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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的提出，從意識形態角度研究翻譯變得愈加引人注目。勒弗維爾提出一套新的術語來分析社會文化環境對文學翻譯的影響。根據他所提出的理論，意識形態因素對譯者的翻譯行為有很大的影響。而“文化轉向”的意義在于它將翻譯研究帶入了文化研究的層面，而不僅僅局限于語言文字的層面。他認為，在文學系統中，操縱翻譯的有下列三個因素:第一是由評論家、教師、翻譯家等組成的所謂“專業人士”;第二是擁有阻止或促進文學創作和翻譯的“權力”的人、機構，也就是他所說的“贊助人”;第三個因素就是“詩學”。贊助人這一概念的引入是為了更好地探究意識形態對文學創作者和譯者的操控，影響他們的創作、“改寫”或是譯者的策略。譯者首先是一名讀者，他對原文的理解決定了他的翻譯，因此他的個人意識對其翻譯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在翻譯的過程中，意識形態對譯本的語義和文體也起到了操控作用。再者就是讀者的反應。
只有在讀者接受譯本的情況下，翻譯的價值才能得到體現。讀者在其生活的社會環境下必然受到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而譯本只有順應這種意識形態才能使讀者接受。這一理論為長期以來被“對等”或“等值”或“信、達、雅”束縛的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從意識形態角度來研究翻譯，其特點是將翻譯現象置于歷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中進行審視，將人們的注意力從“原文中心”轉向“譯文中心”。意識形態對翻譯的操控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來解釋譯者對原文文本的選擇、譯本的接受，以及在特定時間和特定地點所采用的不同的翻譯策略，甚至是翻譯中的誤譯等問題。受勒弗維爾改寫理論的啟發，本文試圖找出不同的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過程的操控，并采用個案描述性翻譯研究方法，從社會意識形態和個人意識形態的角度闡述意識形態對《駱駝祥子》［1］兩個譯本的操控。
一《駱駝祥子》的創作以及兩個譯本產生的意識形態背景
《駱駝祥子》是老舍于1936年創作的一部現實主義小說，描述了北平一位誠實、勤奮、樂觀向上的人力車夫祥子，力圖通過個人奮斗擺脫悲慘的生活但最后失敗以至于精神墮落的故事。這是老舍第一本反映中國社會草根階層的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品拓展了新文學的表現范圍，為新文學的發展提供了特殊貢獻，被譯成英、法、日、德、俄等多種文字。
20世紀20、30年代的中國正處于內憂外患的歷史時期，中國的仁人志士掀起了之后中國的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左翼文化運動。由于國難當頭，對如何進行社會改革以及如何強國的討論迫使學者們對國外許多不同的社會思想都進行了研究，從而導致了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盛行。“馬克思主義”、“三民主義”、“自由主義”成為當時的三種最有影響力的意識形態。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開始全面領導左翼文化運動。左翼文化運動這場有組織、有綱領、有方向、有目標的文化運動，經過了長期充分的準備，在中國歷史上占據了重要的地位，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貫穿其整個發生與發展。左聯的任務是“有目的意識地，有計劃去領導發展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透過文學藝術，實行宣傳與鼓動而爭取廣大群眾走向無產階級斗爭的營壘。”老舍在當時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細致觀察了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的生活并于1936年發表了其代表作《駱駝祥子》。老舍雖然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但他的作品流露出左翼傾向。他通過祥子的悲劇，對黑暗的社會提出了嚴厲的控訴，同時也揭示了在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無法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自救。在1957年，老舍在解放后這段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對這部小說進行了修改。這些行為都受到了當時國家的意識形態和老舍本人意識形態的影響。五六十年代，我國文藝界引入了現實主義文學觀念、無產階級文學概念，以及“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文藝批評標準，這給中國文學賦予了強烈的政治色彩。政治運動的沖擊和極“左”思潮的彌漫，使得從異域歸來，正滿腔熱誠地準備謳歌新中國的老舍產生了某種真誠而又復雜的心態。老舍的原文是關于一位普通的北京市民在解放前的真實生活，其中自然免不了描述勞動階級粗俗的一面。在修訂版中，老舍不得不“刪去些不大潔凈的語言和枝冗的敘述”———關于資本主義的色情描寫［2］。他刪除了第二十三章后半部分及第二十四章描寫祥子墮落的部分。在1936年的版本中，書中的共產黨員阮明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投機家和無賴，這在的時代背景下會曲解為描述革命機關的無能。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老舍必須提高自己的革命意識，其作品也必須符合社會主義文學的標準。頻繁的政治運動的陰影使他在下筆修改舊著時不得不有所避諱，有所“自我檢討”。
而老舍所著《駱駝祥子》的兩個最著名的英譯本分別是:伊萬·金在1945年發表的RickshawBoy［3］和施曉菁在1981年發表的CamelXiangzi［4］。伊萬·金在1945年翻譯這部小說時，美國當時正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時，日本對珍珠港的襲擊把美國卷入了戰爭。由于中國當時在抗日戰爭中起著主力軍的作用，許多美國人被派遣到中國來搜集抗日戰爭的信息以及關于中國的方方面面。由于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中美關系得到了一定發展。作為外交官，伊萬·金自然察覺到了對中國關注的必要性。他知道美國人經歷著苦難，很關注描述人的命運的小說，并期盼圓滿的結局。再者，美國的“性解放”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因而，他不僅把《駱駝祥子》改成了大團圓的結局，還增加了很多有關對性的細節描寫。譯者重寫小說的結局，增加或者刪除一些情節都是為了迎合當時的意識形態的結果。
施曉菁，著名翻譯家。她青少年時代生活在瑞士，大學時回到中國，具有深厚的中英文功底。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雖已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但的余波還未完全消除。作為中國的譯者必然受傳統的道德觀念影響而采取用“性”的委婉語。再者，當時施曉菁的贊助人是官方的外文出版社。在翻譯文學作品譯者與贊助人的關系中，譯者若想要使自己的翻譯得到出版，所享有的自由度是很小的［5］。在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下，施曉菁選擇了老舍1957年修改后的版本作為原文文本。
二意識形態對兩個英譯本的操控
每個社會階段都有其主流意識形態，而主流意識形態指一個國家或社會里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倫理、審美、價值觀等得傾向。主流意識形態又由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文學意識形態等部分組成。意識形態能否大行其道取決于譯入語的政治生態環境。文本一旦成為意識形態的工具，就能讓意義隨意扭曲，進而使讀者接受作(譯)者的意識形態。于是文本的歷史語境遭到了忽略，原作者的意圖被邊緣化了［6］。
從原文文本的選擇與接受來看，伊萬·金翻譯的是老舍的原始文本，以傳統的翻譯研究標準來判斷，他的譯本并不符合“對等”或是“信”的基本要求，然而他的譯本在當時成為“每日一書”俱樂部的代表作，還被列為全年的暢銷書，以致中國“祥子”的命運竟成了美國人經常談論的話題。此書風靡美國，發行量達上萬冊。改寫的大團圓是為了滿足美國讀者對現實生活中大團圓的期待，迎合社會心理潮流。當然《駱駝祥子》在美國的成功不僅僅只是因為迎合了當時美國讀者對圓滿結局的期待，它既通俗又高雅，既與之有所吻合更有所超越，這樣才引起了美國讀者的極大興趣。施曉菁選擇的是老舍在1957年的修訂本作為原文文本。此譯本成為了官方譯本，并在海內外華人華僑讀者群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老舍的《駱駝祥子》在中國人心中是經典作品，所以原文在施曉菁的心目中的位置比較高，這也是導致她對原文進行忠實翻譯的原因之一。
人總是歷史地存在著，人的理解具有無法消除的歷史特殊性和歷史局限性，這就會限制某一時期讀者對譯本的理解和認識。而譯者總會考慮其目標讀者不斷變化的期待視野和審美期待，并隨之采取適當的翻譯策略［7］。施和金的兩個譯本相差甚遠，但由于處在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的兩位譯者采取不同的或相似的翻譯策略而使兩個譯本都取得了相當大得成功。
譯者在選擇原文文本后，勢必還會遭遇到與自身所處的意識形態氛圍不同的意識形態表現形式。那么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有兩種選擇，一是在譯文文本中完全保留，二則對其加以刪改，使譯文不與譯語社會的意識產生對抗［8］。如:例1:小福子既是，像你剛才告訴我的，嫁過人，就不容易再有人要;人家買姨太太要的是整貨。
施的譯本:Becauseif，asyousay，she’sbeenmarriedbe-fore，it’snoteasytofindanyoneelsewho’llwanther．Menwantvirginsasconcubines．
金的譯本:SinceLittleLuckyOnehasalready，accordingtowhatyouhavejustbeentellingme，beenmarried，itwouldnotbeeasytogetanyoneelsetoaccepther．Menbuyingconcu-bineswanttheoriginalgoodsinunbrokenpackages．
翻譯淪為意識形態的附庸，自然不免可悲，但卻是常常不能避免，因為詞語的書寫可帶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9］。在社會意識形態中，詞匯是最活躍、多變的。社會意識形態的改變會在詞匯上立即體現出來。不同的譯者會在詞匯選擇上體現自己的意識形態。原文作者老舍，受大男子主義的影響，在原文中，他用“整貨”來描述男人想要什么樣的女人做妾。在伊萬·金的譯本中，他對此進行了直譯，以此來讓讀者明白在中國的舊社會，男人把女人當商品來買賣。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晚期，女權主義運動在西歐和北美發展起來，并逐漸擴散到中國，并于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產生了強大的沖擊力。“女性撐起半邊天”，這成為了80年代的意識形態之一。施曉菁作為一名女性譯員，她用“virgin”(處女)這一詞來翻譯的目的在于避免貶低女性的社會地位。而伊萬·金的譯本中的確直接體現了在男性眼中女性低下的社會地位。再如:
例2:家里的不是個老婆，而是個吸人血的妖精。
施譯本:Itwasn’tawifeawaitingthereforhimbutabloodsuckingvampire．
金譯本:Itwasnoproperwifewhoawaitedhimthere，butanoldbitchpossessedofthespiritoftheshe－wolfwhostealsatnightintothedarknesschambersoflonelymenandsucksmenempty，drinkingsodeepoftheirmanhoodthatthewellrunsdry，andtheywanderthroughtherestoftheirtimestaringvacantlyattheworldaboutthemandmumblingtothemselves．
在老舍的原文中，他僅用了“妖精”二字來描述虎妞。這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個文化意象。從清朝末年開始，中國文化一直都是處于弱勢地位，弱勢文化自然要屈服于強勢文化。受此意識形態的影響，施曉菁作為譯者在其譯本中，用“vampire”吸血鬼，一個典型西方文化的意象來表達。在伊萬·金的譯本中，他增加了許多細節的描寫來解釋“妖精”這個短語中隱藏的“性”含義，非常細節地描述虎妞對祥子的所作所為來說明虎妞的邪惡。
例3:為教弟弟吃飽，她得賣了自己的肉。
施譯本:Tofeedtheboysshehadtosellherownflesh．金譯本:Sothatherbrothersmighthavefood，shemustsellherownflesh—shemustopenuptheportalofherwomanhoodtoanywhohadtheprice;shemustnominatethenumberofcoopersforwhichshewouldlaydownherbodyandspreadwideherlegs．
在施曉菁的譯本中，她進行了直譯。在對文學創作與翻譯的態度中，對“性”的避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固有物。在寫作與翻譯中自覺或半自覺對觸諱的事物，用委婉語來表述，已成為了中國文章修辭法的辭格之一。不論是在老舍的原文文本，或是施曉菁的譯本中，我們都能留意到這種修辭法的運用。而伊萬·金的譯本在美國“性解放”運動興起的影響下，他運用語言文學技巧更加詳細、露骨地描寫“性”。此外，勒菲弗爾指出:“意識形態經常受到資助人，即委托翻譯或出版翻譯作品的人或機構的加強與實施”［10］。也就是說出版機構與組織者在文學翻譯的生產過程中，即意識形態的生產中有著無可忽視的作用。伊萬·金的譯本是由雷諾與希師閣出版社出版。由于伊萬·金在當時被認為對中國“了如指掌”，作為“贊助人”的出版社自然對他沒有任何的疑慮。作為一名美國人，伊尤·金利用美國強勢文化的優勢任意地改寫《駱駝祥子》以滿足美國讀者的心理以及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他按照自己的翻譯標準規范重寫了小說的結尾以迎合當時美國讀者期待大團圓的結局。
施曉菁的譯本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她的譯本的語言更加具嚴肅性，符合革命文學的特點。施曉菁曾被政府派往聯合國當譯員，是政府的公務員，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各個領域的官方規范的制約。且外文出版社是官方的，各政府部門的英語文件，如要引用《駱駝祥子》，一般情況下都是引用該社的譯本，因此譯者不能有太多發揮的余地。此譯本針對的讀者群是國內外華人華僑，所起的作用也是提升中國文化的自身形象而不是中國文化在國際多元系統中的影響力。也就是說施曉菁的譯本不需要符合目的語文本的文學翻譯標準，不受目的語文本所處國家的意識形態控制。
由此可見，不論是由于不同文化對性的表達的方式不同還是文化的相對力量，以及原文作者對自己作品的刪改歸根結底都是意識形態的操控。
通過對《駱駝祥子》兩個譯本的個案剖析與初步探索，研究結果表明:翻譯是譯者在目的語文化的意識形態操縱下進行的。目的語文化意識形態包括了譯者個人的意識形態、贊助人的意識形態、社會意識形態和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等。這是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操控，使得譯本與各種相關的意識形態保持相當程度的一致而更有利于譯本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