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淺析電子政務發展與腐敗治理的關系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從電子政務與腐敗關系的角度出發，構建了以EGDI（電子政務發展指數）為自變量，以CPI（清廉指數）為因變量的回歸模型。利用Eviews7.0統計軟件，在對全球158個國家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發現電子政務對腐敗有一定的預防作用，但是在不同地區呈現出一定的差異性。

關鍵詞：電子政務；腐敗治理；清廉指數

許多學者從理論層面論述了電子政務對腐敗有一定的預防作用，但是鮮有學者從實證角度對二者的關系進行探討。

一、電子政務與腐敗關系的研究述評

目前，國內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電子政務對腐敗的預防作用。李衛東、徐曉林（2004）認為，構建電子政務聯網核查系統模型可以實現對政府的動態監督，從而達到預防腐敗的效果[1]；杜志洲（2007）認為，電子政務能夠通過以下五個途徑起到預防腐敗的作用：第一，電子政務能夠提高腐敗的發現率，從而擴大對腐敗的懲處力度；第二，電子政務通過優化政府的運行結構，減小了腐敗發生的空間；第三，電子政務通過增強政務的透明度，進而產生“魚缸效應”來預防腐敗；第四，電子政務使制度得以嚴格執行；第五，電子政務可以充分發揮網絡宣傳的警示與教育作用[2]。夏義（2013）通過比較2010年聯合國的電子政務準備度指數與透明國際公布的清廉指數之間的關系，發現電子政務越發達國家往往清廉指數也較高，但是并未對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定量分析[3]。通過對文獻的梳理，發現學者雖然從不同角度對電子政務能夠預防腐敗做了闡述，但目前缺少定量分析，未有學者對電子政務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預防腐敗以及在不同地區是否具有不同的預防效果進行研究。隨著電子政務測評指標與腐敗指標測量體系的日趨完善，為我們進行定量研究提供了可能。

二、實證研究

本文假設電子政務的發展能夠預防腐敗，并進行回歸分析。由表1可知，EGDI最高的國家（韓國）0.9283與最低的國家（索馬里）0.064相比多14倍；CPI最高的國家（丹麥）90與最低的國家相比多11倍。這說明，無論從EGDI還是從CPI來看，樣本存在較大的差距，同時表明樣本的代表性較好，涵蓋了電子政務發展水平各種層次的國家。由表2的相關系數可知，EGDI與CPI的相關系數達到了0.7638，說明EGDI與CPI有很大的相關性，并且為正值，說明一國的EGDI指標越大，CPI的指標也越大，國家腐敗程度越低。

三、分析結果

由于應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估計時，隨機誤差項必須要滿足：一是同方差假定，即所有隨機誤差項的方差相等；二是無序列相關性假定，即隨機誤差項之間的無序列相關性。因此，本文對模型進行診斷和修正，第一，對方程的異方差性進行懷特（White）檢驗，結果顯示，方程懷特檢驗結果中的Obs*R-sqaured的概率值大于顯著水平0.05，則接受原假設，方程不存在異方差；第二，對方程自相關的檢驗采取對DW值進行觀測，結果顯示模型中的DW值偏離2，表明原方程存在自相關。在此基礎上采用AR（2）模型對方程進行修正[4]。本文采用Eviews7.0統計軟件，結果（如表3和表4所示）。從表3的估測結果來看，R2=0.5834，表明整個方程的擬合程度不是特別好，但對于截面數據而言，當R2>0.5時就有一定的說服力，并且各變量t值都通過了5%的顯著水平的檢驗，說明EGDI的水平對CPI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就DW值而言，1.2218偏離DW的臨界值2，說明存在自相關。因此推測，當期的CPI水平可能受到前期EGDI的影響，因此對方程自相關性進行修正，修正結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在滯后兩期的情況下，DW值近似于2，說明此時的自相關程度已經非常低。而各變量的系數除了常數項C外，都通過了1%的顯著水平，說明模型修正的效果很好。在滯后兩期的情況下，R2也提升到0.6818，此時方程的擬合程度有顯著提高。因此說明，當期的CPI水平受到當期和前兩期EGDI水平的影響，即電子政務對腐敗的影響有一定的滯后性，雖然當期可以產生效果，但在后續會產生持續的效果，說明電子政務對腐敗有一定的預防作用[5]。根據上述檢驗及修正結果，EGDI對CPI的影響估測方程如下：CPI=2.40387152419+81.2965175884×EGDI+[AR（1）=0.268254277617，AR（2）=0.324620258624]上述模型雖然說明了電子政務對腐敗具有一定的預防作用，但考慮到地域文化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本文以聯合國電子政務發展報告中對各地區的劃分對不同地區的EGDI與CPI分別進行研究，進而探討電子政務在不同地區對腐敗的預防作用是否有差別，表5列出了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地區。從各地區的回歸模型來看，不同地區電子政務對腐敗的影響呈現出一定的差異性。其中東亞地區的R2達到了0.99，方程擬合優度非常好，并且EGDI的系數也居各地區之首，達到了106.64。所以，無論是從電子政務對腐敗的影響程度還是方程的有效性來看，東亞地區電子政務的發展能夠很好地預防腐敗[6]。而在其他很多地區，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EGDI與CPI之間的回歸關系并不具有統計學意義[7]。

參考文獻：

[1]李衛東，徐曉林.電子政務：治理腐敗的有效手段[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4，(11)：132-133.

[2]杜志洲.電子政務在預防和懲治腐敗中的作用[J].新聞聚焦，2007，(7)：10-11.

[3]夏義堃.電子政務與反腐敗關系的多維度思考[J].電子政務，2013，(1)：67-74.

[4]馬慧慧.Eviews統計分析與應用[M].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86-98.

[5]張亞明，黨春梅，唐朝生，劉邦凡.生態位視域下京津冀區域旅游發展協調度研究[J].生態經濟，2016，(7)：148-152.

[6]高源鴻.沈陽生產性服務業對其經濟增長影響實證分析[D].大連：東北財經大學，2010.

[7]王燕，劉邦凡，趙天航.論我國海洋能的研究與發展[J].生態經濟，2017，(4)：102-106.

作者：陳會然 劉邦凡 栗俊杰 單位：燕山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