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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醫療糾紛；媒體審判；法律規制；話語權；新聞評議會

隨著我國經濟與衛生事業的快速發展，醫療服務能力穩步提升，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等問題得到了一定的解決。但相反的是醫療糾紛的數量卻逐年增加，呈現著頻發、多發、烈性傾向的態勢，且已演變為突出的社會問題。根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的通報，截至2016年底，全國醫療糾紛總量10.07萬件；涉醫違法案件4037件。從現實中看，醫療糾紛不僅影響了患者及其家屬的就醫心理，滋擾醫務人員的身心健康，而且擾亂了正常的就醫秩序。引起醫療糾紛的因素很多，除體制的不健全、醫患雙方知識結構不對等、部分醫方不作為、患者認知存在偏差等[1]，媒體在其中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現實中許多醫療糾紛因被媒體報道后為大眾所關注的事例不勝枚舉。因此，緩和乃至消除緊張的醫患關系，化解醫療糾紛，調節媒體醫療糾紛報道行為是重要手段。

1客觀評價：媒體報道對醫療糾紛的影響

1.1當前媒體報道醫療糾紛的現狀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我國醫改政策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最初“給政策不給錢”到如今“公立醫院要轉變為非營利性的社會公益事業機構”，醫改因涉及民生問題始終是媒體所關注的熱點。媒體對醫療糾紛的報道也歷經了幾個階段：從最初的積極、客觀報道轉變為現如今失衡性的報道。媒體對醫療糾紛的關注點既體現在引發醫療糾紛的原因、醫患雙方對待糾紛的認知與態度、醫療收費、技術等外在問題，也體現在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及公立醫院改革等內生性問題。伴隨著以互聯網、現代通信技術為代表的新興傳播介質的迅速發展，及醫患雙方對自身權利的重視和保護，媒體報道對醫療糾紛產生的影響也更大。可以預見，媒體報道醫療糾紛將會是一個長久的話題。

1.2媒體報道在醫療糾紛中的價值分析

1.2.1搭建了醫患雙方和解的平臺通過媒體對醫療糾紛的報道，客觀上為醫患雙方知曉糾紛真實情況和了解對方所掌握證據情況提供了途徑，在某種程度上承擔起了雙方“傳話筒”的作用，促進了醫患雙方的理解和溝通，為糾紛當事人對事件的下一步走向提供了理性的決策依據。

1.2.2監督醫療糾紛合法合理的解決在醫療糾紛中，由于醫患雙方在專業知識、社會地位上的差異性，致使醫方往往處于強勢地位，患者則處于弱勢地位。媒體的介入則打破了這種社會地位結構：患者可通過媒體的宣傳報道，監督糾紛解決過程是否公正合理，進而達到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目的；醫方也可通過媒體的良性報道，及時真實信息，有利于維護自身形象和維持正常的就醫秩序。有學者指出：“新聞輿論監督能夠使公眾了解事實真相，并經過適當的引導，降低公眾的不安感，有利于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2]”

1.2.3督促醫療機構加強管理和改進服務媒體通過對醫療糾紛產生的原因及處理過程中的非法行為或不公正現象進行曝光和披露，致使醫方面對來自政府、社會及公民等多群體的輿論壓力，不僅能促使醫方反思自身行為并積極采取有效措施進行彌補，推動后續醫療糾紛處理工作更加公正，而且也能督促醫方加強內部管理以減少類似事例的發生。

1.3媒體報道醫療糾紛存在的問題

1.3.1報道立場不中立中立性一直被認為是媒體所應遵循的重要原則之一。媒體報道只有不偏不倚，才能向社會公眾報道真實客觀情況。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媒體作為具有極強商業屬性的信息產業追逐利益本無可厚非，但個別媒體為追求一己私利而不惜以偏概全，偏袒一方。現實中多表現為利用社會公眾對患者的同情心理，想當然地把患者當作弱勢群體，將醫方置于對立的地位，“不自覺”地充任患者利益的發言人，并利用宣傳報道與醫方展開對抗，從而引起社會大眾對媒體的關注。有學者統計分析過89例醫療糾紛報道，發現傾向于指責醫院、同情患者的62起，占69%；傾向于指責患者的12起，占14%；中立態度的15起，占17%。可見目前社會媒體的報道傾向于指責醫院的占絕大多數[3]。

1.3.2報道內容不專業醫學是一門理論性和實踐性都非常強的學科。媒體報道醫療糾紛也應是立足于專業、規范的醫學知識基礎上而做出的事實報道，且醫療糾紛的成因及責任分擔需由專業的醫療損害鑒定機構明確，不應隨意評價并妄加猜測。但某些不具備任何醫學知識的媒體記者，在未對醫療糾紛發生原因及過程調查了解的基礎上，隨意對醫療糾紛作出結論并進行“輿論判斷”，不僅容易誤導不明真相的群眾，而且也容易把醫患雙方對立起來。

1.3.3報道過程不嚴謹隨著當前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媒體間的競爭日趨白熱化。為提高發行量和收視（聽）率，獲取較大商業利益，部分媒體利用社會公眾對新奇知識的關注，熱衷于報道那些奪人眼球的新聞，并經常在報道中使用一些傾向性、煽動性的詞語[4]。這種完全盲目地以讀者（觀眾）需求為導向，忽視自身的社會責任和職業操守的行為，極易引起諂媚、低俗等風氣的出現，導致炒作現象泛濫。媒體的這種炒作和渲染，不僅對本就緊張的醫患關系帶來惡劣影響，更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導致過激行為的發生。

2價值闡釋：對媒體報道醫療糾紛法律規制的意義

2.1和諧醫患關系

當前某些媒體對醫療糾紛報道的不規范行為，是造成醫患關系日趨緊張的重要因素，有必要運用社會控制手段對其加以規制。所謂社會控制，是由美國社會學家E.A.羅斯提出，現有社會結構應對社會個體的行為加以限制。基于該理論，可以發現媒體報道醫療糾紛的不規范行為源于不當報道與社會控制力量的不平衡。因此，規范媒體報道行為，關鍵在于引入強制手段，強化社會控制力量。而法律因具有預防和懲罰的作用，是最專門化的高度精致完美的社會控制工具[5]。因而對媒體報道醫療糾紛應運用法律手段進行規制，強化對媒體報道行為的監管力度。對新聞報道不真實、不專業及涉及炒作的新聞制造主體給予嚴厲的法律制裁，對那些公正、客觀、真實地報道新聞且秉持職業操守的新聞媒體要予以良性評價，促使醫患雙方在媒體被合理規制的情形下能積極參與醫療活動。

2.2指引媒體理性表達訴求

媒體作為現代社會信息傳播的重要媒介，一直肩負著引導輿論和以正視聽的社會職責。但某些媒體出于各種目的，未能理性表達訴求，致使輿論導向錯誤，新聞內容不斷偏離真實軌道，新聞事件逐漸走向極端，最終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并影響醫療糾紛案件的司法處理結果，這種行為被學界稱之為“媒體審判”。所謂“媒體審判”，是指新聞報道超越法律規定，干預、影響審判獨立和公正的現象[6]。媒體審判擾亂了正常的就醫秩序，嚴重干預了醫療糾紛司法活動，影響司法結果的公正性。因此，對“媒體審判”進行必要的防范和法律規制變得尤為必要和迫切。法律是國家和社會對權利義務的權威性分配，可通過立法、司法、執法、普法等四個層面明確媒體的權利和義務，即在充分保障媒體新聞監督權利的基礎上，運用各種法律手段促使媒體履行相應的義務，加強對新聞報道的監察與管理，提高媒體的自我約束力，進而從根本上阻止“媒體審判”現象的發生，最終引導媒體理性表達訴求。

3規制與引導：對媒體報道醫療糾紛法律規制的路徑

3.1立法方面：堅持保護和限制相結合

3.1.1立法應確認和保護醫生、患者及媒體三方的話語權長期以來，規范媒體行業行為多是一些效力弱、層次低的部門規章或行業準則，綜合性法律嚴重缺失，導致國家對調整和規范媒體行為難以全面企及。由于新聞法律的缺失，媒體話語權導向不明顯，醫、患及媒體三方話語權的確認與保護存在顧此失彼的錯覺。有必要出臺以《新聞法》為代表的媒體行業性、綜合性法律，確立在媒體報道中各方話語權平等的原則。媒體在堅持中立性的基礎上，必須充分保障醫療糾紛當事人具有足夠且平等的話語權，使他們能在平等、透明的輿論環境中解決糾紛。同時，通過明確規定媒體的權利，明晰媒體的話語權，并在尊重和保障媒體新聞自由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和對醫療活動的社會監督作用，推動醫德醫風不斷改善，亦能為社會公眾營造一個良好的就醫環境。

3.1.2立法應對話語權行使進行限制法律是權利與義務的結合體，在賦予醫、患及媒體三方話語權的同時，也應對話語權的行使加以限制。對媒體而言，新聞自由是憲法規定的基本自由，媒體有對公眾感興趣的問題發表公正意見的權利，但此種權利必須受誹謗法和蔑視法的限制[7]。通過立法對媒體的新聞自由權利加以限制，從而為規制媒體報道醫療糾紛活動提供準確依據。對醫患雙方而言，患者的言論自由和醫方告知義務與積極應對是其話語權的重要體現，但也應受到一定的限定。具體說來，則要求醫患雙方所發表的言論及公布的信息應是真實合法且有效的，對那些侵犯到他人的合法權益和影響正常的社會秩序的話語，法律將不提供保護。

3.2司法方面：堅持司法獨立和媒體監督相結合

3.2.1堅持法院審判的獨立性是基礎眾所周知，法律和事實是法官所應堅持的惟一標準。根據我國《法官法》（2017年修訂）第七條第二款之規定：“審判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秉公辦案，不得徇私枉法。”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9日的《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指出：“不能因為輿論炒作、當事方上訪鬧訪和地方‘維穩’等壓力，作出違反法律的裁判。”在醫療糾紛案件中，法官審理所要認定的事實應由專業醫療損害鑒定機構出具的鑒定結論，不應是某些媒體所報道的情況（無論是否真實）；審理所要依據的法律應該是醫療糾紛相關法律法規，不應該是某些公民的意愿經媒體報道后形成的社會輿論。能在喧囂的輿論環境中堅持客觀的標準和保持理性的思維，是法官應具備的能力。同時司法機關也應盡快建立并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及時對外醫療糾紛案件信息，避免媒體報道因信息不明而偏離正常軌道。

3.2.2繼續發揮媒體監督作用美國大法官Clark曾指出:“在審判尤其是刑事審判過程中，反映靈敏的新聞界常常被視為有效司法的助手。[8]”在醫療糾紛案件中，媒體報道有利于促進個案的公正和司法正義的實現，但前提在于媒體應在法律允許的范圍行使權利。具體說來，在醫療糾紛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后，媒體應從實現公平正義、保障公民權利的角度出發，主動加強與司法機關的溝通協調，及時將真實的醫療糾紛司法處理的有關情況傳遞給社會公眾。社會公眾在對各種信息進行評價、判斷的基礎上形成輿情，并通過新聞媒體將輿情向社會公開并反饋至司法部門，從而達到表彰、約束或監督司法的目的。同時要解決報道中的不專業、不職業、不審慎、不平衡等問題，通過正確的報道和積極的導向，理性地引導和反映民意，助力司法實現公正[9]。

3.3執法方面：堅持監管和引導教育相結合

除運用法律等手段從外部對媒體報道醫療糾紛進行規制外，加強媒體行業自律及引導教育也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作為當今世界新聞傳媒最發達的美國，以新聞評議會為代表的新聞監管制度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而這其中尤以華盛頓州新聞評議會更具代表性。華盛頓新聞評議會（WashingtonNewsCouncil）成立于1998年，是一個獨立的、非贏利性的、全州范圍的組織，它的成員堅信一個公正、準確、和諧的媒體對民主社會非常重要[10]。該機構成員大多來自于媒體人士和由法官、律師、醫生組成的社會人士，經費來源于機構或公民的捐款，保證了機構的獨立性和公正性。該機構通過獨特的程序規定，依據“準確、平衡、公正”原則對媒體報道醫療糾紛行為進行規制，提高了媒體行業的自律性，并對不實和不良的醫療糾紛報道進行抨擊和評議，扭轉醫患雙方在媒體報道中的“弱勢地位”，促進了各方話語權的平衡。因此，在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有必要建立全國性的新聞評議委員會，把媒體報道醫療糾紛規制工作列入其重要工作內容，進而強化對媒體報道的監督管理，從制度層面加強對新聞傳播的監管[11]。該委員會屬于半民間、半官方的性質，可大量吸收法官、律師、醫生、學者、媒體從業者等社會人士的參與，并給予相應的補貼，同時國家設立專項基金以支持其穩定的運行。具體到媒體報道醫療糾紛事例中，該委員會的職能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受理公眾或社會機構對媒體的投訴。醫患任何一方只要發現因媒體報道醫療糾紛而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可向該委員會正式投訴，并在投訴的報告中列舉新聞媒體具體違反“準確、平衡、公正”原則的做法。隨后新聞評議會依據調查內容對投訴者與媒體進行調解，如調解未達成，則召開聽證會以最終確定權責的歸屬。二是加強新聞職業道德和法律素養建設。通過對媒體的指導和教育，加強媒體從業者的職業道德和法律素養建設，引導和推動媒體報道醫療糾紛向中立、專業及嚴謹方向發展，最終促使媒體在醫療糾紛解決中承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

4結語

總而言之，媒體報道醫療糾紛有其深刻的時代烙印和現實意義。只有在充分發揮媒體輿論監督和醫療糾紛化解平臺的基礎上，運用法律手段對其加以規制與引導，平衡醫、患及媒體三方話語權，切實構建長效的監管和引導教育機制，才能避免陷入“媒體審判”的誤區，為醫療糾紛快速、穩妥解決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促進醫患關系和諧發展，從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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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英]丹寧勛爵.法律的正當程序[M].,等譯.北京:群眾出版社,1984:39.

[8]陳嬰虹.網絡輿論與司法[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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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鄧年生.國際新聞仲裁制度探析[J].中國出版,2010(16):71-76.

[11]王倩文,李大勇,張雪,等.醫療糾紛媒體報道的法律規制探討[J].中國醫院管理,2017,37(8):37-38.

作者：王志鑫 單位：遵義醫科大學人文社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