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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我們對傳統的理解應當深入到其內隱層,即傳統作為思維方式的民族審美結構是歷史的“積淀”,它在藝術傳統內隱層中起著統攝作用。中國畫家思維方式及審美觀念、趣味,具有特殊性質。當代中國畫家的文化心理與藝術傳統的聯系在實際上是密不可分的。藝術傳統的精粹都是在歷史許可的范疇內,最大限度地實現創作自由。藝術家不是在真空中進行創造,他是作為一個既定的文化繼承者在進行藝術活動,在他對既定文化塑造的過程中也包括潛在的藝術圖式對他的塑造。傳統的文化不是固定不變的,它總是帶著經驗、習慣,從而使自己具有現代價值并不斷更新、前進。“知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為至法。”石濤話語中的玄機值得時時體味。真正的傳統是不斷前進的產物。

二、外來文化影響

表現當代人的審美觀,幾乎是所有求變畫家所希望接近的。我們不能忽視甚至反對藝術發展過程中要必然地符合規律地出現藝術的當代的一面。一個文化的特殊性格,不通過比較就很難突出它應該突出的東西。藝術的當代形式時代對藝術的要求,是藝術家歷史使命感在藝術中的表現,是時代生活與社會審美心理的體現。經驗告訴我們,對外來文化不應該是移植,而是以我們的思想去感應,中國畫必須保持自己藝術的獨立性。我深信,中國傳統主體觀念將在接受現代文化觀念的洗禮中,必將完成一次大的新陳代謝。三、中西方美學價值的正確認識

藝術發展史告訴我們,偉大的藝術作品總是能表現出深刻的哲學觀念。各個時代的真正偉大的藝術,它往往既是民族,但又不會囿于地域、民族的狹窄界限,總會在審美的深層上通向人類。從比較研究的結果來看,中國藝術是人格理想的一種體現,保持和諧是中國畫的根本。從本質上講,中西方藝術不存在高低優劣,而只有差別。人們應站在人類文明和歷史發展的高度對包括傳統本身及其影響在內的問題進行反思。中華民族完全能夠用自己的理想和實踐,吸取世界文化中的精華,注入現代藝術以新鮮血液,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美術。

由于幾十年來的歷史布滿了深陷的斷層,因此造成了不同年齡段的畫家在知識結構上的巨大差異。這種差異直接導致了各種“代溝”,人們很難使用雙方認可的概念和術語進行對話。在對前人作品的領悟,也因缺乏對構成元素的敏感和對知識結構、心理結構的適當組織,所以對深層表現內容的感受以及對形式構成深入感受之間產生脫離的現象,更多的人只能對形式構成有一定的敏感,而不能進入深層的表現內容,所以空洞的藝術表現成為通病。投入自然、投入生活成為當代畫家迫切的需要,我們的前人正是看到永恒和自然界充滿生機活意,大化流行,處處都在宣暢一種活躍創造的盎然生意,就是因為這種宇宙充滿機趣,才促使我們的先人奮起效法,生生不息,創造出輝煌的藝術成就來。

從理論這個角度來看,理論的正確引導比較薄弱。因為藝術的奧秘可能并不是由藝術家本人可以洞察和解說的。相反理論家以其高度敏銳的理論審察力和深刻的反思,在美學和繪畫之間找出一種類似的西方藝術心理學這樣的學問,既不是偏重于純粹抽象的哲學思考,也不只完成一個沒有意義的形式,找出這種中間橋梁才能對繪畫創作真正產生實質性的引導作用。

綜合上面的分析,當代中國畫的發展,應采取吞兩極而取中,內研傳統,心師造化,妙合當代,不斷更新和完善自身的中國畫創作語境,創作出更多富有時代美感的、健康的中國畫作品,促使一個多元化局面的形成。驚人的昨天已經逝去,輝煌的明天必將來臨,中國畫的“路”一定會越走越寬。

【摘要】通過對當前中國畫若干問題的分析,提出了對中國畫文化標準、當代中國畫的發展,應重新反思、定位和自我修復的論點。期許不斷更新和完善自身的中國畫創作語境,創作出更多富有時代美感的、健康的中國畫作品,促使一個多元化局面的形成。

【關鍵詞】當代中國畫文化思潮多元化創作語境

參考文獻:

[1]曹意強,范景中.20世紀中國畫[C].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

第2篇

關鍵詞：重工業化差距硬化差距強化對策

我國制造業發展與重工業化趨勢

（一）我國制造業的發展

社會分工與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導致經濟的結構化，社會經濟必須選擇或確立自己階段性的重點。一旦這種結構形成，經濟發展將確立發展的中心，并形成發展階段上可依賴的路徑，而對路徑的依賴將直到條件完備時，結構被調整或者是被強制。

我國制造業的發展，演繹了上述的規律性。就我國制造業自身的發展來看，仍然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制造業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2004年制造業增加值達到了45778億元，比上年增加34%。2006年我國工業完成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3.1%，而當前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中，近3/4來自重制造業。產業體系中制造業的地位被凸顯出來，成為推動我國長時期內經濟快速增長的支撐點和產業發展的中心，“中國制造”也蜚聲海外。

（二）對我國重工業化趨勢的認識

基于現狀和規律的判斷。“人類所經歷的、以主導產業為劃分標志的各個階段的主要內容，劃分為七個階段。第四個階段為工業化中期主體階段，即以加工組裝型重化工為主導的階段。這時，技術復雜程度不高的機械、鋼鐵、造船等低度加工組裝型重化工發展受到這一中間產品市場的強烈拉動，進入發展的快車道”。我國的工業化已經進入這條發展的“快車道”是不爭的事實。“隨著一國工業化的進展，霍夫曼比例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并表現為重工業化”。筆者認為，從實證的角度分析經濟發展呈現的基本特征，不難判斷我國正處在快速向重工業化轉變階段，重工業化的趨勢已經顯露。

基于評價的判斷。“在勞動力豐富和資本稀缺的生產要素稟賦結構特征尚未得到改變的條件下，只是由于政府人為地扭曲生產要素相對價格，導致仍然稀缺的資本定價過低，從而推動重工業優先發展。這是違背市場作用的結果。如果生產要素稟賦結構沒有發生變化，卻出現重工業化趨勢，一定是生產要素價格遭到了扭曲”。盡管筆者并不完全贊同所謂的政府扭曲要素價格，但政策的干預通過引導國際資本流向，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我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資金瓶頸，從而營造了重工業化的條件。

我國重工業化趨勢的成因分析

（一）政府主導

經濟發展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具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不遺余力地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在發展中實施有效追趕，縮小與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差距，最終實現國富民強，成為為政者堅持的基本方針。于是，市場一旦產生有利于發展的契機，便會近乎必然地得到政府的首肯，從而付諸政策化，推動實現制度化，并導致觀念性非制度土壤的形成。這些因素勢必會在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中，導致某種決定和影響經濟發展的方向性的強化。

我國制造業作為重工業的代表，其發展在極大程度上受益于這種政策、制度及有利氛圍的支持，從而得以主導我國經濟的增長，成為主要的經濟增長點。

（二）市場引致

政策意圖的強化作用與經濟上的實現是有條件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條件表現為市場反應，即市場主體對政府政策意圖表現一致的回應。政府主導提供了對應產業發展方向寬松的政策環境，使得一致性的市場反應不存在任何的政策阻礙；經濟人理性導致主體在與政府博弈的過程中，選擇與政府一致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成本。

（三）國際分工與選擇

世界經濟一體化及國際經濟聯系的不斷深化，使得更大范圍內經濟的互動與依存性不斷加強。新技術發明與運用基礎上產生的新產業，改變了傳統的產業格局，并在世界經濟范圍引起國際分工的重組。世界性的產業結構調整，改變了國際分工序列，使在國際分工中，獲得了發展“中國制造”的機會，并因自身的條件而自然地承接了發達國家產業重心轉移后留下的空白。

重工業化趨勢和差距硬化與強化的風險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開放的世界經濟格局中，在經濟發展處于落后水平的情況下，伴隨著世界性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重工業化卻隱藏了阻礙經濟發展的風險因素，它不僅使得自身內部面臨社會性的困頓，在對外經濟聯系中勢必會受役于所處的關系鏈，并在實際的國際關系發展中支付比預期更高的機會成本，并導致發展差距硬化和差距強化問題。（一）重工業化趨勢與發展差距硬化問題

差距硬化是經濟后進國家（地區）在進行經濟建設，實施經濟追趕戰略的過程中，受到政策、原始路徑、資源稟賦、市場機制及國際市場選擇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導致對后發優勢產生條件的限制，使經濟的發展陷入不可持續性，從而無法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

重工業化趨勢與差距硬化。重工業化趨勢中，隱含了導致硬化的多種因素，并支持著差距硬化的可能性：重工業建設的現期成果對政策產生誘導，使產業政策與相關制度產生持續剛性，導致產業結構的調整缺乏政策支持；產業結構重心長期的傾斜，支配要素的長期配置的主要流向，導致資源配置結構的硬化；市場主體總體非理性及搭便車的傾向，成為阻礙產業調整的自然力；國際市場分工與選擇，借助市場利益的誘因，加劇資源配置的傾斜。“在開放的環境下，條件使得自己容易成為‘世界工廠’或生產車間的命運。這是支撐粗放式增長的機制，并成為阻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深層次原因”。

（二）重工業化趨勢與發展差距強化問題

差距強化是經濟發展受到與差距硬化相關因素的影響，產生持續性的路徑依賴，并導致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從而制約產業結構的調整，并在長期中導致產業結構畸形，產生經濟停滯甚至是衰退。

差距硬化因素的影響與強化的可能性。在實際的產業發展過程中，系列導致經濟發展差距硬化的因素，都在極大程度上累積差距強化的慣性；路徑依賴的形成導致制度變遷成本上升，并反過來阻礙制度變遷，形成促成差距強化的制度性因素；世界經濟聯系的加強，伴隨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促成了差距強化的競爭性因素。

規避風險的政策建議

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走內涵式發展道路，合理引導重工業化的發展，堅持技術創新與品質路線；協調其發展同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關系，做到建設而不依賴，實現漸進式培育與長遠趕超相結合。

建立市場準入制度，優化市場秩序，實現規模經濟。對于工業化中期迅速發展的產業，完全自發的市場調節與不科學的政策供給，會導致因短期利益而支付資源不合理配置、經濟過度非均衡和改革成本上升等方面的高額成本。通過市場準入引導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產業，對提升企業素質，增強其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實現產業資源的整合利用，合理控制資源投放及產業發展的規模，優化市場秩序，實現規模經濟，都將有積極的意義。

對外資實施篩選與導流，確保后發優勢。結合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的需要，對國際資本市場施行選擇性過濾，以引導國際資源在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技術研發能力提升、產品品質升級及管理制度創新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以發揮后發優勢，避免被動選擇導致的劣勢累積。

走出去戰略。扶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利用國外資源和市場，挖掘尤其是制造業的生產潛力，為國內新產業的發展預留更多的資源空間和本土市場空間，夯實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平臺。

參考文獻：

1.張耀輝.產業創新的理論探索—高新產業發展的規律研究[M].中國計劃出版社，2002

第3篇

2000年前后，農民負擔沉重，村級債務劇增，干群關系緊張，農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來描述當時的狀況。

在農民負擔持續加重、農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機的同時，農村民主化進程不斷推進，《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88年試行，1998年正式實施，它強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從日漸嚴重的農村治理形勢來看，村級民主對于解決“三農”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開始大規模推進以減輕和規范農民負擔為目標的農村稅費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取消了針對農民的各種收費。取消農業稅，意味著持續兩千年的農業稅歷史的終結，意味著以農養工、以農養政時代的終結。不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定，開始大規模向農村轉移支付財政資金，從而實現了從向農村提取資源到向農村輸入資源的戰略轉變。

取消農業稅減輕了農民負擔，緩解了干群關系。之前因收取稅費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復存在，農村基層治理制度開始發生變化。

基礎結構之變

到了世紀之交，鄉村治理的宏觀背景和微觀基礎都發生了巨變。世紀之交的農村巨變，當然不只是治理格局的變化，甚至主要不是治理格局的變化，真正的巨變在于農村社會基礎結構的變化。

農村社會的基礎結構，是指構成鄉村治理和社會秩序基礎的農村內生結構，或者我們所說村莊社會關聯的狀況。舉例來說，最近20多年，農村的家庭結構和婦女地位，就發生了巨變。最近20年來，農村家庭結構和代際關系發生了巨變，典型的是父子分家。傳統的深度交換基礎上的代際關系，正在向理性化程度頗高、代際交換較少的關系轉變。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婦女地位有極大的提高，大部分地區的大部分家庭都是婦女管錢管物。婦女當家成為全國農村的普遍現象。

再舉例來說，傳統社會中，構成村莊內生秩序基礎的是各種超家庭的結構性力量，包括我們所尤其關注的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如傳統的宗族、村社組織。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某些農村地區出現了宗族的復興，但絕大多數地區的宗族組織都已解體，宗族力量大為削弱，甚至宗族意識也不復存在。

以上基礎結構的變化，又與農民收入和就業的多元化有關。幾乎所有被調查村，農民家庭收入越來越多地依賴非農收入，這些非農收入尤其以“離土又離鄉”的外出務工收入為多。正是農民的外出務工，使得傳統的通婚圈被徹底打破，傳統家庭結構更加難以維持。農民收入和就業的多元化，進一步導致農村社會的陌生化和疏離化，依托于熟人社會的鄉土邏輯解體，市場倫理和市場邏輯正在替代傳統的鄉土倫理和鄉土邏輯。農村社區越來越喪失內生獲得秩序的能力。

農村基礎結構的變化，是較鄉村治理變化更為根本的變化，又是影響乃至決定鄉村治理狀況及鄉村治理制度安排的變化。農村社會基礎結構的變化，是當前鄉村中國巨變圖景中最為重要和最為顯著的方面，但不是最為根本的方面。價值之變

當前中國農村巨變最為根本的方面，是社會基礎結構得以維系的價值的巨變。就是說，在世紀之交，中國農村發生了一場以農民關于人生意義定義的變化為基礎的價值之變。不理解農民價值的變化，就不能理解當前農村巨變的實質。

在傳統時代，強烈的傳宗接代、延續香火理念，構成了中國農民的終極價值關懷，構成了他們的人生目標和最為深沉的生活動力，構成了農民的生命意義，最終構成了他們安身立命的基礎。而到世紀之交，“傳宗接代”的“落后”觀念被拋棄了，“現在人們只關心自己活得好不好”（農民語）。與“落后”觀念一同被拋棄的是農民一直以來得以安身立命的價值基礎。

我們將農民價值分為三個層面，即本體性價值、社會性價值和基礎性價值。數千年來，中國農民本體性價值的核心是傳宗接代，“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強調個人權利的政策、制度和法律進村，包括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在內的現代觀念的沖擊，農民流動和農民收入與就業的多元化，傳統的傳宗接代觀念和地方信仰逐步與迷信、愚昧、落后、不理性等負面價值劃上等號，人生有意義的事情只是“個人奮斗”、“及時行樂”。但是，“個人奮斗”、“及時行樂”解決不了有限生命與無限意義的關系問題，終極價值出現缺位。更重要的是，當前農民被消費主義所裹脅，他們有限的收入與無限的消費欲望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終極價值缺位所帶來的問題被進一步放大。

終極價值缺位，致使當前農村出現了各種前所未有、不可理喻的事情，比如喪事上表演脫衣舞、喪心病狂地虐待父母、地下的泛濫、地下的傳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