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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抗日戰爭爆發后，東南沿海地區的民營工礦企業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內遷，不同空間下的民族工商企業在內遷方面作出了差異性選擇，以上海為代表的民營工商企業的主體及時選擇了西遷內地，上海以外地區的民營工商企業由于各種復雜原因沒有能及時內遷。多數企業作出的能遷則遷、不遷則毀的艱難抉擇和“誓不以廠資敵”的壯烈呼號，匯成了全民族抗日救國熱血洪流，成就了企業與政府共赴國難的歷史佳話。
關鍵詞:
關于抗戰時期中國民營企業內遷的研究，在21世紀初取得了較為顯著成果。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孫果達《民族工業大遷徙———抗日戰爭時期民營工廠的內遷》、蘇智良《去大后方———中國抗戰內遷實錄》、張守廣《大變局———抗戰時期的后方企業》等。主要集中于上海民營工商企業的內遷歷程的研究，對于上海以外其他地區的內遷、毀廠運動的關注尚有待于深化。民營工商企業在其他地區占比不高，但具有一定的數量。他們在抗戰過程中所推動的壯烈遷廠和毀廠運動，同樣是全民族抗戰的一部分，同樣為推動抗戰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對于東南沿海地區民營工商企業在不同空間格局下的內遷進行全面的考察，對于客觀地評價民營企業家和民族資產階級對于抗戰的貢獻具有重要的價值，這是本文所希望關注和解決的問題。近代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歷程始終無法擺脫近代政治、軍事變動的深刻影響。民營企業的發展緊緊地與國家的興衰聯系在一起。抗日戰爭時期，民營企業的發展受到戰爭沖擊，他們在特殊時期，主動提出內遷要求，在無法遷移的條件下則喊出了不以廠資敵的呼號，對親手創辦的工廠進行破壞，以防止為敵所用。這種高度的愛國情懷和民族自覺，成為絕大多數民營工商企業的主動選擇，構成了民族資產階級共赴國難的商業精神。對東南沿海各省的民營工商企業內遷狀況進行回顧和研究，將更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特殊時期民族企業和企業家精神的氣節所在。
一、抗戰前夜民營企業發展概況
在八一三事變以前，我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十分不平衡。民營企業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等地，“根據1936年官方統計，蘇、浙、魯、粵、閩及上海、南京、天津等8省市的工廠共計3178家，占全國工廠總數的70．75%”。［1］所謂民營企業即以民間或私人資產作為投資主體的企業，而從國民經濟各部門來看工商領域則是民營企業的主要領域和平臺。因此可以說近代中國的民營企業一定程度上指近代中國的民營工商企業。就全國工商業城市來而言以天津、上海、廣州為眾。受交通、原材料、金融、技術、稅收、勞動力、市場、政策等因素的影響，工商業城市中又以上海的發展為首。以1937年實業部的統計，“上海符合工廠條件(工廠有50工人，10匹馬力以上)的有1279家，廣州則僅有164家。”［2］當時，全國金融業資產的3/4在上海，53%的對外貿易在上海，25%的國內外航運通過這里周轉。制造業領域，上海作為民族工商業的中心，全國4000家現代工廠中，1200多家設于此，無論新式機器的采用、資本的投融資、勞動熟練程度、先進生產技術的推廣使用，上海位于全國首位。因此，完全可以說我國民營企業的內遷就是以上海為代表的民營工商企業的內遷。在工商業發展嚴重不平衡的狀況之下，作為工商業中堅力量的上海地區的工商企業一旦被敵人掌控，不僅對于全國抗戰不利，而且必然危及國家的統治基礎和經濟基礎。從國家存亡、民族發展的角度考量，基于工商業發展現實進行民營企業的內遷，以此調整工業布局、保存經濟力量、支持全國抗戰勢在必行、迫在眉睫。在戰亂中，民族資本主義積極配合政府抗戰，在關鍵時刻不惜犧牲企業發展為代價提供無私援助，為國民政府的組織抗戰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二、抗戰時期民營工商企業內遷的肇始
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后，上海面臨的戰爭危險日趨嚴重。國難當頭，大鑫鋼鐵廠總經理余名鈺首先向當局提出“呈請政府協助內遷”［3］的請求，緊接著國貨聯合會代表300余家工廠上書國民政府，請求政府組織企業內遷。但民營工商企業并不像兵工企業的內遷一樣，他們自身的特點和戰時的需求程度決定了一定程度上遭受了政府的冷落和忽視。由于政府自身忙于對國防工業的遷移部署上，對于民營工商企業內遷的組織與安排勢必無法精心研究、有效組織。很多時候主要靠企業的自發行動和相互協助。7月24日，資源委員會開展討論，決定組織企業內遷并組織委員會下屬的8個部門分別研究內遷事宜。7月28日，機器化學組討論全面抗戰的軍需供給問題時，林繼庸提出將上海工廠遷往內地，“以應兵工需要”。［4］雖然林繼庸提出了內遷倡議，但會上仍然存在不同討論和意見。7月28日下午，林繼庸、張季熙、莊前鼎等政府官員代表資源委員會同工商界人士溝通內遷事宜。在同胡厥文、項康原、薛福基、吳蘊初、支秉洲、顏耀秋等企業家的洽談以后，內遷倡議均得到各方人士的贊同支持。經過多次的會議討論研究，大鑫鋼鐵廠余名鈺、上海機器廠顏耀秋、新民機器長胡厥文、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洲、中華鐵工廠王佐才在7月30日再次表態愿隨政府一同內遷共赴國難。“數日后，康元制罐廠項康原、中國工業煉氣公司李允成、大中華橡膠廠薛福基及天利、天原、天廚、天盛的吳蘊初先生均表示要一起內遷”［5］。8月9日資源委員會建議行政院，“以上海市區為我國各工廠集中之處，將重要生產設備遷移至后方指定地點復工生產，需補助遷移款50萬－60萬元法幣”［6］次日，行政院第324次會議通過資源委員會的拆遷上海工廠的提案，要求:“由資源委員會、財政部、軍政部、實業部會同組織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以資源委員會為主辦機關，嚴密監督，克日遷移”，“關于印刷業之遷移，由教育部參加監督。由資源委員會派林繼庸、財政部派會計長龐松舟、實業部派工業司司長歐陽岑、軍政部派整備科上校科長王衸為委員，林繼庸為主任委員、駐滬主持一切遷移事宜”［7］。8月13日，淞滬會戰打響，民營工商企業的內遷工作在炮聲與轟炸聲中匆忙展開。工廠遷移的風氣日益形成，最初不肯搬遷的工廠在戰爭中都加入拆遷行列。短時間內形成了工廠遷移的輿論和行動浪潮。
三、不同空間格局下企業命運的差異選擇
(一)上海民營工商企業的內遷上海作為當時全國的工商業中心，全國民營工商企業的內遷工作主要以上海的工商企業內遷為要。由于相對松散的政權現狀，忙于備戰的國民政府處于混亂中也根本顧不上對其他地區的工商企業的內遷工作進行統籌安排。在行政院批準資源委員會的內遷提案以后，按照會議要求8月11日，即成立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召集各方代表討論遷移辦法。8月12日，一批企業界的愛國人士紛紛在緊要關頭承擔起遷移監督委員會的職能職責。顏耀秋、支秉洲、胡厥文、嚴裕棠、呂時新、項康原、余名鈺、王佐才、趙孝林、錢詳標、葉友才等人擔任遷移監督委員會委員，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將自己工廠拆遷，以此激發其他各企業的效仿。8月13日戰事打響，15日敵軍戰機配合轟炸，部分處于閘北、虹口和楊樹浦一帶的企業已經陷入戰火，成為廢墟，無法遷移。淞滬會戰打響后，鐵路全部用于軍事、公路沒有車輛，不久江陰長江要塞被封鎖，拆遷工人難以尋找，各企業的拆運面臨巨大的困難。此時，卡車、火輪、劃子、挑工成為了主要的拆遷運輸工具，而且在緊要關頭卡車與火輪都無法保障。加之，各防區駐防軍隊清查漢奸，在轄區道路實行通行證和護照制度，更給運輸帶來不少麻煩，行政院批準的拆遷補助遲遲未到，一個月之后補助經費到賬1/3，接著各家銀行又暫停兌現，一直以來拆遷經費的緊張狀況，無法支持企業內遷的順利推進。然而，民營企業通過自覺的行動還是克服了重重困難，8月22日順昌機器廠作為第一家內遷企業出發，25日上海機器廠民船出發，27日新民機器廠、合作五金廠順利啟航，30日大鑫鋼鐵廠、新中工程公司、利用機器廠、精一機器廠、啟文機器廠等工廠陸續出發。“為了避免敵人打擊轟炸，在擇道蘇州河的運輸過程中，用樹枝、茅草進行偽裝，每艘船距離半里相互照應，用人力劃出，途中遇到敵機空襲就停到江邊蘆葦叢中暫避，到達蘇州河再雇傭小火輪拖木船至鎮江，到鎮江原以為可換裝江輪，但不料江輪均用作軍用物資和機關搬遷。沒有等到江輪的內遷企業就仍采用木船逆流而上至武漢。先行內遷企業的運輸辦法取得成功，以后內遷企業紛紛效仿”［8］。但在9月8日蘇州河內航道被封鎖，諸多遷廠船只扣留河內延遲兩日。由于盤查過嚴十分不便，經多方交涉溝通最后僅得到一張通行護照。9月中旬銀行各界聯合組織上海運輸委員會，從兵站取得民船200艘、輪船30艘，但分配辦法按照軍用、國防、銀行物資、政府物資、民用物資的序列依次遷運，對于民營工商企業的內遷而言，毫無幫助可言。9月初，回國后的資源委員會秘書長翁文灝同錢昌照兩位先生重新擬定內遷計劃，“一是擴大各廠礦內遷，二是加快內遷工廠復工。政府又于9月中旬成立貿易、工礦、農業三方面的調整委員會，直屬軍事委員會。翁文灝兼任工礦調整委員會主任委員”［9］。9月27日工礦調整委員會與各機關開會討論工廠遷移事宜，決定增加遷移費用，并再次調整工廠遷移原則。這次會議調整了監督委員會主持拆遷工作時所定的辦法和政策，在以后的拆遷工作中民營工商企業面臨著更少的政府支持和更艱難的現實。除了資源委員會組織的企業內遷外，還有數百家的民營企業自發內遷，他們沒有要政府一分錢。許多相對較小的民營企業，他們在接到遷移委員會的通知和號召以后，決心很足，都準備西遷，粉碎敵人破壞民營企業的陰謀。許多廠商將設備、機件交由大廠家保管或馬上組織遷移運輸，偕家屬、學徒工人一起踏上西遷路途。這些民營工商企業的行動之迅速果斷令人敬佩。這些民營企業在遷移過程中，面臨重重意想不到的困難。在一個無法信任、不負責任、陷入混亂的政府面前，民營工商企業家們自力更生、克服困難，將運輸物資、設備化整為零，歷盡艱辛磨難，有的分批轉移，有的難以處置就自行毀壞、還有的機器設備在轉移過程中損失、丟失、扣留等等，許多企業都是經過幾年的時間才到達目的地。艱難的內遷過程對民營工商企業的發展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和沖擊。
(二)上海以外省份的遷廠、毀廠運動抗戰全面爆發以來，除上海以外，其他沿海各省的民營企業的發展命運和內遷情況均不盡如人意。上海內遷雖然過程繁瑣遲滯，但尚有政府的組織參與。對上海以外地區的民營工商企業而言政府根本無暇關注支持。許多工廠面臨困境自我突破、自力更生。得到地方政府重視的企業尚可組織一定程度的材料、物資轉移，但大部分的企業均被毀于一旦。就沿海省份而言，江蘇緊鄰上海措手不及。一直到11月上海淪陷前夕，才有資源委員會的魏源到鎮江召集蘇、錫、常等地企業負責人開會組織內遷。但此時已晚，在9月以來，京滬鐵路沿線的工業城市早已遭到了日機轟炸，許多民營工商企業已經被炸毀。11月12日上海失守，兵敗如山倒，日軍長驅直入，先后攻陷蘇州、無錫、常州等地。此地的民營工商企業遭受重創，在緊急關頭，數百家民營工廠中只遷出9家:南京的大同五金號、永利铔廠、京華印書館、美華祥印刷所，無錫的公益鐵工廠、震旦機器廠、慶豐紡織廠、常州的大成紡織廠和海州的久大鹽廠。浙江的民營企業的內遷，十分具有特點，地方政府趁火打劫，收購民營企業。將之變為自身牟利的工具。浙江省擁有較大工廠781家，南京政府的工礦調整委員會派人前往協商內遷，但均為浙江省政府所謝絕，南京政府無可奈何。1937年11月初，日軍在金山衛登陸，上海陷落后，浙江省政府著手遷移5家較大民營機器廠。“到1938年春，浙江省拆遷沿海一帶民營工廠，遷移至浙東永嘉、瑞安等地17家鐵廠、7家棉紡廠、33家印刷廠和20家鋸木廠。”［10］在溫州沿海一帶的小發電廠遷移后則被浙江省政府收購，改為浙東電力廠。山東省的民營工商企業的遷移狀況較為慘烈，全省共計228家民營企業，最后只遷出4家半。山東的民營企業內遷均為自行自發內遷，“僅僅青島的華新紗廠、冀魯制針廠，濟南的陸大鐵工廠和成通紡紗廠，以及棗莊的中興煤礦的720噸機件”［11］。對于青島的占領，日本內部產生分歧，陸軍主張軍事占領，而海軍則希望緩進。商界人士因為有大量資產存在于青島則希望不使用軍事方式占領。青島市長沈鴻烈一方面同日軍秘密談判，拖延時間。一方面秘密策劃組織對日本紗廠的爆破。沈市長在日僑撤離之后加快了日系工廠的爆破布置行動，他從軍隊和紗廠技術人員中抽調2000余人，組成3個爆破大隊。爆破組用浸過汽油的棉花、布條將機器、廠房鏈接，設備底部放置干柴和棉花，并挖溝連通9家日本紗廠并放置燃料和引火物品。在敵軍占領濰縣，青島告急之時。沈市長緊急疏散學生市民等30萬人后在12月18日按照預定計劃實行爆破。經過15日的焚燒日本在華的棉紡工業大本營化為灰燼。青島的工業爆破毀壞的多，遷出的少。其毀廠運動是在萬不得以的情況下，對日本侵略者的以牙還牙。廣東省的民營工商業內遷，更是延誤了時機。工礦調整處致電廣東省府，要求其組織工廠內遷廣西。1938年4月6日得到其回電稱“汕頭、順德、新造等地均遭日軍轟炸，工廠損失重大，已無法繼續生產，如果拆遷，則運輸困難，費用甚巨，請籌劃善后辦法前來”。工礦調整委員會翁文灝對粵省企業充滿希望，于4月7日復電提出4點遷移建議:“(1)可遷者速遷;(2)肥料硫酸等廠與永利化學范旭東商洽合作辦法;(3)重要工業地區應與軍事機關聯系，增加防空設備;(4)派林繼庸赴粵面商工廠遷移具體辦法，地方有可協助之處自應設法助成。”［12］
林繼庸滿懷希望地參與廣州的工商企業的遷移大綱的制定，經過各方商洽，以經濟部代表的名義草擬18條遷廠大綱，送交粵省軍民當局參考采納。由于遷廠大綱內容過于注重產權歸屬和權利分配，導致廣東省府的拒絕。粵省府代表謂奉省府命令，粵省廠礦暫不遷移。是年10月21日，日軍占領廣州。廣東省內企業或被炸毀，或被搶占。絲織廠成為日軍軍械廠，造紙廠和硫酸廠被拆運日本。總體而言，民營工商企業的內遷在不同空間格局下出現了不同的情況和結局。不同空間下的企業其所出的抉擇得到了差異化的發展命運。不管是西遷大后方，還是被迫毀廠，都是為抗戰大計貢獻力量。尤其是上海以外各地民營工商企業，或由于對形勢估計過于樂觀，或獲取信息不及時，或對國民政府內遷調整部門不夠信任，以致于影響了內遷的進程。但在戰爭形勢明確后，組織能力強的地區則為抗戰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以青島地區的爆破毀廠運動最為壯烈，也為世人所稱道。其他地區雖然毀廠運動相對較少，但各類民營企業在戰時作出犧牲，將私人企業貢獻給國家和各地方政府統籌管理，為在特殊時期進行戰時經濟統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這同樣是對國家抗戰的貢獻和支持。無論是遷廠、毀廠，還是配合進行經濟統制，民營工商企業在抗戰的艱難時期為抗戰所作出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民營企業和民族資產階級為抗戰所作出的貢獻和努力也將永載史冊。
作者：劉斌 單位：西南科技大學政治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