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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15年第五期

在依法治國背景下，公民訴諸法律維護權利的觀念和實踐日益增強。體育職業化發展過程中，產生了諸多教練員與俱樂部圍繞各自切身利益的勞資糾紛，其解決的途徑、依據、方式、方法及最終結果是影響職業體育能否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與綜合實力相對強大的體育俱樂部相比，處于弱勢地位的教練員權利如何保障，直接影響著作為職業教練員這一從業者比賽訓練的積極性，最終將對職業體育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目前關于運動員權利保障問題的研究蔚為可觀，涉及到工資待遇、退役后的安置、教育文化學習、參賽資格、興奮劑檢測、商標注冊、肖像權利等諸多方面[1]，然而對于教練員權利保障問題卻鮮有關注，所提及的也僅限于關于教練員業務能力提升方面的論述。爭論多年的《體育法》修改問題也少有關于增加教練員權利的保障條款，建立體育行業協會內部糾紛解決機制的呼聲中也缺少對教練員權利保障的關注。筆者試圖通過對教練員權利的保障問題進行分析和論述，以期能夠構建一個較為清晰的制度化的教練員權利訴求保障機制，依法保障教練員合法權利，促進競技體育的持續健康發展。

1教練員權利

1.1教練員權利的特征按照《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的釋義，權利指的是，法律對法律關系主體能夠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以及其要求他人相應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的許可與保障，是自由、民主與平等價值的憲法體現[2]。《勞動法》依據《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在第3、7、8條規定了勞動者的基本勞動權利，表明了勞動權利不可剝奪的“基本性”，教練員作為勞動者基本法律地位的確立，表明教練員權利的一般性特征：一是依法享有法律保障的作為勞動者的一切明確具體的權利，即教練員權利的明確具體性；二是教練員權利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不斷動態變化中逐步完善的，即教練員權利的發展完善性；三是教練員權利的實現必須建立在履行一定義務的基礎上，沒有絕對的權利，即教練員權利的絕對與相對的辯證統一性。教練員工作對象主要是運動員，工作內容主要是競技體育訓練，教練員工作的目的任務在于提高運動員（隊）競技水平，取得比賽勝利。工作環境主要包括運動訓練場地器材設施，與訓練競賽密切相關的現代科技支持等方面的物質環境；包括獎懲機制、訓練團隊配備、主管部門的支持認可、人際關系等方面的制度環境；工作態度、興趣愛好等方面的精神環境。教練員工作的物質、制度、精神環境決定了教練員權利具有物質、制度與精神特征。體育運動的職業化、商業化發展，提升了教練員的職業地位、工資獎金待遇，競技體育激烈的競爭性使得教練員的流動性增強，經濟利益糾紛增多，教練員權利的物質利益特征突出。與以充分發揮市場功效機制調解為主的職業體育發達國家競技體育管理模式相比，以舉國體制為基礎，職業、專業、業余三種模式共存的中國競技體育制度環境，其管理模式相對獨立封閉、權力高度集中，比賽成績是教練員價值評定指標體系的核心，體現教練員制度權利特征的職業壓力及體現精神權利特征的價值追求不同于職業體育發達國家教練員[3]。以奪標、創造優異運動成績為最高目的的競技體育教練員承受巨大的比賽訓練壓力，俱樂部、體育主管部門侵犯教練員的工資獎金權利、勞動權利、媒體的侵犯肖像名譽權利等現象偶有發生，競技體育運動員出身的教練員，法律知識缺乏，自身社會地位、經濟實力決定了其不可能像職業俱樂部那樣擁有專業的法律律師顧問團隊，也不可能像體育主管部門那樣擁有豐富的社會行政管理資源，教練員職業特征也決定了其在面對不公侵權行為也不可能孤注一擲，采取像“舍身討薪”那樣的“過激”行為。面對侵犯自身勞動權利的政府部門、職業俱樂部，被無端下課、轉崗、克扣工資獎金時，不平等地位決定了吃虧和解、不了了之將成為多數教練員的首選，體現了教練員權利的特殊性與弱勢特征?，F階段教練員權利處于普遍性特征被廣泛認同，特殊性特征缺少關注，弱勢特征缺少針對性的法律條文保障。2014年李昕與稠州銀行女籃的一起勞動合同糾紛，成為我國發展職業體育20多年來的首例教練員將俱樂部告上法庭，在全國網絡媒體引起一時軒然大波。無可諱言，其影響將遠遠超出事件本身，在體育行業協會難以真正有效自治、仲裁機制無法全面實現、相關法律法規沒有出臺之前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事件的解決都將對教練員與俱樂部合同的簽定和類似糾紛的解決產生深遠影響。也會很大程度上阻礙或鼓舞教練員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利，從而避免俱樂部在與教練員發生糾紛時以強者自居，有恃無恐，任意處決的做法。

1.2教練員權利的表現形式教練員擁有憲法所規定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等領域綜合廣泛的基本權利以及來源于民法、行政法、訴訟法、商法、刑法、勞動和社會保障法、體育法等法律法規所賦予的具體權利。教練員作為一種有法律明確界定的社會職業，依法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規定的勞動者在勞動關系中的平等就業、選擇職業、取得勞動報酬、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休息、職業培訓、提請勞動爭議處理等法律規定的各項權利。物質、制度、利益、自由、主張、正當、應得、權力、意志等是教練員權利的構成要素，自由與利益是教練員權利要素最重要的表現形式[4]。教練員與運動員密不可分性及其從事體育工作的特殊性，使得運動員的權利一定程度上表現了教練員的權利，教練員權利實現與運動員、運動成績、競賽規則、技術環境密不可分，教練員以對運動員進行選材、訓練、競賽、管理為勞動工作內容，制度環境影響下的教練員工作成效決定了教練員權利的利益要素的具體內容。教練員利益訴求表達與認可跟其工作對象——運動員（隊）競賽成績密切相關，很多教練員往往因為比賽成績的不理想而被俱樂部中途更換、辭退，如2014—2015賽季新疆男籃的中途換帥，四川男籃邱大宗的下課，這種與成績掛鉤，習以為常，合理性被廣泛認同的更換教練員方式，職業俱樂部掌握著絕對的主動權，也都在看似平靜和諧氣氛下完成，雙方所簽勞動合同中有明確競賽成績條款規定，自然令人無可厚非。2014年李昕與稠州銀行女籃俱樂部所簽合同細節成為雙方爭論焦點，一方歸因于俱樂部違約，另一方則歸因于教練員自身行為而難以和解。教練員作為競技體育不可或缺的特殊勞動者，權利內容表現為組織管理隊伍、自由制定訓練計劃、選擇訓練方法手段、制定比賽戰術、安排參賽隊員、指導訓練競賽、公平競賽、評定隊員表現、獲得報酬、獎金分配、榮譽權、受教育權、包括訓練理念、方法手段等方面的體育知識產權，與個人生活相關的人身權商品化效能、隱私權限制、名譽權保障等權利表現。

1.3教練員權利的實現途徑權利只有在法治的背景下才能得以充分實現，法治是權利的保障，保障權利是法治的核心內容所在，也是公正價值理念向現實轉化的銜接點。在我國目前的法律體系中，對教練員權利的保護，只能依靠《憲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社會法》、程序性法律（《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及《仲裁法》）等普遍適用的法律。在專門性法律法規方面，我國目前除了少量具有計劃經濟色彩的地方性部門規章或政策文件涉及到了教練員工資制度、職稱評定獎勵措施等權利外，還沒有專門針對教練員權利保護的正規法規條款，僅在2004年國家體育總局會同人事部、財政部、衛生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聯合頒發了《關于給予老運動員、老教練員醫療照顧的通知》。在競技體育職業劇烈變化的現實中很難對現役教練員權利保障發揮作用，而在《體育法》中也無對教練員權利的原則性規定，更無落到實處并在現實中能夠發揮作用的法規。根據中國籃球協會關于俱樂部、運動隊、運動員和教練員注冊管理暫行辦法（2014年）第103條，俱樂部、運動隊與教練員和運動員之間發生合同爭議或注冊、轉會等爭議時，當事各方應努力協商解決，若經協商仍無法解決可向中國籃協申請調解或裁決。而在面對李昕事件，中國籃協卻以俱樂部和教練員雙方“扯皮”為借口，以無法律授權處理為依據，報以無能為力的心態。2014年底，中國足協針對俱樂部欠薪，通過在對俱樂部批準注冊，參賽資格確認上嚴密把關，進行協會內部有效解決，堅決杜絕惡意欠薪事件發生。足球字（2014）594號文件充分表明中國足協在對待俱樂部欠薪、股權轉讓上的堅決態度，充分利用了仲裁權，保障了勞方權利，樹立了協會形象。中國足協歷時半年多對劉健與青島中能、廣州恒大轉會糾紛作出的最終裁決，雖時間漫長，卻為處理今后類似糾紛提供了借鑒。依據《憲法》第33條第2款規定：“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職業教練員作為普通公民，在職業勞動方面除享有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權利外，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作為勞動者的義務。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4條：“用人單位應當依法建立和完善規章制度，保障勞動者享有勞動權利和履行勞動義務?！本銟凡吭诒Ｕ辖叹殕T權利方面應在制度訂立上有所作為，對處理解決突發事件有所預案和依據，避免無章可循無法可依導致的遇事一人說了算的變相侵權行為，教練員一方面則應嚴格履行作為勞動者應盡的義務，以便享有法律賦予的權利。教練員應具有過硬的專業素質，高尚的職業道德規范與操守，主觀上熱愛本職工作，勤于奮斗，虛心好學，勇于創新。在訓練、比賽、日常生活中處處關愛隊員、凡事能夠頭腦清醒，用心去做，對金錢與利益取之有道用之有理，避免師徒反目，日?，嵤滤А＝叹殕T必須始終對運動員身心健康、運動前途負責，帶好隊，打好比賽，處理好訓練比賽及日常生活中師徒關系，關注隊員成長與球隊發展，職業教練員能夠真正成為俱樂部發展過程中專業技術領域的掌舵人，全身心融入到俱樂部大家庭中去，履行好自己作為職業教練員應盡的義務。避免教練員在經濟利益、社會地位榮譽等驅使下，對運動員進行的嚴重違背科學，不顧青少年運動員身心發育特點而采取“拔苗助長”、“殺雞取卵”等摧殘運動員身心健康乃至葬送運動前途的訓練管理方式，以及在傳統“師道尊嚴”觀念影響下，對“嚴師出高徒”的片面理解，導致過激威嚴行為下正常師徒關系決裂?！班u春蘭事件”、“王德顯事件”應為廣大教練員敲響警鐘[5]。郭修金（2011）從社會共生理論的視角，提出了從倫理、平等、互利、業緣幾個方面構建優化教練員與運動員的社會共生關系，樹立自由平等和諧共生關系下的共同遠大目標，促進競技體育職業化的健康和諧發展[6]。各級政府、體育主管部門、俱樂部能夠提供保障教練員工作順利實施的物質環境；教練員能夠在身心愉悅情緒體驗中不懈奮斗、甘于奉獻的精神環境；相關政策法規、獎懲制度保障激勵教練員全身心投入到運動員選材、訓練比賽、體育科研的制度環境；三者的完美結合，保障教練員權利實現。物質是基礎、精神是動力、法律制度是保障教練員權利實現的必須條件。教練員權利的保護在適用一般勞動者權利保護法律條款的基礎上，應通過特別體育行業立法將其權利法律化，突出教練員職業特殊性特征，培養教練員的自我權利保護意識，保證實現教練員權利的渠道暢通，更好實現教練員以經濟利益為主的個人權利。避免行業協會內部無法解決，訴諸法律又困難重重，使得身單力孤的教練員因不堪承受精神與物質的各方壓力而不得不選擇息事寧人吃啞巴虧，損害自身權利。

2教練員權利的保障問題

2.1教練員權利的保障機制“萬事皆歸于一，百度皆準于法”，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內涵以公民權利的保護為圭臬，包括了權利立法、維權執法以及權利的司法和準司法救濟一系列的制度運作。權利是法律賦予權利人的一種法律上之力，權利人憑其可以實現法律允許的目的。保障權利是法律的重要價值原則，無保障即無權利[4]。教練員權利的實現必須從物質、制度層面完善教練員職業保障體系，對勞資雙方以經濟為主的諸多糾紛能夠有法可依，執法高效，從精神、心理層面關心教練員的成長，緩解教練員職業壓力。

2.2教練員權利的保障問題教練員權利的保障問題主要存在兩方面，一方面，因為教練員自身的弱勢地位使得權利受侵難以保障，我國多數職業教練員雖受聘任職于俱樂部，因自身人事編所屬的人事機構與地方政府、俱樂部之間的千絲萬縷聯系，當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時，往往因考慮到各方面利害關系和身受多方束縛，只能求助于項目協會，而多數項目協會由于不具有仲裁職能，內部妥善有效解決糾紛能力不足，在調解難以滿足當事人合理要求的情況下，獨自為戰、不言而喻弱勢地位的教練員往往出于自身今后發展考慮，害怕事情鬧大，而難以真正拿起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權利，被迫忍氣吞聲，選擇吃虧和解。另一方面，我國現有的體育立法和行政管理體制缺乏對教練員權利的保障條款規定，保障教練員權利的法規機制不夠完善，相應法律的空白，使教練員在與俱樂部鑒定合同時，不能夠完全參照職業體育發達國家的合同范本。沒有嚴格依法鑒定的無效合同、陰陽合同也容易導致糾紛無法可依，難以有效保障教練員權利。李昕雖然與稠州銀行女籃俱樂部鑒定了三年固定期限貌似國外的全保障合同，遺憾的是因國內教練員與俱樂部鑒定的勞動合同僅適用中國法律，在中國的勞動合同法中無“全保障性合同”之說。因李昕與浙江女籃簽訂的“全保障性合同”在我國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司法機構難以認可，也就類似于無效合同，而國際球員在與國內的俱樂部簽約時都會將具有全保障合同規定的FAT（國際籃聯仲裁庭）條款加上，球員與俱樂部發生爭議時，提交給FAT進行裁決[7]。依據《勞動法》第97條，由于用人單位的原因訂立的無效合同，對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李昕與稠州銀行鑒定的三年全保障合同，其無效的“全保障”訂立的原因歸屬問題將引起爭議。我國教練員與球隊鑒定的合同沒有統一標準，以何種方式解約取決于合同條款細節，合同關鍵條款用詞的模糊性導致爭議糾紛。對于李昕與稠州銀行女籃事件，俱樂部與李昕就訓練中打罵球員、罷訓、聯賽戰術失誤、盡全力還是必須奪取冠軍、請假真實性、是否違反勞動紀律等問題圍繞雙方所簽訂的勞動合同各持己見。中國足協在解聘卡馬喬后，因足協當時所簽合同缺陷，沒有制定具體的成績指標，無法量化及實現合同目的，以至于在足協無法容忍對方的比賽成績、訓練理念、個人職業態度等多方面因素而將其解聘后，其向國際足聯提出仲裁申請，要求足協按合同全額賠付其剩余款項。2012年6月，JR-史密斯向國際籃聯（FIBA）起訴浙江稠州男籃拖欠其106萬美元工資，最終因其合同中明確說明了無故缺席球隊訓練，要按比例扣其工資而敗訴。合同細節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法律對教練員權利保障的范圍。在國外因職業俱樂部與教練員難以繼續合作下去而提前解約的情況多有發生，有通過雙方友好協商達成一致的，如雙方難以協商，也有教練員全額領取合同內工資的。NBA2012—2013賽季，麥克•布朗雖僅執教湖人隊5場比賽即被解聘，卻拿到了合同規定的之后兩個賽季高達1100萬美元的薪水與補償金。尼克斯隊一個賽季后單方面解除了和拉里•布朗2005年鑒定的5年5500萬美元的合同，并拒付剩余4000萬美元合同，拉里•布朗根據合同條款，請時任NBA總裁大衛•斯特恩進行仲裁而獲得1850萬美元。項目協會對俱樂部監督管理權利的弱化與浪費，不利于對教練員權利的保障。李昕就稠州女籃違約向中國籃協進行申訴后，籃協無法依據行業自治原則有效解決糾紛，在籃協調解無果又無權進行裁決的情況下，李昕只得依據雙方的勞動合同交由勞動仲裁。而根據勞動仲裁法規定，需要45—60天的仲裁期限，如調解雙方難以和解，只能向法院提出申訴。過長的申訴期必將影響教練員生活及就業選擇，球隊情況的復雜性與合同標準的不一致性，增大了糾紛解決的困難性。暴露了項目協會在維護行業內部健康發展、保障教練員權利中的尷尬地位，通過體育系統內部機制的自我完善，加強內部自治，協調外部監督，建立職業體育行業內部有效的協調監管機制，盡早出臺相應法律法規，通過制度化的機制建構來切實保障有關教練員的權利，已經成為職業體育市場健康持續發展的問題。

3教練員權利的保障對策

保障教練員權利首先應由政府、體育行政主管部門在法律制度與機構職能建設上構建教練員權利保障機制，充分發揮體育項目協會內部自治功能及其在糾紛解決上較仲裁、司法具有的高效、便捷、快速、專業性強的時效優勢，對俱樂部在教練員權利保障上加強監管，建立教練員工會，建立健全保障教練員權利的法規及法律援助體系，提升教練員捍衛自身權利的自覺性。

3.1建立健全法律法規，規范明細勞動合同依據我國法律，鑒定明確的、細節的專業化條款合同來有效維護教練員合法權利，制定詳盡細致專業化的合同范本，避免當雙方發生糾紛時只能各抒己見，難以調解事件發生。在鑒定合同時要經過公正，有法律顧問提供幫助，對諸如無法得到我國法律支持的保障合同應進行特殊說明，避免教練員法律意識弱，合同本身存在問題及明顯的強弱勢力差距導致的侵犯教練員權利的“陰陽合同”出現。合同簽訂的期限、成績要求、如何辭退，要有明確的賠償規定。針對全保障合同，考慮到競技體育運動成績的多重決定因素，不是僅憑教練員個人力量能夠左右，最后成績好壞，責任全部由教練員承擔有失公平，法律理論和司法實踐應該考慮承認保障性合同的效力，不但可以改變教練員的弱勢地位，降低教練員職業的風險，還將有利于教練員大膽引用改進訓練方法手段，促進競技體育運動水平的提高。

3.2建立教練員法律援助機構，培養體育經紀人，規范職業體育市場教練員從事體育工作所致爭議的特殊專業性特征決定了一般法律援助機構在協助處理相關問題的難度，應通過制定全國性的體育法律援助發展規劃，籌措體育法律援助基金，協調好體育系統內外部關系，培養體育法律援助專業人員，在體育系統內部建立能夠平衡雙方利益訴求，代表所有職業教練員利益且獨立于體育行政主管部門與俱樂部管理之外，保障教練員權利的體育法律援助機構，明確體育法律援助機構的爭議范圍，保障教練員權利。應從立法、管理組織、監督、信息上建立具有政府組織和社會組織性質，且具有高度復合的多學科知識結構的體育經紀人及其團隊管理體系。建立科學的體育經紀人考核、培訓制度，提高業務能力，培養知法、懂法、能夠充分利用法律保障教練員權利的體育經紀人。在鑒定合同時，能夠為教練員提供專業的經紀人團隊，全面預測整個合同過程中有可能發生的各種事件，保障教練員權利。建立完善職業體育市場準入、運營監管和退出機制，從競技水平、后備隊伍培養、管理經營、產權財務、經營標準等方面對俱樂部的準入資質進行嚴格全面審核，規范優化職業體育市場環境，使教練員與俱樂部的勞資關系能夠得到物質與制度上的保障。協調好教練員與以減少資金投入、提高項目水平、增加政績為目的的體育行政主管部門和以盈利為目的的體育俱樂部三者之間關系，使體育行政主管部門與俱樂部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基礎上能夠兼顧教練員權利的保障。

3.3加強教練員所屬體育主管部門、項目協會對教練員權利的保障權利之所以能夠享有、自由行使與實現，是因為其背后有國家強制力的支撐[4]。國家的積極干預將更有利于權利的實現。作為體育主管部門與管理單項賽事的體育項目協會應為教練員權利保障制定內部政策法規，關注教練員權利與成長，避免因管理者的妥協縱容、置身事外導致的對侵犯教練員權利現象制約和監管權利的弱化，因無仲裁權導致的調解功能喪失。通過體育行政主管部門推進《體育法》的修改，從我國體育實際出發，本著國家法制統一、接軌國際體育慣例、操作過程科學等原則，建立程序多元化，具有高效、專業、技術性特征的體育仲裁制度[10]。去體育項目協會行政化的公共管理職能，強化協會作為項目自治組織的性質，健全規范與體育仲裁制度相銜接的項目協會內部自治制度，建立系統、便捷高效的專業性體育糾紛解決機制，改變部分項目協會只能調解無權仲裁的尷尬境地，在糾紛處理上明確體育組織內部解決的便捷高效、體育仲裁解決的專業技術性強、司法解決權威性強而時效性差的特征，依據競技體育糾紛內部解決有限自制的原則，對司法介入體育糾紛加以明確，建立一個機制規則清晰、責任義務與責權利益明確的職業體育實體，將有效促進教練員權利保障。

3.4建立教練員工會，轉變教練員弱勢群體地位教練員個人面對的侵害自身利益的被告方多是處于強勢地位的政府機構、社會企事業團體、媒體等，非平等主體的弱式地位明顯。工會作為勞動者自愿組成的非行政機關的社會團體，雖無立法、執法與行政處罰權，卻能夠依據保護勞動者基本權利的政策法規，獨立自主開展活動，代表教練員進行交涉，維護教練員合法權利。教練員可以通過組織工會、集體協商等方式增強在與主管部門、俱樂部交易中的實力和地位，為自身爭取合法勞動權利。職業化高度發展的美國職業籃球聯盟早在1976年就成立了教練員工會，對于協調聯盟俱樂部與教練員之間的關系，提高聯盟職業教練員的業務能力，為教練員獲得更好就業機會與退休保障發揮了重要的職能作用。在教練員權利受到損害時，教練員工會能夠以集體的名義與聯盟、球隊積極協調，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教練員單兵作戰的弱勢地位。然而，由于我國目前的工會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完全獨立性，與用人單位有著千絲萬縷聯系且經濟上具有很大依附性，受多方限制，僅以行使一般的建議性要求為主，對違背勞動政策法規的行為所能夠做的就是代表會員依法進行交涉、請求和訴訟。所能起的最大作用也僅是引起國家社會的更廣泛關注，處境軟弱的狀態弱化了工會自主調節勞資關系的作用，限制了維權職責的發揮，難以實現維護職工合法利益的訴訟權利，最終對于勞動者權利保護還是要靠政府行為對相關法規的執行。所以，加強保障工會法定權利真正實現的同時，還要依靠國家以社會公正與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制定合理切實可行的調解勞資關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規范，有效保障勞動者權利。

4結語

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完善職業保障體系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一個重要方面，體育運動的職業化發展，急需設立和完善權威、公正、且便于實施的相應配套立法。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依法加強對體育職業市場的監管，加強教練員職業保護立法，保障處于弱勢地位教練員的權利，事關整個體育職業化的健康發展?？梢灶A期，類似“李昕事件”的糾紛在體育職業化的進程中將會時有發生，在現有法律法規的基礎上，確立具有細則條款的合同范本，協助教練員完成合同簽訂，防患于未然是根本；發揮體育項目協會有效調解、仲裁功能，關注教練員成長將是眾望所歸；訴諸法律，對質公堂雖是不得已而為之，也應依法加強對教練員進行法律援助，有效轉變教練員相對弱勢地位，從而能夠同與自己發生糾紛的強大俱樂部、體育行政主管部門站在同一平臺上公平公正、合理有效解決問題。法律是保障，處罰是手段，在促進體育職業化的健康發展過程中實現各方利益代表者的雙贏將是一切工作的目的與出發點。最后，要注意的是，除了在制度層面加強對教練員權利的保障之外，還需要在社會心理層面關心教練員的成長，有效緩解教練員職業壓力，避免教練員對自身前途發展喪失信心，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惰性心理影響下的職業倦怠行為。

作者：鞏慶波 單位：山東工商學院 體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