生的頻度和密度就越高,信息傳播的頻度越高,社會變遷就越大,傳播是打破封閉、引進新信息、新技術的有效手段。由于信息勢差的存在,傳播可以實現信息由“信息高地”向“信息洼地”流動,即由社會現代化程度高的地區向現代化程度低的地區流動。傳播給欠發達地區帶來了現代性因素,催化了社會發展的進程。傳播不僅包括外部社會對鄉村社區的傳播,也包括鄉村內部村民與村民之間的傳播,尤其是對社區事務的參與型傳播。農民作為鄉村治理和新農村建設的主體,這個主體不是松散無力、政治冷漠的個體,而應是公民社會的有力組成部分。傳播有利于人的發展,提升了個人的傳播意識和傳播能力傳播,同時也促進了鄉村社會公共空間的形成和發展。就長期的歷史而言,公共空間與公民社會關系密切,公共空間是誕生公民社會的重要場所,而公民社會與現代性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傳播可以推動鄉村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廣大村民的自主傳播是一種對社區事務的“參與”,具有重要的民主價值。透過親自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提議、討論、說服或監督其執行,村民們真正與他人共同創造了一個“公共空間”,使自己本有的觀點得以在參與過程中修正完善,轉化成具有公共導向的意見。

結語:邁向傳播型治理

建國以來,國家一直努力將鄉村社會整合到國家共同體之中,這一努力在之前一直是通過制度化的強制力來推進的,并由此形成了長達20年的治理體系。包括公社、大隊和生產隊層級,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科層化體系,對鄉村社會實行“科層制控制”。科層控制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單向滲透與控制的行政型治理。科層控制模式的建立,標志著自清末以來國家政權對鄉村社會的單向滲透與控制政策的最終成功。它意味著時期的國家權力遠較以往時代更垂直地深入鄉村基層，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控制達到了歷史的頂峰。由于處于底層的鄉村社會被整合進了國家組織體系之中,原本“皇權不下”的基層“自治空間”消失了。

改革開放后,特別是農業稅費改革后,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治理方式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隨著市場經濟的日益完善,鄉村個體經濟的發展,家庭間原子化傾向,鄉村人口流動量的增大,特別是管理運營成本的巨大,中國的鄉村治理已經不再適用原來那種自上而下權力控制的模式。“隨著國家對農村經濟依賴性的減弱和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傳統的權力文化向現代權利文化的轉變,國家的行政權力將逐漸退出農村的政治領域”,取而代之的是,國家正通過傳播這種“軟”權力介入鄉村治理。國家鄉村治理方式從行政統治向傳播治理方向發展,傳播正成為國家介入鄉村社會的主要策略。

傳播型治理的特征之一是主體多元。行政型治理的主體是單一的,即上級政府,而傳播型治理的主體則是多元的。構成鄉村治理主體可以分為鄉村的外部參與者和內部成員。外部參與者包括政府官員、技術人員、推廣人員、專家、發展專家以及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的人員,媒體制作人員等。這些人員一般文化層次較高,受過較好的教育,具有豐富的知識和閱歷。內部成員包括廣大農民及其由農民組成的組織,以及由于自身能力條件從農民中脫穎而出的意見領袖、鄉村精英和村干部等。傳播主體在傳播實踐中,發揮著各自的優勢和作用。傳播權決定治理權,多元的傳播主體分擔鄉村治理的責任,實現對鄉村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以達到公共管理效率的最優化,推動和諧共生的多元化傳播模式和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

傳播型治理的特征之二是國家與社會的雙向互動。互動就是平等的交往,“一個時代的交往的性質和水平,不在于交往什么,而在于怎樣交往,用什么中介手段交往。”鄉村治理之路應該是“強國家—強社會”的互強型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就鄉村社會而言,村民通過傳播形成各種民間自治組織、重塑鄉村社會公共空間,積極參與鄉村社會的治理活動中,并進而成為鄉村治理的主體。正如米爾頓·弗里德曼所說:“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其是‘競賽規則’的制定者,又是解釋和強制執行這些已被決定的規則的‘裁判者’”。政府的主要責任在于履行服務功能,培育鄉村社會自主發展,而不是直接參與到鄉村治理的具體活動中,這是鄉村治理走向善治的必由之路。

傳播型治理的特征之三是信息擔負治理的媒介。行政型治理的媒介是行政系統的強制性“硬”權力,而傳播這種軟權力則是“一種由信息所承載的文化力,它是由主體對文化軟資源進行施動,通過信息傳播鏈條,被客體吸納的力量。這種吸納既包括通過吸引和涵化達成,也包括通過信息軟威懾而取得的傳播效果。”現代科技和經濟發展不斷推進著社會的信息化進程,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日益影響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信息社會的到來開始影響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誰能在信息的生產、存儲和傳送中占據主動,誰就具有影響他人和社會運行的權力。誰能迅速掌握新的傳播媒介并運用于傳播中,誰就能在社會中獲得主動地位,擁有影響社會運行以及社會變遷的權力。在鄉村治理活動中,各治理主體通過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交換,影響、說服、動員其他主體和客體,從而實現各自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