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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余年來大量的考古發(fā)掘表明，中國的水稻栽培起源于距今約萬年前的長江流域，距今約四五千年前水稻已經(jīng)陸續(xù)北上進入黃河流域。
中國文字的發(fā)明起源于黃河流域，有關(guān)水稻的文字記載也首先見諸商周時期。如《詩·周頌·豐年》：“豐年多黍多稌，…為酒為醴，烝畀祖妣。”醴即是用稌米釀的甜酒。古代黃河流域也稱稻為稌，那時的稌或稻，主要都指糯稻（詳后）。《詩經(jīng)》里還有《小雅·甫田》、《唐風·鴇羽》、《豳風·七月》、《小雅·白華》、《魯頌·悶宮》等章，都有詠稻稌的詩句。
需要指出的是，《詩經(jīng)》及其他古籍所記的“稻”詞，主要是指糯稻米，不是現(xiàn)在我們?nèi)粘３缘姆桥吹亩i米或粳米。古代非糯的秈稻或粳稻的栽培要比糯稻為少。這要從稻詞的來源說起，水稻既然是自南向北傳播，稻詞自然是從南方帶去，其語音也不是北方的夏言。最早的稻詞見諸《春秋·襄公五年：會
吳于善緩。”《谷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緩”（nuan，同暖）和“糯”（nuo)是雙聲的音轉(zhuǎn)。秦滅楚越后，少部分越人東渡去了日本，同時帶去水稻栽培技術(shù)，是日本有水稻之始。日語稱水稻為“ィネ”，即是“善緩”音的保留。《說文》：“稬（即糯），沛國謂稻，糯。”沛國在今安徽宿縣一帶，春秋時屬吳國，吳和越語言風俗相同，吳越人就是以糯米為主食的，所以由吳越人帶到日本的也是糯稻。
“越”本來是國名，其族屬“閩”（蛇圖騰，龍的前身動物之一），但是后世習慣于以越為族稱。戰(zhàn)國以后，又出現(xiàn)“百越”的稱呼，是泛指古代東南沿海及嶺南地區(qū)的居民。百越族自秦漢后陸續(xù)向西南貴州、廣西、云南、及泰、緬、老撾等地遷徙，他們?nèi)员Ａ粢耘吹緸橹魇车牧晳T，并非是他們遷到這些地方以后才改以糯米為主食。日本學者常常到現(xiàn)今云南少數(shù)民族（如彝族、侗族等）地區(qū)進行風俗民情調(diào)查，以之與日本民間的風俗民情相對照，發(fā)現(xiàn)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如過年時，家家都要把蒸熟的糯米放在石臼里，用木杵反復(fù)舂軟，做成年糕吃；又如侗族一種特殊的糯米加工方式，稱“糄”（bian）米的，在日本也同樣有，日文也作“糄”。可見糯稻栽培圈在歷史上的范圍是東亞從西南向東北橫跨兩河流域，直到日本九州，要遠比現(xiàn)在為大。“糯稻栽培圏”是就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角度命名的，若從飲食文化的角度看，稱之為“糯米飲食文化圏”更為貼切（詳后）。
黃河流域幾千年來的氣候變化一直是向著干旱化的方向發(fā)展，隨著氣候的轉(zhuǎn)旱，雨水減少，河流湖泊逐漸干涸，水稻的種植面積也不斷縮小，旱地的小麥取而代之，并迅速發(fā)展，所以今天北方人過新年以包餃子吃為主，但還保留元宵節(jié)吃湯圓的傳統(tǒng)，糯米食品遠不及南方繁多了。
唐朝是南北稻麥消費的轉(zhuǎn)折點，因為唐朝以后南方的稻作農(nóng)業(yè)蒸蒸日上，趕超北方，唐王朝及此后歷代王朝都依賴運河漕運大米到長安、洛陽。唐玄宗（713～755）在端午節(jié)宴群臣詩云“五月符天數(shù)，五音調(diào)夏鈞。舊來傳五日，無事不稱神。…四時花競巧，九子粽爭新。方殿臨華節(jié)，圓官宴雅臣。…”[1]筆者查檢《全唐詩》，共得詠稻詩263首，另詠粽詩7首，詠麥詩253首，通過詩歌也可以窺見稻麥消長的一斑。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回憶北宋首都開封的城里各式各樣的豐富點心，種類十分繁多，但是提到的糯米食品只有端午的粽子、春社、秋社及重午、重九的社糕，還有最熱鬧的馬行街鋪席供應(yīng)的糍團、團子等數(shù)種。而南宋首都臨安（杭州）記錄的糯米點心，琳瑯滿目，有豐糖糕、乳糕、鏡面糕、重陽糕、棗糕、拍花糕、糖蜜糕、裹蒸粽子、栗粽、巧粽、金鋌裹蒸茭粽、蒸糍、元子、湯團…等數(shù)十種之多[2]。
現(xiàn)在西南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保留的飲糯米酒和吃各種糯米食品的風俗，遠較漢族地區(qū)為豐富多采，這些吃法還吸引外地人成為旅游品嘗的項目，如傣族的竹筒飯（又稱香竹飯），用糯米泡在香竹筒里，在火灰中焐熟，劈開后食用，柔軟香甜，是待客佳品，被稱作“傣族風味”。海南黎族、臺灣高山族等也都有做竹筒飯的傳統(tǒng)愛好。可是長江流域的湖南、湖北和江南一帶到處都有竹類生長，為什么現(xiàn)在少見做竹筒飯？這是因為現(xiàn)在的兩湖和江南一帶的糯米栽培面積急速減少，日常飯食不是糯米之故。唐詩和晉代文獻如周處《風土記》里都有用竹筒做粽子的記載，其道理同竹筒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