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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們對一些經典概念和模式，如經濟最優化模式、生態最適模式、最低安全標準、承載力概念等提出疑問之后，環境與發展規劃的方法論也隨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本文指出：①以經濟最優化和生態最適模式指導規劃都是非常局限和困難的，規劃決不是一個環境和經濟決定論的過程，而是一個可辯護的過程；②環境可能會對發展產生所謂的“頂極的”“絕對的”制約，對此，規劃必須服從。但是，這種“頂極的”和“絕對的”界線是很難確切定義的，也往往是難以操作的，因而其在環境與發展規劃中的意義是相當有限的。必須尋找一些新的有效的戰略使規劃過程具有可辯護性和可操作性。如何尋求和設計這種辯護戰略是可持續發展規劃方法論的一個重要領域。生態安全格局途徑正是在這一方向上所做的努力。

關鍵字：可持續性；環境與發展；環境規劃；生態規劃；環境可持續發展論文

1從最優化值到最小—最大值：環境與發展的可持續性規劃途徑

關于方法論總起來說可以分為兩類：即最大—最優化途徑(maximization-optimizationapproaches)和最小—最大約束途徑(minimax-constraintapproaches)。每類途徑又可根據經濟和生態指標進一步劃分，形成一個2×2方陣的方法類型。

環境與發展規劃中的可持續途徑[1]

項目最大—最優化途徑最小—最大約束途徑經濟指標目標：追求經濟效益，使社會總效益與社會總成本之差值達到最大

方法：各類經濟學優化方法目標：避免很高的社會成本

方法：包括最低安全指標（SafeMiniumuStandards）、可持續限制（SustainableConstraints）、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Principles）、發展閾限（DevelopmentThreshold）等生態指標目標：追求生態適宜性和最佳關系

方法：生態適宜性分析目標：避免生態的不可逆惡化

方法：包括承載力（CarryingCapacity）、頂極環境閾限（UltimateEnvironmentalThresholds）等

生態最優化途徑和經濟最大效益途徑都基于理性模式，依賴于完全的信息并相信基于科學知識，人們能制定一個最好方案。而最小—最大值約束途徑的一個共同點是追求回避最壞結果的出現，而不是追求最佳狀態。最小—最大值的概念取之于搏弈論中的最重要原理，即最小—最大值原理[2、3]，它用來說明競爭雙方為保障各自最低利益所應采取的戰略。最小—最大值是一種平衡點，這一原理提倡對政策與策略進行多角度的或雙向的選擇，這種選擇實質上是一種反復辯護的過程，本文所取之義就是在保障自身最低安全水平條件下，允許對方尋求最大利益的一種戰略。

2最大—最優化途徑

2.1經濟最大效益途徑

在經濟最大效益途徑中，貨幣價值被用來計量自然資產和人造資產，基本指標是成本效益。它根據成本—效益模式，分析和追求環境資源保護與利用的最大社會效益，允許以人造資產來取代被消耗的環境資產。如果這樣，只要最大地獲取自然資本與人為資本的總和，我們的后代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說當代人的經濟活動肯定可以使后代人的生活更好而不是更差。這一途徑在環境的可持續性利用中的有效性已引起越來越多學者的懷疑和反對[4、5]。理由包括：

(1)它用貨幣價值來衡量環境資產的成本或效益可能導致“定量偏差”(quantitativebi-as),因為估價大多基于人的偏好，即“支付意愿”(willinesstopay)。一個合理的環境計價必須依賴于完全的信息背景，但這種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今日的雜草也許正是明日的癌癥良藥。

(2)它假設自然資產是可以用人為資產來取代的。這樣一來，所謂的可持續性就被誤以為可以通過維護最大的人為資產和自然資產之和來實現，而不是通過保護環境資產來取得。

(3)它把效益作為人類代際之間以及人與其它物種之間環境資產分配的唯一決定指標。但實際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當代人的此時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種的偏好。

所以，以經濟最優化和經濟效益指標無法指導可持續環境與發展的規劃。

2.2生態最適途徑

生態最適途徑基于資源的適宜性和可行性分析，包括地質、水文、土壤和植被等等的分析。規劃的目標是尋求土地利用和人類活動的生態最適性。通過景觀規劃師I.McHarg的“自然設計”(designwithnature)[6],這一途徑被系統化而成為本世紀規劃史在方法論上的一個重大發展。McHarg把該方法總結為“所有系統都追求生存與成功。這種狀態可以描述為負熵—適應—健康。其對立面則是正熵—不適應—病態。要達到第一種狀態，系統需要找到最適的環境，使環境適應自己，也使自己適應于環境”[7]。景觀規劃的目標是尋求一個生態最適的土地和資源利用狀態。這時，對景觀的每一種利用都反映景觀本身的內在價值，而這種內在價值可以通過對所在地進行系統的科學分析來發掘。正如McHarg所相信的“我們可以因此判別生態系統、機體和土地利用的合適環境。環境在本質上越適合于它們，適應過程所做的功就越小。這種適合是一種創造，這是一種最大效益—最小成本的途徑”[6]。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生態最適途徑與經濟最大效益途徑在本質上遵循同樣的理性思維。

生態最適模式在景觀及環境規劃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并廣為應用。但其弱點也很明顯。它被作為自然決定論和技術崇拜論的模式而遭到許多學者的嚴厲批評。認為，這一模式對解決問題并無益處反而有誤導之嫌。

經濟最優化和生態最適化模型都相信人類的知識可以為人類尋求一條明確無誤的、最佳的行動路線，認為這正是規劃所要遵循的。完全的信息和系統的科學研究是取得這一目標充分必要的條件。這一規劃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們的懷疑[9、10]。人類的知識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確定性。有人甚至認為知識尚不能完全告訴我們應該做什么[11]。這種觀點得到SIMON的認知學研究的支持[12]。他認為人們在解決復雜問題時存在著許多局限性。沒有一個決策過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則。人類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和同時考慮所有可能方案后再作決策。人類并不追求最優，而是追求滿意的、并且基本上是可行的途徑。

盡管經濟最優化和生態最適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實際上兩者所導致的結果是不能兼容的[13]，經濟上的最優化途徑并不是生態上的最適途徑，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相矛盾的。由于對這種矛盾的認識，人們提出眾多的通過限制經濟發展來保證生態過程和環境健康的途徑。

3最小—最大約束途徑

3.1對經濟過程的限制

最低安全標準(SAFEMINIMUMSTANDARD,簡稱SMS)是經濟學家提出的眾多關于限制經濟活動和發展的概念之一。最早由CIRIACY-WANTRUP[14]提出，用來解決瀕危物種的保護問題。這一概念試圖闡明怎樣避免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最壞狀態，如物種的滅絕。這種最糟狀態是不可逆的，而其社會損失又是不可確定的。SMS認為物種是一種可再生的資源，但其可再生性只存在于一定閾限之內。一旦超出這一閾限，資源的進一步利用就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導致人類可利用資源庫的枯竭。由于社會和自然的不確定性，這種不可逆的后果是不可知的。防止這種災難后果或最壞后果的一個辦法是采用最低安全標準。利用這一標準，使足夠的棲息地得以保護。SMS實際上來源于搏弈論的最小—最大值原理[2、3]。

假設社會必須在兩種可能的選擇中取其一：一是建水壩，從而獲得電力，但導致瀕危物種的滅絕；二是根據SMS，不建水壩，從而保存了瀕危物，但喪失了電力。再假設，可以獲得的電力價值為X；而瀕危物種對未來的價值有兩種可能性：可能性一，價值為0；可能性二，價值巨大，為Y。這樣，兩種政策選擇與瀕危物種價值的兩種可能性構成最大社會損失（表2)

策略選擇可能性一十的社會損失可能性二時的社會損失最大社會損失

由表2可以看出，在采取建壩政策時，最大的社會損失發生在瀕危生物對未來具有巨大價值Y的情況下，此時的損失為Y；在采取SMS的不建壩政策時，最大的社會損失出現在瀕危生物對未來并無價值的情況下，此時的損失為X。最終選擇哪一個政策，取決于Y與X的大小比較。如果X這一最小—最大值原理沒有把利益的代際之間的分配考慮進去，也缺乏可變通性。對此BISHOP[15]提出了一條改進原則：除非社會利益的損失大到無法接受，SMS都應該被選擇。至于多大的損失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大”的問題，不僅僅應從經濟上來分析，還應從倫理上來分析當代人會愿意承受多大的損失而不去向后代強加某種不確定的環境陰影。有人認為，SMS概念可以直接應用于所有可再生資源的保護和利用規劃問題。因為它允許現代人有限制地使用自然資源，同時能保護它們為后代所享用。SMS也能間接減少不可再生資源的利用而鼓勵資源的節制利用[4]。

除SMS和最小—最大值原理外，學者們也提出了其它類似概念，如“可持續限制”(SUS-TAINABLECONSTRAINTS,簡稱CS),“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PRINCIPLE,即PP)等[4、5、16]。這些概念都強調節制地使用自然資源而給后代預留以備不測，防止“最壞”事件或“很高損失”的發生。

但這種最小—最大值途徑應用于規劃中同樣產生一系列問題。第一：關于“最壞事件”，在規劃過程中，只能是根據不完全信息來判斷的。最壞事件不可能是已知的或可預見的一系列后果之極壞狀態，也不可能是想象中的最壞事件。所以，它往往不分青紅皂白地被作為任何政策的借口，來處理環境損失不可知時的情況，結果使政策本身失去可辯護性。第二是關于“很高”的社會損失。無論是SMS或是其它相似概念，都不能明確什么是“很高”的社會損失[16]。SMS、PP等發展限制概念在發達國家中的小范圍景觀或環境改變時看來有意義，爭議的只不過是新建一個度假區還是增設一塊保護地的問題。但在發展中國家則困難得多，在那里，為了生存而開墾一片自然地也許會帶來非常高的社會損失（包括稀有物種和棲息地的消失)，但是不開墾這片自然地帶來的損失也同樣是非常高昂的，因為它關系到居民的生存和溫飽。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