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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中醫藥學刊雜志》2014年第六期

1分析及統計方法

采用頻次(Frequency)、最小值(Minimum)、最大值(Maximum)、極差(Range)、均數(Mean)、百分位數(Percen-醫藥學刊tiles)等統計方法對當代中醫名家運用附子的劑量進行分析。關于百分位數的統計，我們選用P10～P90的范圍來描述附子在當代臨床應用的常用劑量區間。所有數據均經SPSS13．0軟件分析。

2結果

對于原始數據中出現的以錢、分為單位的劑量，按1錢=10分=3g的標準換算［40］，最后將所有數據統一換算成克(g)以方便分析、統計。見表1。由表2可見，附子的總頻次為375，最小劑量為0．4g，最大劑量為200g，平均劑量約為12．79g(四舍五入后)，極差為199．6g，P10=4．5g，P90=20g。

3討論

湯劑是當今臨床上最為常用的劑型，本研究旨在對附子的用量規律進行分析和發掘，為中醫臨床工作者合理使用附子提供有益借鑒。

3．1附子的劑量閾和治療窗劑量閾，是指藥物起效的最小劑量;治療窗，是指藥物從最小的起效劑量到最大劑量的范圍［41］。從表1可見，附子的劑量閾為0．4g，治療窗為0.4～200g。附子P10～P90的范圍為4．5～20g，它提示當代中醫名家運用附子的最常用的劑量范圍在4．5～20g之間。從圖2可見，附子治療窗的劑量范圍最大，其次是P10～P90的劑量范圍(常用劑量范圍)，最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的劑量范圍。

3．2附子劑量的極差極差(Range)是反應離散程度的重要指標。附子劑量的極差為199．6g，說明其劑量波動范圍較大。由圖1可知，6g、9g、10g3個劑量出現的頻次較多(共198次)，占總頻次的52．8%，是當代中醫名家運用附子較為集中的3個劑量。其中，10g的峰值最高，因此，10g是附子最常用的劑量值。

3．3附子劑量的均數均數(Mean)是反應集中趨勢的重要指標。附子劑量的均數為12．79g，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法定劑量(3～15g)相比，集中趨勢相符。由表1可知，附子15g(不含15g)以上的劑量頻次為41，占總頻次的10．94%;15g以下的劑量頻次為334，占總頻次的89．06%，說明當代中醫名家臨床上運用附子的劑量范圍從總體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法定劑量范圍是一致的。

3．4與清代中醫名家運用附子劑量的比較筆者在先前的研究中曾指出，清代中醫名家運用附子的劑量閾為0．373g，治療窗為0．373～74．6g，極差為74．227g，最常用的劑量值為3．73g，附子劑量80%分布在2～16g［42］，與當代中醫名家臨床運用附子的劑量情況不盡相同。見表3。由表3對比后發現，在劑量閾、最大值、治療窗、均數、極差、最常用劑量值、常用劑量范圍等指標上，現代都要高于或寬于清代。特別是最大值、治療窗、均數、極差、最常用劑量值等指標，更有著直觀的、顯著性差異。

縱觀當代38位中醫名家對附子的臨床使用情況，運用次數最多、劑量最大的當屬山西的李可老中醫，共計48次之多，用量最大達200g，堪稱中醫臨床中的一朵奇葩。李老對附子的使用向來是生用，醫案中附子用量達200g的案例共計3次，分別用于治療風心病心衰垂危、布魯氏桿菌病心衰瀕死、特發性肺間質纖維化并肺心病，量雖大，毒性雖強，但卻起到起死回生的功效，令人驚嘆!且李老對于這種危重病人的救治手段也有其獨到之處，如其在書中治療一瀕臨垂危的的閆姓患者時，因病情危急，患者性命危在旦夕，故煎服時采取“上藥加開水1．5kg，武火急煎，隨煎隨灌，不分晝夜，頻頻喂服”［43］的特殊方式。試想，如果按照傳統的煎藥方法，估計等藥液煎煮完畢時，病人恐怕已經命赴黃泉。3～15g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10年版)對臨床使用附子的約束性指標，對臨床安全、有效地使用附子起到了積極作用。通過對38位中醫名家在臨床上對附子的使用情況分析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法定的附子的最大劑量偏小，并不完全符合臨床用藥實際，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附子臨床療效的發揮。特別是與清代中醫名家的使用情況進行對比后發現，附子的使用劑量總體上調。出現這種的情況的原因，個人認為主要和藥材的質量及炮制有關。當今藥材質量參差不齊，同樣的病情，質量差的附子需要提高處方劑量才能收到滿意的療效。另外，縱觀中國各大醫院的中藥房及各大中藥店，很少售賣生附子，往往炮制過的附子較為常見。因此，醫生在臨床診病時，需要用到生附子而不得不用炮附片替代時，必須要提高用量才能達到治病的目的。此外，我們也通過對375首方劑統計發現，生附子占160首方劑，僅占總方劑數的42．6%，不足一半。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建議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對附子的臨床使用劑量進行重新修訂，以3～20g為宜。

作者：蔣躍文樊訊陶春暉劉松林周禎祥李家庚單位：湖北中醫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