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法拉奇復出及方向轉變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9·11”事件發生后，著名的意大利女記者奧莉安娜·法拉奇復出并發表了《憤怒與自豪》一文，同時也標志著她從左派往右派的轉向。法拉奇的復出對知識界和新聞界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也引發了人們對她轉向的紛紛猜測。本文就法拉奇復出以及轉向的原因進行論述，從兩方面得出結論。一方面，從社會背景來看，冷戰結束后左翼陣營的分化、西方出現“新悲觀主義”思潮以及“9·11”事件都對法拉奇的復出有所影響；另一方面，從她的經歷以及個人特質進行分析，知識分子的立場和左翼浪漫情懷，西方中心的價值觀，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情結都是導致她轉向的原因。

關鍵字：法拉奇，復出，轉向，“9·11”

Abstract

Shortlyafter911Incident,OrianaFallaci,thefamousItalianjournalistreturnedpublic,withhernewarticleAngerandPride，whichrepresentshershiftfromlefttoright.Fallaci’sshifthasgivenpeoplemuchsurmise,andthisthesismainlydiscussesonthereasonsofhershiftfromtwoparts.Ononeside,hershiftisrelatedtothesocialbackground,whichincludesthediversionoftheleft-wingcamp,theappearanceofnew-pessimismand911Incident.Ontheotherside,herowncharacterspalysanimportantpartinhershift,whichcanbereferedasherstandasanintellect,herWesternpointofvalueandtheoriginalChristianismcomplex.

Keywords:OrianaFallaci,return,shift,911Incident.

一、《憤怒與自豪》：一石激起千層浪

曾以《風云人物采訪記》而聞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記者奧莉亞娜·法拉奇，自20世紀90年代起“隱居”紐約，一直閉門從事文學創作和研究。2001年，震驚世界的“9·11”事件發生后，年逾古稀的法拉奇“復出江湖”。9月29日，在意大利一家名為《CorrieredellaSera》的報紙上，法拉奇發表了針對“9·11”事件的長文——《憤怒與自豪》。

在這篇文章中，法拉奇激烈抨擊伊斯蘭教和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強調與伊斯蘭世界恐怖分子的戰爭無法避免。文章一發表就引起極大轟動，《CorrieredellaSera》在短短四小時就賣出一百萬份，創下新聞史的新紀錄。

誠如有人所言，法拉奇的復出成為“歐洲新聞歷史上最具有震撼性的事件之一”，西方媒體針對她的文章紛紛發表評論，并形成左右兩派對峙的局面。《華爾街日報》2002年4月28日發表題為《意大利的拉什迪》的社論，盛贊道：“歐洲的良知有了名字：法拉奇。”而另一方面，法拉奇的言論則遭到歐洲左翼媒體的反擊，英國《衛報》專欄作家卡巴尼撰文評論說，法拉奇正“激烈地從左派向右派轉舵”。

法拉奇的復出掀起波瀾，同時也給我們帶來問題與思考：法拉奇為何而復出，又因何而轉向？她的復出與轉向意味著什么？

“無論是戰爭時期，或是和平時期，我都忠于自己的原則，為了自由，為了反抗各種形式的專制主義而奮斗不已。我的生活就像我的作品，我從未放棄過斗爭。”1993年法拉奇在中國訪問時如是說。作為一名世界名女記者，法拉奇曾是比較激進的左派分子，她反對越戰，同情越共，強調人權和平等，她曾與希臘反政府左翼領袖帕納古里斯一見鐘情并且共同生活。在第三世界國家，她曾普遍被視為反暴政、反集權、反專制的象征，受到熱愛自由、追求民主人士的青睞。

1952年，初為記者的法拉奇就表現出不畏權力、堅持真理的個性。《意大利東部晨報》的編輯要求她寫一篇關于共產黨人政治集會的諷刺性報道，法拉奇認為這種未經調查就設定觀點的行為有悖新聞的客觀性，于是斷然拒絕，結果遭到解雇。

20世紀

六、七十年代，正值世界各地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法拉奇走訪了中東和拉美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撰寫了一系列的稿件。1968年，墨西哥舉辦奧運會期間，她和學生們一道親歷了墨西哥政府對學生抗議活動的血腥鎮壓，并負了傷。事后，法拉奇就自己的經歷發表文章，并開始以自由的斗士和極權主義的反對者形象亮相，贏得廣泛矚目。

20世紀六十到八十年代，法拉奇一直像一顆耀眼的明星，以自由斗士的形象活躍在世界新聞舞臺。法拉奇記者生涯中最重要的經歷是采訪國家元首和政界要人，她的《風云人物采訪記》為她贏得廣泛國際的聲譽，也為她塑造了不畏強權的記者形象。

以《憤怒與自豪》而復出的法拉奇，似乎與人們以往的印象大相徑庭。比如，她針對伊斯蘭教發表激烈的言論，認為穆斯林恐怖分子針對的既是美國，也是整個西方文明：

因為當西方的命運，我們幸存的文明危若累卵之時，實際上，我們就是紐約，我們就是美國。我們就是意大利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澳大利亞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波蘭人、斯堪的納維亞人、比利時人、西班牙人、希臘人、葡萄牙人。如果美國被摧毀，歐洲也會被毀滅，我們也將被毀滅。

那么，為什么會有如此明顯的反差呢？莫非人們以往的印象只是錯覺？本文試圖對此進行一下分析與探討，以期撥開圍繞法拉奇及其復出的重重迷霧。

二、法拉奇轉向的社會原因

1．冷戰后左翼陣營的分化

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前蘇聯、東歐國家社會主義政權紛紛垮臺，世界范圍的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社會主義歷史進程遭受重大挫折。許多西方學者據此宣告，社會主義已經滅亡，資本主義已經取得最終勝利。連著名的美國激進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羅伯特·海爾布隆納，也在影響廣泛的《紐約人》上宣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體制的競爭已經結束，資本主義獲得最終勝利。而右翼學者佛朗西斯·福山，則干脆把資本主義看成人類歷史發展的“終結形態”。

“80年代末的共產主義在世界范圍內走入低潮是完全未曾預料的。這種低潮不僅只是一個影響對事件進行客觀評價的思想教條主義的問題，還影響到各個政治領域：左翼、右翼和中間派，也不論是記者還是學者，或是東方和西方的政治家。”這種政治上的變化，自然不可避免地帶來思想上的沖擊。一方面，西方左翼陣營由此分化，界限變得模糊不清，一些歐洲人士，特別是左翼的工黨和社會的理論家，試圖把傳統的左翼理論和主流的右翼理論結合起來，發展出一條“中左”的道路，走一條介于“左翼”和“右翼”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另一方面，一些左翼學者開始“右轉”，完全倒向右翼。此種轉變對帶有激進左翼色彩的法拉奇也產生影響。

2、“新悲觀主義”思潮的蔓延

冷戰結束后，雖然東西方對峙的緊張氣氛消失，但是隨著西方社會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和外來移民的增加，西方社會正受到另一種威脅，一種新的悲觀主義思潮也隨之蔓延。當代西方社會人口種族構成正發生較大的變化，其中基督徒人數日益減少，穆斯林等其他宗教人數卻在上升；外來新移民也更多地保留了本土文化，而沒有完全融入西方文化。面對這種人口和種族變化帶來的所謂“全球移民危機”，西方社會滋生出一種擔憂和恐懼的“新悲觀主義”情緒。美國前總統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控》一書中，憂心忡忡地提到“美國社會將有解體的危險”。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一文中也說到，“西方已經沒有經濟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了”，而美國“將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

這些學者的言論客觀上強化了西方人潛在的民族和文化保護意識，并在西方社會造成危機感和恐慌情緒。被“這些因西方國家人口相對減少而造成的恐懼，是基于真正的文化沖突和對喪失民族特性的擔憂。他們現在不是遭到軍隊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講著其他語言，信奉其他神和屬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們還擔心，移民會搶走他們的工作，占據他們的土地，享受他們的福利制度，并威脅他們的生活方式。”近年在美國出現的白人“民兵”組織、歐洲的新右派、德國的新納粹、澳大利亞的反亞洲人浪潮以及“9·11”后的反伊斯蘭行動等，無一不是這種意識強化的結果。

3、“9·11”

二戰以后世界局勢一直很不平靜，雖然沒有爆發新的世界戰爭，但各種矛盾接踵而至，地區沖突頻繁發生。海灣戰爭以來，西方世界和伊斯蘭世界不斷爆發戰爭，“9·11”事件后這種緊張關系更是達到頂峰。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1993年在美國《外交》雜志上發表了《文明的沖突？》一文，認為“如果19世紀的特點是美國的國內沖突，即南北戰爭，20世紀的特點是意識形態的沖突，那么21世紀的特點將是文明的沖突”，“蘇聯的解體使西方失去了共同的敵人，21世紀伊斯蘭將是西方新的敵人”。隨后，他又在專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進一步詳細闡發這一理論：“西方面臨的根本問題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是一個不同的文明——伊斯蘭，它的人民堅信自身文化的優越性。”亨廷頓的論點很有代表性，在世界范圍對文化、思想乃至政治領域產生廣泛的影響。

從另一角度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面向過去的“黃金時代”，以狹隘的思想和極端的思維看待時代問題，他們將世界劃分成穆斯林和異教徒，以伊斯蘭或純正的伊斯蘭自居，使用各種手段反對非穆斯林或與他們意見相左的穆斯林。這些活動客觀上為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提供了絕好的證據，美國總統布什在講話中將對恐怖主義的戰爭稱為“新十字軍東征”，無疑為“文明沖突論”又加上一個又黑又重的注腳。

“9·11”事件在美國右翼眼中的教訓是“文明世界”和回教世界之間某種無法調和的矛盾，他們宣揚所有的矛盾來源于廣大的“基督教文明世界”和“伊斯蘭野蠻世界”的沖突。眾多媒體進行大肆渲染，再加上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的歷史記憶，在美國人心目中形成“恐怖主義=伊斯蘭=美國的威脅＝民主的威脅＝文明的敵人”的反射模式，并將注意力集中到不同文化間的分歧和矛盾上。

三、法拉奇轉向的個人原因

1、知識分子的立場和左翼浪漫的情懷

作為一名記者，法拉奇試圖堅持客觀公正的立場；作為信仰民主和自由的西方人，她又無法擺脫西方知識分子身份的束縛。這就導致了她常常在兩者之間徘徊，然而后者常常占據上風，打消了她試圖堅持的公正態度。

以法拉奇在越戰期間的報道為例。起初法拉奇眼中的越共是“為自由而戰的騎士”，因此她完全站在越共這邊，公開反對美國插手越南事務——“我不會帶著維他命、給養和現代化裝備來到越南的拉瑞為約翰尼之流哭泣”；她為不知名的越共戰士出版日記和發表愛情詩；描寫美國士兵逃避兵役的種種丑行；她還大膽揭露南越政權的傀儡性質：“它像一只玩具，受主宰著別人命運的人的利益所擺布。”

然而時隔不久，一件小事卻動搖了法拉奇對越共的感情。一位美國老兵批評她：“作為人文記者，站在敵軍的立場上，不公平不負責任地把美國人貶的一錢不值。”法拉奇感到困惑，并懷疑自己在分析好與壞時的客觀性。與此同時，北越政權企圖控制她采訪的行動引起法拉奇的不滿，而越共處決被俘新聞記者的行為更令她怒不可遏，于是她對越共不再抱有自由斗士的浪漫幻想。

法拉奇的態度轉變表明她試圖以浪漫主義的方式反對美國介入越南事務的失敗，這種情感上的微妙變化實際上來自法拉奇的知識分子立場，長期以來受到的西方思想和理念的熏陶，僅僅因對自由的敬仰而誕生的浪漫情懷必然是無法長久立足的。同樣的矛盾體現在法拉奇對民主的態度和認識上，在采訪反抗波蘭共產黨政權的工會領袖瓦薩文時，法拉奇明明感到他的傲慢無知和狂妄，但她在把錄音帶轉寫成文字稿時又頗為犯難：

我該不該寫下真實的瓦薩文，說他是教堂的傀儡，為人傲慢無知等等，如果這樣的話我就幫了俄國人和波蘭共產黨一個忙，因為他們想擊垮他和團結工會。要么我應該像別人一樣說瓦薩文是好人，為波蘭民主的誕生盡綿薄之力呢？

最后，“為民主的誕生盡綿薄之力”，法拉奇還是擯棄自己真實的觀點，而在采訪記中絲毫沒有流露不利瓦薩文的言論。同樣，在采訪波蘭副總理拉可夫斯基時，盡管法拉奇認為“他看上去像是聰明人，是個開明的共產黨人，是個像恩里科那樣民主的共產黨人”，但她再一次為“政治考慮”所左右：“他是共產黨員拉可夫斯基，我不信任他。我不愿意自己的文章成為共產黨的宣傳材料，從而使我成為政治工具。”

法拉奇在諸多問題上立場的左右搖擺，表明她既想站在人道的立場上說話，又無法擺脫西方情結的牽絆；既要實現新聞的公正性，又無法掙脫既成認識的束縛。在《憤怒與自豪》中，我們看到的法拉奇似乎淡忘了曾經的“左翼”浪漫幻想，只剩下一顆西方知識分子的“自由”心靈，她帶著它大聲疾呼：

你知道為什么嗎？因為它把賤民變成了人民，因為它鼓勵他們，甚至要求他們去管理自己，表達自己的個性，追求自己的幸福。它和共產主義的那些做法完全相反，后者禁止人們去反抗，禁止他們去管理自己，表達自己，不準他們變得富有，并企圖通過締造一個神圣的塵世之國以取代傳統的國王。我父親常常說，"共產主義是一種君主制統治，是一種守舊派的君主制度。因為它抹去了人身上那種分明的輪廓。當你抹去一個人的輪廓時，它就再也不是一個人了。"他還經常說，共產主義沒有讓庶民們自由，相反，它讓每一個人都變成賤民。它使每一個人都由于饑餓而死亡。

2、西方中心論的價值觀

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沖突，源于兩者價值觀的沖突。作為對自身文明堅信不移的西方人，法拉奇耳濡目染于西方世界對阿拉伯的片面宣傳，既無法接受阿拉伯文明，更不愿予以理解。

法拉奇曾經公開表示說，“我對中東毫無興趣，中近東文化引不起我的任何感慨，巴格達、大馬士革、巴基斯坦，我都不想再去第二次”。她對阿拉伯文化心存鄙夷，她認為“他們身上有一種狂熱、一種教條主義思想、一種表演癖和一種黑手黨的感覺，總之都是一些我嗤之以鼻的特征。”

法拉奇的這種情感，在1972年對巴勒斯坦抵抗運動領導人阿拉法特的采訪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她對阿拉法特的外貌描寫，就帶有十分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這張面孔會使人想起一只猛禽，或一頭狂怒的羚羊。實際上，他幾乎沒有顴骨，也沒有下巴，只有一張紅色的厚嘴唇的口，一個咄咄逼人的鼻子和兩滴墨水死的亮而凸出的大眼睛”她還寫道：“他的聲音像一種可笑的吹哨聲，具有女性的某種特征。”法拉奇對阿拉法特外貌進行的貶損和對他性傾向的暗示，一方面表現了其咄咄逼人的采訪風格，另一方面也是其西方中心論的價值觀的真實體現。她在采訪記前言中寫的一段話，真實記錄了她的這種心態：

一個相信戰爭的阿拉伯人和一個不再相信戰爭的歐洲人之間的交談是何等艱難。因為這后者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厭惡仇恨；而前者則信守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準則。實際上這是妄自尊大的集中表現。

在法拉奇的采訪記中，她隨意地用“恐怖分子”這樣的字眼稱呼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創始人和領導人喬治哈巴什；在采訪霍梅尼時，她諷刺伊朗人穿著“中世紀的長袍”；在采訪卡扎菲時，法拉奇責問他是否就是“真主”。這種對阿拉伯文化的不理解和不尊重，同法拉奇那種西方文明的優越心態相結合，就帶來其心理天平一邊倒的狀態。在比較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后，她甚至得出結論：“我偉大的阿拉法特先生，你的祖先，除了幾個漂亮的假面具和一本他們一直都在摧毀我鮮明個性的書，他們并沒有給我們留下什么。”

3、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情結

在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看來，世界一邊是天使，一邊是撒旦，一切事物非“善”即“惡”。這種認識往往會給人們帶來極端主義的傾向和偏執的情緒，影響一個人的判斷能力。

生長于基督教環境里的法拉奇曾說：“盡管我完全是一個世俗主義者，一個無神論者，但我還是被天主教文化所浸染，它仍然是我用來表達我自己的某種方式。”綜觀法拉奇的生平與思想可以明顯感到，她身上帶有濃厚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情結，她認為“每個人都是天使和野獸的混合體”，人類如果不假裝接受善與惡的差別就無法活下去：

“上帝和魔鬼還活著的時候，上帝許諾給予天堂以保證‘善’，魔鬼用地獄作威脅以懲罰‘惡’，是有道理的。那個時候，普渡眾生的偉大宗教決定了人類的行為。”

法拉奇一直難于擺脫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情結的桎梏，那種“善惡分明”的思維模式導致她的絕對主義思想，正如評論家阿達夫·蘇維伊夫所言，“在她筆下的阿拉伯人都沒有人性；他們要么歇斯底里，要么反復無常。要么就是殺人狂。他們性格貪婪、憤世嫉俗、充滿仇恨、能來比喻她們的動物是蝙蝠、蛇和瘋狗。”

這與她的成長經歷與環境自然不無關系。法拉奇生長在一個反法西斯的家庭，二戰的慘痛回憶使法拉奇一直無法擺脫法西斯的陰影，她厭惡德國，厭惡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極權主義。“我不知道納粹分子和德國人民是兩碼事，因此對德國產生了刻骨仇恨。”1986年她曾去了德國兩次，但都很快離開，而且她始終不肯在德國為自己的書籍舉行促銷活動。

受她父親的影響，法拉奇一直將美國看成是意大利的拯救者和解放者，這種“拯救天使”的印象使法拉奇一直保留對美國的好感。法拉奇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住在美國，她選擇紐約而不是意大利作為其主要居住地。在法拉奇的早期文學作品中，她借主人公之口敘述對美國的偏愛之情：“我愛美國。我愛他的友善，他的高效，他的高度文明。我覺得自己更多地屬于這個的國家，而不是屬于我的出生國。”

法拉奇對美國“天使式”的偏愛一直持續到《憤怒與自豪》中，她贊美美國的自由精神，并認為這是一切團結、友好和勝利的力量來源：

說美國特殊，是因為它誕生于一種靈魂的需要，那種想要擁有一個祖國的需要，它誕生于那種人類一直都堅信的最崇高的理想：這是一種關于自由的理想，或者更進一步說，是一種想讓自由與平等的觀念結縭的理想。

站在“天使”反面的伊斯蘭教，在法拉奇眼中仿佛成為罪惡和仇恨的種子。面對恐怖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法拉奇毫不含糊地指出，“伊斯蘭教和伊斯蘭主義之間沒有重要的區別”，并將伊斯蘭教“一棒子打死”：

事實上，與他們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和他們講道理，更是不可思議。用縱容、寬恕或幻想的方式對待他們，無異于自殺。無論是誰，只要你以不同的方式來思考，他們都會認為你是在欺騙。

總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情結影響了法拉奇對事物的判斷和分析，使她時常糾纏于非此即彼的激烈沖突中，從而陷入極端主義的泥潭。

四、結語

法拉奇的《憤怒與自豪》一文發表后，法國三個社會團體以“散布種族歧視和仇恨罪”將她告上法庭，并由此引發一場關于言論自由雙重標準問題的討論。與此同時，法拉奇也遭到穆斯林社會的仇恨，兩個意大利穆斯林組織給她發信，聲言要像當年霍梅尼下令處決《撒旦的詩篇》的作者拉什迪一樣“殺死”她。法拉奇的復出與轉向，是不是意味著伊斯蘭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新仇舊恨？而法拉奇本人今后的生活會不會遭遇如同當年拉什迪一樣的威脅？這些都很難預測。

不過，法拉奇的妹妹寶拉曾經說過：“奧莉安娜是一本打開的書。用中文或是梵文寫的書。”如同她的其他作品一樣，法拉奇的《憤怒與自豪》如今也正被譯成各種文字，為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所解讀。雖然法拉奇的復出只是歷史的一個瞬間，然而此事帶給我們的卻不是瞬間的好奇和猜測，而是一些更多更深的思考和對歷史的感悟。

參考文獻

1.【美】圣·阿里科：《女人與神話》，李青藜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

2.【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3.【美】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大失控與大混亂》，潘嘉玢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4.【美】佛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黃圣強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5.【意】奧莉亞娜·法拉奇：《憤怒與自豪》，毛喻原譯，《世紀中國》。

6.【美】薩伊德：無知的沖突薩伊德著閻紀宇美國《國家》（TheNation）周刊，2001年10月22日。

7.【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布熱津斯基：《大變局》，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8.【羅】米爾恰·伊利亞德：《神圣與世俗》，王建光譯，華夏出版社，2002。

9.【意】奧莉亞娜·法拉奇：《風云人物采訪記》，阿珊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

10.【意】奧莉亞娜·法拉奇：《人》，北京，新華出版社,1982。

11.【意】奧莉亞娜·法拉奇：《男子漢》，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2。

12.【日】下村滿子：《人生每天都是壯麗的冒險──訪奧麗亞娜·法拉奇》，劉明華譯，《國際新聞界》，1996(1)(2)(3)。

13.李基高：《驚世名記者──法拉奇的中國情》，《炎黃春秋》，1994（5）。

14.李金樹：《傲慢與偏見——神話背后的法拉奇》，《當代傳播》，2002（3）。

15.邵薇：《“以我的方式寫作”——法拉奇“個性新聞”考察》，《現代傳播》，2002（2）。

16.張功臣：《走近本真的法拉奇——讀<神話與女人:奧麗亞娜·法拉奇傳>》，《國際新聞界》,2000（3）。

17.李彬：批判視野中的全球化和大眾文明，選自《全球化與大眾傳媒》，尹鴻李彬主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18.潘忠歧：《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導讀，摘自《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

19.梁若冰：《超級女記者法拉奇》摘自《21世紀》，1995（04）。

20.黃澤藝：《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成功之路》，載《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01）。

21.牛永斌：《法拉奇要當事件見證人》，載《新聞與寫作》，2001（04）。

22.梅次：《法拉奇的擔憂》，載《當代建設》，1994）（05）。

23.【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世界歷史的透視》，齊世榮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63。

24.余偉民,鄭寅達：《現代文明的發展與選擇：20世紀的世界史》，選自《世界通史》第三編，王斯德主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25.于海青：《美共領導人談“9·11”、反全球化運動和美國左翼現狀》，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02（04）。

26.李冰冰：《文明沖突、文明對話、發展模式——9·11與阿拉伯思想文化》，載《阿拉伯世界》2002（2）。

27.俞可平：《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西方左翼學者關于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若干理論的評析》，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01）。

28.劉澎：《宗教右翼與美國政治》，載《美國研究》，1997（04）。

29.藍江：《后民族時代的世界政治——哈貝馬斯的全球政治觀》，載《新視野》，2002（05）。

30.鄭一明：《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左翼學者對資本主義未來的新看法》，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3（01）

31.蘇文：《東歐劇變后左翼政治力量的沉浮起落》，載《戰略與管理》，1998（06）。

32.羅云力：《西歐大左翼主要類別和演變態勢淺析，載《國外社會科學》，1999（02）。

33.傅永軍：《哈貝馬斯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理論述評》，載《哲學研究》，1999（02）。

34.劉靖華：《“伊斯蘭威脅論”與美國利益問題──評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載《西亞非洲》，1994（02）。

35.劉月琴《中東的現實與<文明的沖突>》，載《西亞非洲》，1994（02）。

36.李澤芳《論冷戰后時期民族主義的內容特征與現實基礎》《理論導刊》，2002（03）。

37.張立平《后冷戰時期美國的保守主義思潮》，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03）。

38.田德文：《擺脫“冷戰思維模式”──由“文明沖突論”談起》，載《西亞非洲》，1994（02）。

39.張銘：《衰落的危險──評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載《國外社會科學》，1994（08）。

40.周弘,劉靖華：《評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載《歐洲》，1997（05）。

41.李慎之：《數量優勢下的恐懼》，載《太平洋學報》，1997（02）。

42.蕭俊明：《文明的困惑——關于文明沖突論的斷想》，載《國外社會科學》，2002（03）。

43.倪世雄,潘忠岐：《文明與秩序——評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載《太平洋學報》，1998（02）。

44.王新生,石丹杰：《超越文明的沖突──伊斯蘭教辨析》，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06）。

45.任光凌：《文明的沖突與亨廷頓眼中的美國國家利益》，載《滄桑》，2002（04）。

46.李小兵：《從“文明的沖突”看“西方的沒落”──論“文明沖突論”的理論背景與社會基礎》，載《哲學研究》，959期。

47.孫相東：《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再解讀——兼論“9·11”與文明沖突論》，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01）。

48.劉小彪：《全球化下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沖突》，載《阿拉伯世界》，2002（02）。

49.陳建民：《全球化與伊斯蘭教文明的沖突》，載《阿拉伯世界》，2002（04）。

50.蔡德貴,劉長明：《文明的和諧——兼評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載《學術界》，2003（01）。

51.李強：《美國新帝國主義全球戰略的政治哲學解讀》，根據北京大學李強教授講座內容整理成文，段保良整理。

52.李繪新：《危險的預言——911后對文明沖突論的再思考》，2001-11-9。

53.楊帆：《文明之間的沖突，還是文明與野蠻的沖突?》，2003-2-18。

54.程亞文：《怪錯了亨廷頓》，《經濟觀察報》，2002-11-11。

55.佚名：《法拉奇的復出：歐洲新聞史上的震撼性事件》，載《東方》，2003（3），17頁。

56.Fallaci.O,ASermonfortheWest,January10,2003,TheAmericanEnterpriseOnline.Fallaci,O.,TheSoliquyofDakelAbbas,WallStreetJournal,April3,2003/4/27.

57.Fallaci,O,IStandwithIseal:IStandwiththeJews,Correredella,Sere,Dec.2,2002.薩依德（EdwardW.Said）：《“無知的沖突”，還是“文明的沖突”？》，萬毓澤編譯

58.薩依德：《無知的沖突》，閻紀宇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