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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類歷史步入20世紀中葉，資本全球擴張、媒介技術革新、教育普及等都為新的文化格局的構建提供了條件，這些現代性要素也為文化產業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必要前提。商品經濟的崛起帶來了資本跨國、跨領域的流通，文化市場的開放隨之而來。進入21世紀，在此背景下，我國文化產業發展進程中出現了兩種愈來愈明顯的傾向:其一，文化產品被納入到商業生產的鏈條，其生產、制作、銷售都必須按照資本增值的要求來開展，資本邏輯替代了文化的價值，文化產品轉化成文化商品。“文化不再被用來修身養性，而被派遣到商業戰場為商品的生產、銷售搖旗吶喊”［1］。其二，包括歷史文化遺產在內的傳統文化、歷史遺跡、甚至宗教場所和宗教文化都出現了商品化、甚至過度商品化的傾向。原本應屬于全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和歷史文化資源在資本對利潤永無止境的追求中，變成了被特定利益群體掌控的“財產”，成為了資本牟利的工具。文化產業越來越被極力塑造為一種可供消費的產業。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文化的商品化和文化產業追求單一價值的取向無益于文化的傳承保護，也無利于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遺憾的是，現實的失敗案例比比皆是。陜西法門寺是一座供奉著釋迦摩尼佛祖真身舍利的佛教圣地，自唐朝起就被封為皇家寺院，在海內外佛教界享有盛譽。然而進入新世紀，文化產業之風勢不可擋，這股風潮也吹開了法門寺的商業開發之路。隨著法門寺景區的開發建設，在文化產業集團以文化帶動經濟的發展思路和經營策略的指揮下，法門寺飽受爭議。圍繞“法門寺”這一歷史沿革意義上的名稱歸屬，寺院和景區有不同的理解;圍繞景區建設資金投入與利益分配問題，各方訴求不同。然而在這些具體的爭執和矛盾背后，是一場關于文化價值與資本邏輯的爭論，是一場關于文化保護和商業開發的爭論，是一場關于文化商品化和文化可持續發展的爭論。面對資本市場的挑戰、消費文化的沖擊、價值缺失的迷茫，“法門寺”的商業開發之路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其間的博弈與沖突也在不同層面上反映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文化商品化問題所帶來的偏離與矛盾。商業開發背景之下的法門寺為所在地的鄉村基層文化和社會格局所帶來的變化亦值得我們研究與重視。

1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文化商品化的傾向

傳播政治經濟學中明確指出:商品化就是用交換價值來替代使用價值的過程，其間，決定產品價值的標準是該產品通過市場能夠帶來些什么，而不再是該產品滿足個人和社會需求的能力［2］。馬克思曾指出:商品是通過工資勞動、面向市場而生產出來的資源，它包含了資本主義市場以及與市場交換實質性聯系。基于這樣的理論，不難發現商品化的過程包含了兩個方面:第一、文化是最終被生產出來的產品。第二、文化只是生產過程中的一個中間環節。因此，更大的市場、更新的原材料、高效的生產過程、廉價的熟練勞動力等等共同導致了文化產品的獨特實現，并最終使其實現了商品化的過程。“把信息當作一種資本從表面和深度上加以開發，這既是商品化過程日益擴大的表征，也是其一部分”［3］。這是席勒對信息商品化的描述。在文化領域也同樣出現了類似的過程，其間“文化被納入到資本增值的軌道，成為資本實現自身的一個關鍵性環節，這是文化商品化的實質。”［1］換句話說，文化的商品化是把文化看成為了資本獲取剩余價值時的一種生產資料，使其成為了被資本用來獲取更多利益的手段。伴隨著法門寺文化景區的建成，圍繞著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與市場開發的爭議甚囂塵上。這是商品邏輯和市場規律在文化領域、甚至宗教領域蔓延的一個典型案例。景區借助法門寺的名頭和影響，以人們對佛教的虔誠、神秘和禮拜作為吸引游客的招牌，拜佛不再是一種出于虔誠的信仰、內心的真誠和終極的追尋所做出的不二選擇和惟一目的，而成為一種休閑游覽的消費行為。“佛”從精神信仰變成了各種具體的文化商品，變成了被消費的對象。作為消費者的游客不僅把對文化產品的消費當作游覽中的重要部分，也在購買佛像、佛經等消費行為中也獲得了安慰。“佛”就這樣以一種大眾文化產品的形式走下神壇。發生在文化、藝術等領域的商品化現象對文化的傳承、藝術的獨創性和多元化發展弊多利少。文化、藝術、自然資源等等原本不屬于買賣和通過貨幣交換的事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已經轉化或變異為可以通過買賣來實現貨幣交易。那些原本只適用于經濟范疇的商品買賣、貨幣交易等等經濟活動從社會生活的附屬轉變為了社會生活中的主要活動。勞動被商品化、受眾被商品化。同時，資本的集中與流動方式、生產方式的轉變加速了經濟結構的變化和社會的貧富分化。

2貧富分化的加劇

短短幾年時間里，因為景區的建設，征地、拆遷、建新村等等原因，“法門寺”所在地的M村發生了明顯又普遍的分化。正如社會學家倫斯基所說:“每一種社會分層理論都涉及到兩個方面:第一，誰得到了什么?第二，為什么得到?”［4］社會分層影響到的不僅僅是結構層面、客觀現象上的社會階層分化，同時這種分化也會影響到相應的社會成員，使其形成某種特定的階層意識，并反作用于現實層面的社會結構。換句話說，社會分層產生了社會階層分化，并引起階層意識的分化。新形成的階層意識反饋到社會結構中，會加強和固化這種的分化。社會成員的歸屬感與認同感正是在一次次個人與社會的互動、認知、態度的傳承過程中被加強和“內在化”。“再過幾年，也許最困難的就是我們村了。”一位了解M村情況的當地政府職員如是說道。這種憂慮絕不是空穴來風。在規劃和建設法門寺景區期間，作為景區所在地的M村經歷了多次拆遷、征地，隨后部分村民搬進了新建的M新村。作為當地新農村建設的樣板，新建的M新村看起來干凈、整齊、富有。在村委會辦公樓的外墻上也赫然寫著“生態立村、旅游興村、商貿強村、三產富民”的口號。但是基層工作人員卻表示他們的工作難度越來越大，“貧富差距太大了，村里的矛盾更多了。”

在法門寺景區一期建設期間，符合規定的部分村民搬進了新建的美陽新村，也開始了紅紅火火的“農家樂”生意。由于毗鄰法門寺，每年旅游旺季生意興隆，農家樂戶主的家庭收入遠遠高于當地其他村組。但是隨著景區新規劃、鎮政府行政中心的轉移，和游客游覽路線的改變等，M村(老村)變成了一個被遺忘的角落。道路坑洼、規劃凌亂、基礎設施差。新老村對比，村民生活發生巨大變化的同時，也急速地拉大了村組內的貧富差距和收入分化，帶來的問題與矛盾已經出現并且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逐步釋放。目前M村的村民大概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在拆遷之后，沒有耕地，搬至新村，大多以家庭農家樂收入為主。村民對生活現狀較為滿意。第二類征地后得到現金補償，同時還留有一部分耕地。大多已種植蘋果樹。第三類，拆遷后沒有耕地，沒有家庭收入來源。當年拆遷時開發商曾許諾，給這些村民辦理低保，以保證村民的基本生活，但遲遲未果。村民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生活較困難。三類村民中，第三類情況最差。征地期間景區開發商承諾要給予的低保補助一直沒有兌現。按照省政府的相關規定，農村家庭收入每人每月平均低于110元，且無生活來源的家庭即可享受國家最低生活保障補助。低保的標準各地不一。在陜西省《關于全面推進我省農村低保工作的意見》中指出，“2007－2008年暫定全省農村低保平均標準不低于每人每年693元”。“各有關縣或設區市政府可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具體標準，但不應低于省政府確定的指導標準。”低保未能實現，這些村民主要靠外出務工、景區周邊的小生意為主要收入來源。在當地，沒有耕地又沒有穩定的工作就意味著一個家庭沒有固定的收入。村民坦言:“目前這部分村民意見最大，但村組也沒有什么好辦法。”

3失地農民成為社會新階層

失去了耕地、沒有專業技能、不具備年齡優勢，又沒有找到再就業的新渠道，失地農民很快成為社會新階層。這些農民雖然還具有勞動能力，但是，在勞動力市場卻不具有任何的競爭力。他們成了被工業社會、被農業社會雙雙拋棄的階層。走在老村坑坑洼洼的街道上，看不到人，卻能時常聽到麻將聲。按照規劃，老村所在的位置會在景區二期開發中被征用、規劃、重建。因此，老鎮區，包括M老村在內，近期都不會有修繕、新建的項目。但是景區運營困難，二期工程的開工時間遙遙無期。破舊的房屋、坑洼的街道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維持現狀。就目前的情況而言，維持現狀就意味著越來越差。有的村民說，以前是“農閑時候打打牌”，現在卻是“閑得只能打打牌”。不能種地又沒有工作，很多村民只能在景區周邊賣香、兜售紀念品等，以獲得收益。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的話語權力，決定著他們對包括傳播資源、文化資源在內的各類社會資源的支配權力，決定著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也決定著他們的認識社會意識和自我認同。失地農民沒有固定收入的同時，他們精神家園的缺失和自我認同感的缺失。有些年老的村民也曾經去城里、縣里和子女同住，但終因難以適應城市生活而返回村莊。有的村民在外打工多年，仍舊找不到歸屬感。新的社會階層與年齡無關，經濟地位的低微和精神領域的空虛使他們成為了社會的邊緣人。“在經濟上處于弱勢的國家和民族，在文化上往往會自我輕賤。會盲目抄襲強勢經濟國家的文化。可是，一旦你丟掉了自己的文化，那這個民族就會面臨很大的精神危機，這比物質貧困還要可怕。”在階層分化中處于底層的失地農民，同時也迷失了本來已經具有的階層意識和身份認同。“階級地位與社會認同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基于客觀的經濟地位之上而形成的價值觀念上的分化將在促使階級整合的同時促使社會的分化。”

這些失地農民在經濟上成為貧困戶之后，在精神上再次淪為了社會的新階層。文化是存在于人類精神領域的人類共有、共享的財富。發展經濟并不意味著忽視文化根本的功能和屬性。發展文化產業也不意味著不惜一切代價的追求經濟增長。大力發展文化產業，“不能因追求市場利益而忽視文化產業的社會效益，更不能把文化生產當成簡單的盈利工具”［7］。杜絕單一的經濟評價指標，尋求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尋求文化產業與地方經濟、文化、社會格局的良性互動與促進是文化產業研究的新課題。

作者：可婷婷 單位： 中國農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