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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中國炎癥性腸病（IBD）的發病率和患病率不斷升高，隨著研究的深入，心理因素與IBD之間的相互作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大量研究表明，IBD患者合并焦慮、抑郁狀態的發生率明顯高于健康人群，且人口統計學特征、社會經濟狀況、疾病特征及治療藥物等均可影響IBD患者焦慮、抑郁狀態的發生及發展。該文對IBD患者合并焦慮、抑郁狀態的相關影響因素的研究進展作一綜述，以期為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提供新的思路。

【關鍵詞】炎癥性腸病；潰瘍性結腸炎；克羅恩病；焦慮；抑郁；影響因素

炎癥性腸病（IBD）是一組病因尚不明確的慢性非特異性腸道炎性疾病，其發病機制尚未明確，可能與免疫、遺傳、環境、精神心理因素等有關，主要包括潰瘍性結腸炎（UC）和克羅恩病（CD）。在北美和歐洲的發達國家中，IBD的患病率較高，患者數可達總人口的0．5％［1］。雖然在20世紀80至90年代，亞洲的IBD發病率較歐美低，但在距今20年內，亞洲的IBD發病率顯著升高［2－3］。近年來，中國的IBD發病率及患病率逐漸上升，UC和CD的患病率分別為（120～200）／10萬和（50～200）／10萬［4－5］。有研究發現，IBD患者心理問題的發生率高于健康人群，其中常見的是焦慮和抑郁狀態，發生率分別為35％和22％［6－7］。對于IBD患者，究竟是心理因素影響了IBD的發生和發展，還是長期的軀體不適給患者帶來精神心理方面的影響，目前還存在一定的爭議［8］。有研究表明，焦慮、抑郁狀態可以加重IBD患者的腸道炎性反應和癥狀的嚴重程度，增加復發頻率，影響治療效果［9］。本文主要綜述了IBD患者合并焦慮、抑郁狀態的現狀以及相關影響因素，旨在提高臨床醫生對IBD患者合并焦慮、抑郁狀態的重視，并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線索和方向。

1IBD患者合并焦慮、抑郁狀態的現狀

隨著對IBD的深入了解與認識，學者們逐漸意識到心理因素與IBD緊密相關。西班牙的一項橫斷面調查研究發現，10．5％的IBD患者合并焦慮狀態，20．1％患者合并抑郁狀態，比例明顯高于健康人群［10］。荷蘭的一項基于成年IBD患者的調查結果顯示，IBD患者焦慮或抑郁的發生率為43％［11］。中國的一項研究發現，IBD患者焦慮、抑郁的發生率分別為45％、60％，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的3．3％、6．7％［12］。Mikocka－Walus等［13］研究發現，與健康人群相比較，IBD患者焦慮和抑郁的發生率更高，且患者在IBD活動期的發病率高于緩解期。與之相似，Neuendorf等［7］研究發現，IBD患者焦慮狀態、抑郁狀態的發生率分別為35．1％、21．6％，與緩解期相比，活動期患者的發生率更高，分別為75．6％、40．7％。以往研究發現，UC和CD患者的心理狀態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焦慮和抑郁的發生率在UC和CD之間無明顯差異［14－17］。此外，有研究報道UC和CD患者的焦慮類型可能存在差異［18］。Morys等［19］研究發現，UC患者多表現為外向性和神經質，CD患者則更具有親和性和開放性，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綜上所述，IBD患者焦慮、抑郁的發生率明顯高于健康人群，且在疾病活動期的發生率高于緩解期。

2IBD患者合并焦慮、抑郁狀態的相關影響因素

在慢性疾病患者中，焦慮和抑郁的危險因素包括人口統計學特征、疾病活動度和嚴重程度、治療方法及心理社會因素［20］。本文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IBD患者發生焦慮和（或）抑郁的危險因素。

2．1人口統計學特征

2．1．1性別IBD在男性和女性間的發病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IBD患者社會心理表現的差異與性別有關。目前多項研究發現，女性是IBD合并焦慮和抑郁的預測因子，女性患者的焦慮、抑郁狀態更為明顯［21－23］。但Nahon等［24］的研究指出，在IBD女性患者中焦慮、抑郁的發生率并沒有顯著升高，性別與焦慮、抑郁的發生并無相關性。Painsipp等［25］研究分析了葡聚糖硫酸鈉（DSS）誘導的結腸炎雌鼠和雄鼠在高架十字迷宮（elevatedplus－maze，EPM）、曠場試驗（openfieldtest，OFT）和強迫游泳試驗（forcedswimmingtest，FST）的第8、9、11天中的行為，發現結腸炎具有性別依賴的行為效應。該研究指出，雄性小鼠在EPM的張開臂上花費的時間更短，提示其具有焦慮樣行為；而雌性小鼠在FST中的靜止時間更久，提示其具有抑郁樣行為。上述研究提示，女性的心理活動更為細膩，更關注自身癥狀，并且存在孕育下一代的問題，這些都可能是女性IBD患者更容易發生焦慮、抑郁狀態的原因。2．1．2年齡有研究發現，年輕IBD患者更容易出現焦慮、抑郁狀態［26－27］。Kim等［28］研究發現，患者年齡≥40歲是緩解期IBD發生焦慮、抑郁的獨立預測因子。與之相似，李敏麗等［29］研究發現，IBD患者年齡越大，發生焦慮、抑郁的可能性越大。但目前尚無大樣本研究證實年齡與IBD患者焦慮、抑郁的發生率的相關性。年輕人群是IBD發病的高危人群，同時由于處于學習、工作、組建家庭等人生的重要階段，經濟壓力較大，并且對IBD缺乏系統的認識，故年輕IBD患者更容易出現焦慮、抑郁狀態。2．1．3受教育程度Bannaga等［30］研究發現，高學歷與IBD患者的焦慮、抑郁發生密切相關。患者文化程度越高，承擔的工作責任和任務量越大，面臨的壓力也越大，故年輕的高學歷IBD患者可能更容易出現焦慮、抑郁狀態。然而，Nahon等［24］的研究并未發現高學歷與IBD患者焦慮之間存在相關性。因此，需進一步的研究來評估學歷水平與IBD患者合并焦慮、抑郁之間的聯系。

2．2社會經濟狀況

社會經濟剝奪被認為是導致許多慢性疾病患者發生情緒障礙的重要因素［31－32］。Nahon等［24］研究發現，社會經濟剝奪是IBD患者合并焦慮、抑郁的獨立預測因素。與之相似，Kim等［28］研究發現，在CD患者中，社會經濟剝奪是焦慮、抑郁的相關因素；但在UC患者中，其并不是焦慮和抑郁的獨立預測因素。同時該研究也指出，低收入往往與抑郁有關。社會經濟被剝奪的患者收入水平低下，且多數無醫療保險，而IBD為慢性復發性疾病，需長期治療，將給患者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這無疑會影響患者的治療依從性，故社會經濟水平低下的IBD患者更容易出現焦慮和抑郁狀態。但也有研究指出，社會階層指數和家庭狀況并不是焦慮、抑郁的危險因素［33］。

2．3疾病特征因素

2．3．1疾病活動度有研究發現，IBD患者合并焦慮、抑郁在疾病活動期的發病率高于緩解期［34－36］。Bernstein等［34］研究發現，在UC患者中，內鏡下觀察到的腸道黏膜炎性反應與患者心理壓力密切相關。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炎性反應在情緒障礙的病理生理學中起著關鍵作用。腸道炎性反應可通過腦－腸軸的反向作用，如改變血腦屏障通透性誘發中樞炎性反應，激活局部腦區，激活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軸）等，從而誘發患者出現焦慮、抑郁［33］。HPA軸的激活可導致循環系統內糖皮質激素分泌增加，而糖皮質激素與抑郁的發病相關［36］。腸道炎性反應可以導致腸道菌群失調，而腸道菌群及其代謝產物可以通過迷走神經通路和免疫介質與大腦進行交流。已有研究證實腸道菌群失調與包括抑郁、焦慮、孤獨癥等神經精神疾病相關［37］。因此，疾病活動是IBD患者合并焦慮、抑郁狀態的危險因素。2．3．2疾病嚴重程度目前研究發現，疾病的嚴重程度是IBD合并抑郁的獨立預測因子［24］。Ananthakrishnan等［38］研究發現，與IBD相關的手術或住院治療可增加焦慮的發生風險。IBD病情嚴重時，需入院治療，而令人不適的醫院環境，以及治療（尤其是手術治療）的各種不良反應均可造成患者情緒變化。Kojima等［39］研究發現，高劑量三硝基苯磺酸（TNBS）可誘發嚴重的結腸炎，從而誘發大腦中促皮質素釋放因子（CRF）表達升高，進一步激活HPA軸，致使小鼠出現焦慮、抑郁樣行為。IBD病情嚴重者會出現更加頻繁的腹瀉、腹痛、便血等癥狀，增加患者的心理負擔和經濟壓力，故病情嚴重者更易發生焦慮和抑郁。2．3．3病程Mahadev等［40］研究發現，CD患者的病程越長，越容易出現抑郁癥狀。Kim等［28］研究發現，病程是IBD患者發生抑郁的危險因素。朱秀麗等［41］研究發現，IBD患者焦慮、抑郁程度與病程呈正相關。病程越長，越容易出現各種并發癥，影響患者的正常生活，隨著經濟負擔加重，患者更易出現各種心理問題，而長期社會功能缺失，也可能加重患者的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然而，Nahon等［24］的研究指出，病程并不是IBD患者焦慮、抑郁的危險因素。

2．4IBD治療藥物相關因素

IBD的藥物治療包括氨基水楊酸類、糖皮質激素、免疫抑制劑（如硫唑嘌呤等）和生物制劑（如英夫利西單抗等），這些治療藥物及其不良反應可能影響IBD患者焦慮、抑郁的發生發展。Nahon等［24］的研究指出，糖皮質激素與較嚴重的焦慮程度有關，但與過度抑郁無關。應用糖皮質激素治療的IBD患者的焦慮癥狀可能與治療本身有關，也可能與患者對藥物引發的不良反應的恐懼有關，尤其是美容后的不良反應和體質量增加等。而Kim等［28］研究認為，類固醇類藥物治療與IBD患者合并焦慮、抑郁無顯著相關。一項回顧性研究發現，IBD患者使用抗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抗體（英夫利西單抗）或免疫調制劑治療（如甲氨蝶呤或硫唑嘌呤），可顯著改善抑郁癥狀［42］。Guloksuz等［43］研究指出，CD患者在注射英夫利西單抗后第2周、4周和8周的抑郁評分逐步降低。使用英夫利西單抗等生物制劑治療可以減輕腸道炎性反應，從而減輕IBD患者的臨床癥狀。然而，美國開展的一項研究指出，使用英夫利西單抗對兒童和青少年CD患者的抑郁評分沒有影響［44］。綜上所述，激素治療可能是合并焦慮、抑郁的危險因素，而生物制劑、免疫抑制劑可能緩解患者的焦慮、抑郁癥狀。

3結語與展望

近年來，IBD在中國的發病率呈逐年升高趨勢，而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在IBD患者中的發病率高于健康人群，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社會經濟地位、疾病活動度和嚴重程度及IBD治療藥物等多種因素可能影響IBD患者的焦慮、抑郁癥狀。目前對IBD患者合并焦慮、抑郁狀態的相關因素的研究尚不多見，今后需進一步開展研究。隨著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轉變，心理治療可能成為IBD傳統治療的重要補充，從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

參考文獻

8楊燕秋，王承黨．炎癥性腸病與精神心理健康的相關性研究［J］．中華消化雜志，2017，37（3）：209－212．

12胡義亭，張建，賈桂叢，等．炎癥性腸病患者焦慮、抑郁狀態分析及其與生活質量的關系［J］．中國醫藥導報，2017，14（28）：57－59．

作者：原正榮 虞陽宓林 于曉峰 單位：復旦大學附屬華東醫院消化內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