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漢代財政管理試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漢代的財政管理的研究應當始自二十世紀初期，正如徐式圭言：當時“理財之學，古無專書。其散見子史諸篇者，大都零縑片錦，竟緒茫然。”[1]但是在近代西方經濟學說的影響下，一大批學者開始撰寫財政史。漢代財政管理也在他們研究的范圍之內。比如胡鈞的《中國財政史講義》[2]、徐式圭的《中國財政史略》、常乃德《中國財政制度史》[3]、劉秉麟《中國財政小史》[4]、楊志濂《中國財政史輯要》[5]、劉不同《中國財政史》等。論文百事通他們利用文獻并結合近代財政學理論，對漢代的上計制度，財政管理機構，會計制度以及財政監(jiān)督等方面都做了論述，初步確立了秦漢財政管理研究的一些范圍。在這種學術背景下，秦漢財政管理方面的研究開始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現(xiàn)了一批研究漢代財政管理的論著，其中以馬大英和周伯棣等學者的研究成果最為突出。馬大英在《漢代財政史》第二十四章即“財務行政與上計吏”中分別對“會計年度”、“財政官署與行政”、“調度”、“上計吏”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漢代的會計年度承秦制，十月制是會計年度，隨著漢武帝改革歷制，會計年度也發(fā)生改變。因此上計吏的匯報時間不再是十月了。其實，就會計年度而言，武帝改革后仍然實行的是“計斷九月”[6]。又，漢代的會計制度還有許多其它的內容，比如會計憑證、會計報告、會計審核項目等，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研究。關于漢代財政官署問題，馬先生認為漢代實行的是中央、郡、縣三級管理體制，但是江陵鳳凰山漢簡證明：鄉(xiāng)里也有財政支出權限。因此從財政學上講鄉(xiāng)也是一級財政[7]。上計吏是研究漢代財政管理的重要問題，馬先生對上計吏的任務、職責以及上計的重要性做了介紹，提出了很多可資借鑒的觀點。另外，趙云旗的《中國古代財政管理研究》對整個古代的生財、用財?shù)墓芾泶胧┻M行了概括性的論述[8]。

周伯棣對漢代財政管理也有專論。他從兩個方面闡述了漢代的財政管理問題：第一，公私財政的劃分；其次，預算會計制度。他說，公私財政劃分的創(chuàng)始及其辦法，在秦漢以前，國家財政與領主私人的財政幾無區(qū)別；到秦漢時代，即有區(qū)別。可以說，公私財政的劃分，為漢代財政的一個特色。東漢以后，雖也有劃分的企圖，但劃分得不是如此清楚[9]。我認為這一傳統(tǒng)觀點值得商榷。（詳論見后，此不贅述）關于漢代預算的問題，由于文獻簡缺，周先生也沒有深入研究。他的結論是：秦的預算無法考究，漢代的預算制度本身亦無可考，但觀于成帝責丞相翟方進說：“百僚用度各有數(shù)”，則可知預算是有的。雖有預算，事實上又未必嚴格遵守，故成帝加以譴責說：“君不量多少，一聽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10]。由此可見，漢代粗略的預算并不是沒有。與預算相關聯(lián)，也可說與決算相接近者，則有“上計”之制。它與周代的“歲終則會”的精神相仿佛。不過具體說來，它是地方官吏定期向國王報告民戶稅收數(shù)字的賬目。這個辦法就是：把一年稅收預算數(shù)字寫在木券上，剖而為二，王執(zhí)右券，官吏執(zhí)左券，國王根據(jù)右券在年終考核官吏，予以升降[11]。我們認為秦漢預算制度，確乎存在，但由于材料缺乏，所以，迄至今日，沒有學者專門、系統(tǒng)地研究秦漢預算制度。

盡管系統(tǒng)、全面地研究漢代財政管理的專著還未面世，但是研究財政管理各個具體內容者有之，現(xiàn)在分述如下：

1、如何征收賦稅？這是財政管理的基本問題。高敏先生認為，漢代的田租是按畝和產量結合起來征收的。而田畝與產量二者的結合可以在每畝產量上獲得統(tǒng)一，這樣即體現(xiàn)了租稅之法皆依田畝所產的精神，又符合什五稅一與三十稅一這種按產量征收田租的定率[12]。杜紹順先生卻主張?zhí)镒舛~征收說，漢代田稅的定額如果是三十稅一，武帝以前是每畝（小畝）約三升，武帝以后是每畝（大畝）八升。漢代的田稅定額不是始終不變的，而是隨著平均畝產的提高而提高的。也就是說漢代田稅采用的實際上是定額制而不是分成制。國家根據(jù)平均畝產量決定每畝征收定額，地方上再根據(jù)土地貧瘠定出品級，但平均起來與國家規(guī)定的定額相等[13]。谷霽光和黃今言老師認為，漢代田租征收辦法是，既基于地，又基于戶，基于戶是實[14]。劉華祝老師認為，漢代田租按照比例稅制征收，即“按照田畝單位面積產量計征”[15]。日本學者對漢代田租征收制度也多有研究，木村正雄認為秦漢的田租屬于生產稅性質，而平中苓次認為是地租。（日）紙屋正和在論證秦漢的田租率時和吳慧的觀點相同，即漢武帝時期田租率為“百一而稅”[16]。以上這些學者的研究立論鮮明，論證縝密。但由于近些年來出土了很多新的簡牘材料，為筆者進一步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