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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口雜志》2014年第二期

一、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由于犯罪空間具有高情境性，本文選用案例研究的基本方法，選取珠三角快速城市化和人口結構倒掛典型地區東莞作為個案，結合報紙文獻、社區文獻和實地研究進行資料搜集和分析。東莞位于珠三角東岸、廣深走廊之間，改革開放后“三來一補”起家，迅速由一個農業縣轉變為經濟實力名列前茅的地級市，囊括了包括“全國文明城市”在內的多項榮譽，2011年全市戶籍人口184．77萬，占常住總人口825．48萬的22．38％（東莞市統計局，2012）。由于城市化過程迅速，32個鎮街的“組團化”發展模式在減少審批層級的同時，也形成了較為分散的城市格局，增加了城市管理難度，治安連續多年成為百姓和政府的共同核心議題。因警察部門犯罪統計難以獲得、公開資料粗糙且可信度低，本文將《南方都市報•東莞讀本》作為分析對象。該報紙對社會民生類事件的報道覆蓋率廣，又具有省會城市背景，較為客觀中立。為減少季節等因素的干擾，選取2012年整年數據進行分析，主要針對對普通百姓安全感影響大的常見暴力和財產犯罪報道，重點但不限于關注“盜”“搶”等犯罪情況。本文對犯罪的界定也是社會學而非刑法學意義上的②。在去除掉重復報道、分離出合并報道后，共得到566個報道個案，涉及地點特征699次③（參見表1和表2）。為進一步提高分析效度，本調研對東莞H鎮G社區進行了內部文獻（2012年內部報告）和實地分析（參見表3－4），結合了參與式觀察、訪談等方法。G社區毗鄰該鎮鎮中心，土地面積1．83平方公里，2011年戶籍人口2673人，外來暫住人口5620人。轄區由G村（主村區）、S村、X村三個自然村組成，共有企業70家、集體廠房383000平方米。該社區在該鎮經濟較發達，該鎮經濟在全市中等略偏下，該社區在全市大概處于中等水平。該社區有工業區和大型工廠，聚居區、工業區、市場、商業區混合狀態明顯，頗具代表性。結合資料掌握，本文重點分析其“兩搶一盜”犯罪情況，在珠三角地區，此類案件往往因其與人身傷害的伴生性而給人們帶來了很大的恐懼感，成為典型多發犯罪④。

二、研究發現：犯罪高發區域的主要類型

（一）鄰近流動人口居住和活動的場所具有更高犯罪風險一是流動人口直接居住區域，包括出租屋和商鋪、店鋪（經常是商住合一的）等，作為易犯罪空間（馬瑞，2010）、同時也是易被侵犯空間的特征明顯，折射出流動人口風險應對的脆弱性和易被害性。在全市699次犯罪場所類型中，此類場所共發生150次，占總案件的21．46％；在發生次數較多的犯罪類型中，純人身傷害案件發生了31次，占各場所總數148次的20．95％；發生的純盜竊類案件56次，占總數的34．36％；強奸或猥褻是非常值得重視和反思的一種犯罪類型，10件報道中有8次發生在出租屋，如果包括強奸或猥褻伴隨傷人或殺人犯罪的，15件有10件發生在出租屋；非正常死亡或自殘的25件中出租屋有8件。可以參照的是水庫溺亡有高達九成是新莞人（劉輝龍等，2012），2013東莞冰雹災害遇難9人無一例外都是外來流動人口（李金健等，2013）。東莞H鎮G社區2012年接警的入室盜竊案件共93宗，僅明確發生在出租屋的就多達49宗（參見表4），達52．69％。如果考慮地點未明確記錄以及工、住合一的場所，這個數字可能更高。二是流動人口直接活動區域，包括工廠區、村落及街巷等，大量流動人員在此工作、居住與生活，企業鞭長莫及、村社區管理能力或意愿不足、政府公共服務延伸不到，形成管理真空，發生的犯罪次數占21．75％。一方面純人身傷害類行為較高，占21．62％，另一方面搶劫等人身控制謀財類增加，占16．15％。東莞作為珠三角代表性制造業城市之一，工業是基層社區的主要經濟基礎，引導著流動人口的聚集。G社區2012年接警的“飛車搶奪”案55件中，僅在工廠區門口的案件就達24件（見表5）。該社區的J路附近至少有三個規模較大（人數過千人）的工廠R1、R2、M，支撐了附近人流、商業服務業、出租屋的很大比例。

（二）與人口高流動性有關區域的發案率較高一是商服娛樂和人群密集場所，包括休閑娛樂、餐館等人流密集與嘈雜場所，商業區、銀行等人流和財富較為密集的場所，車站、公共汽車、市場等人員較為密集且流動性大的場所，分別占8．58％、7．73％、8．15％，合起來占全部犯罪的24．46％。其中休閑娛樂場所除人身傷害案件較多（18．92％）外，公然打砸（22．22％）、涉毒涉賭涉槍（28．57％）也明顯增加。二是道路和靜態游憩場所，包括道路、小汽車或停車場、廣場、公園、江堤等人口密度小、監控不足的區域，占全部犯罪的23．46％。人身傷害（16．22％）、人身控制謀財（46．15％）、搶劫伴隨人身傷害（36％）等在此類區域發生較多。道路既是沿線經濟發展的物理基礎，也是犯罪分子增強作案和逃跑機動性的途徑，沿路和沿街在帶來商機的同時也因而對社區治安帶來沖擊。2012年，G社區排除兩個自然村的主村區“兩搶一盜”128件，僅1公里左右J道路一帶就至少發生65件（見表6）。前述四類區域發生的案件加起來占總案件的91．13％。從表2可以看出，流動人口更易居住和活動的鄰近區域發生了54．66％的單純財產犯罪、50％的涉賭涉毒涉槍等原發型犯罪、60％的非正常死亡和自殘案件、43．2％的全部案件；除小部分例外（如針對銀行取款人員的尾隨犯罪），暴力犯罪更易發生在公共交通或低端商業服務娛樂區；在道路和靜態游憩場所，由于人員稀疏，易發生肆無忌憚的財產與暴力混合犯罪，且這部分犯罪也會發生在易誘發沖動和摩擦的低端休閑娛樂場所，合起來占70．18％。反之，小區和寫字樓式辦公機構發生的案件總共不超過2．57％。

（三）微觀尺度的場所功能混雜易催生連鎖反應式犯罪雖然在中觀層面通過功能的適當混合，如縮短居住與工作場所的距離，可以活化區域活力，但在微觀層面如果過于混合，則會大大增加治理的難度，增加誘發性、次生性犯罪，這在本文社區個案的商住高度混合區域體現得非常明顯。G社區一公里不到的J路，是該社區最為繁華和代表性的道路，兩側商鋪和出租屋林立，商業服務業與居住混合，附近出租屋、小區2012年接警的入室盜竊案就有16起，此外還有盜竊機動車7起，徒步搶奪7起，飛車搶奪11起。僅某Y網吧就發生飛車搶奪、徒步搶奪、入室盜竊、盜竊機動車共10起，該網吧之上三層出租屋需經過網吧正門。在東莞經濟發達的HM、HJ、CP等鎮，核心商圈“腳下”的配套服務人口居住區，往往是居住環境最為復雜的。場所的混合刺激了非理性消費對理性生活的干擾，低端的休閑娛樂場所如網吧、溜冰場、夜間餐檔等，易誘發狂躁、酗酒、爭執和暴力報復；涉賭、涉毒誘發搶劫、盜竊、斗毆、家庭暴力等違法犯罪行為。本文報紙分析中涉毒賭槍的18個事件中，伴隨劫持、人身傷害的就有5起。正因為如此，廣東和東莞從源頭上采取了三打兩建、打擊涉毒犯罪（李棟，2013；程癸鍵，2013）等部署和措施。

三、探討和對策

東莞犯罪區域和空間的分布既證實了中國城市化乃至世界城市化的一般生態模型（蔡禾，2003），也更細致地體現了東莞城鄉一體化分散格局、多中心組團式發展的特色，并且與社會人口結構及其活動密切相關。固然工業區、村落、街巷、道路和靜態游憩場所、公共交通和商業服務業區域也構成了市民、村民的生活環境，其安全隱患影響每一個人，但小區物業化住宅和村落私有院宅、“單位”和“村（社區）”、更加有序的購物中心和休閑娛樂場所、單位班車和私有汽車等，使“體制”完整接納的“市民”“村民”可以通過物理防護、體制對接、社會網絡獲得替代性救濟措施，系統性降低被盜被搶風險。而流動人口居住混雜、社會交往和全面發展不足，與新興市民階層、原有村民相比處于劣勢，更易受到權益侵害并缺乏救濟。其居住場所防御空虛、社會風險防御能力低、非正式救濟渠道偏少、正式救濟渠道嵌入不足，弱勢空間與弱勢狀態交疊，反過來又助長流動人口受侵害不報警或非法私力救濟、強力部門選擇性執法和反應怠慢、犯罪分子選擇性作案的不良循環。流動人口弱勢空間的犯罪制約了社會整體化解犯罪風險的能力，對此，一是需要常住導向的制度設計。多管齊下增加經濟型住房和文化休閑設施，使人們安居樂業并有閑暇進行社會交往，建立常住預期，增強正式和非正式渠道的救濟能力。二是需要宜居導向的城市建設。改變工業區主導的城市格局和城市功能高度混雜的狀態，對居住、工業、商業、文化等不同設施進行合理分區，增強居住區的地位，圍繞居住安排交通、消費、游憩、學習、工作區域，在做好宏觀規劃的同時進行更具人性化和生活化尺度的城市設計，通過人行道、柵欄等各種物理或符號邊界進行城市有序化、精細化管理。三是呼喚公共導向的城市管理。建立公共而非群體導向的城市管理，通過社區體制改革使基層管理更加注重公共服務而非集體經濟。給予市民對治安管理等方面的評價權，建立更加均衡有效的公共治安服務網絡，使警察步行巡邏、社區聯防崗哨等有效措施長效化。簡言之，流動人口犯罪防御能力包括空間防御能力是社會全面協調發展和民生幸福的基礎，也是當代犯罪研究、人口研究、城市研究的一個重要交匯點，可從流動人口“居住－活動－流動”區域圈層自內而外、以靜制動加以破解，通過個人、鄰里與親朋網絡、商業機構、社區、政府部門的共同努力，建立更加理性有序的平安社會。

作者：程建新單位：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