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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4年第四期

一、真理性標準

哲學社會科學的任務就是探索客觀世界、特別是社會現象和過程的本質和規律，獲取真理性的認識。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是研究者遵循科學的思維邏輯進行探索的結果，因此，在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的評價中，應該從是否符合客觀事實和是否符合思維邏輯兩個方面去把握真理性標準。

1.是否符合客觀事實按照真理性標準，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成果首先必須如實反映客觀事物的本來面貌。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之所以具有創新性，就在于人們從新的方面或以新的方式方法把握了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要正確判別某一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是否屬于創新成果，就要看它是否與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相符合。只有在其真正發現和揭示了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時，才能被稱為真理；否則，即使其理論體系再完備，也不具有真理的意義。在實際的哲學社會科學評價活動中，盡管存在著不同評價主體的主觀因素的滲入和交叉影響的情況，但由于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所反映的客觀事物的實際存在，評價活動并不是可以隨心所欲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符合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是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的基本要求。由于人類的認識具有延續性，后來者必須借助前人的認識才可能把認識推向前進，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就是，在評價一個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時，還要看其是否正確對待了前人和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如果不進行課題史的系統性梳理，甚至根本不知道前人和他人在該課題研究上做過哪些基礎性工作、涉獵過哪些問題和得出了哪些重要結論，那么必然是很難取得創新性成果的。恩格斯如若不是充分借鑒摩爾根所提供的大量關于古代社會的材料，是不可能寫出《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樣的名著的，也不可能闡明私有制、階級、國家的起源等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這充分表明，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只有基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的創新見解。在如何對待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問題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研究態度：一種是不予理睬的態度，即我行我素，漠視已有研究成果，輕視博覽群書的作用，不考慮在對同一個對象進行研究時會不會得出與前人雷同的結論；另一種則是謙虛謹慎的態度，把對課題史的梳理工作作為創新的前提和基礎，尊重、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登高望遠，往前繼續探索。顯然，前者所謂的“創新”是沒有必需的知識基礎的，最多也只是一種“天才”的猜想；只有尊重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前人已奠定的基礎上繼續探索，才有可能發現新的真理，實現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

2.是否符合思維邏輯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的真理性標準還要求在邏輯上不能自相矛盾。思維邏輯最根本的要求就是清晰明了，邏輯盡可能簡單。正如愛因斯坦曾提出，要實現科學創新，除了“理論不應當同經驗事實相矛盾”之外，第二個重要的條件就是“邏輯的簡單性”。這里所謂的邏輯的簡單性，主要是指科學理論在其內在結構和相互關系上要做到思維邏輯上的清晰明了，這實際上也就是“奧卡姆剃刀”所強調的“如無必要，勿增實體”，哲學家羅素稱之為“邏輯分析中一項最有成效的原則”。愛因斯坦、奧卡姆、羅素等提出的強調思維邏輯的清晰、簡單的觀點，也同樣適用于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真理性的評價。邏輯上簡單、清晰，不是指理論內容上的表面上和形式上的簡單化，而是指在理論體系上有一個一以貫之的內在邏輯，即這個理論體系在邏輯上是自洽的或在邏輯上是能夠自圓其說的。邏輯有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之分。“從邏輯來說，錯誤總是不合邏輯的，它或者違反形式邏輯的規則，或者違背辯證邏輯的要求，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形式邏輯是把思維形式抽象出來，著重去研究思維的形式結構；而辯證邏輯是把形式看成內容固有的形式，既講思維形式，也講思維內容。客觀辯證法和主觀辯證法、內容和形式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統一的，善于辯證思維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主體也會善于發現錯誤和糾正錯誤，最大限度地少犯錯誤而盡可能接近真理。在實際的評價活動中，由于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的抽象性、超前性特點，在缺乏對其進行檢驗的現實條件時，就只能借助于邏輯的簡單性原則。所以，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價的邏輯標準有其相對獨立性，這就使得是否符合邏輯一般也成為對哲學社會科學成果進行評價的一個重要依據。當然，必須注意的是，相對于事實標準而言，邏輯簡單性標準仍然是第二位的，而且它也是建立在人類的實踐活動基礎之上的。符合邏輯思維的標準同時也就意味著，哲學社會科學成果必須在學術規范上講究嚴謹性和自洽性。例如，論據與論點之間必須相容、不相互矛盾，邏輯推理正確無誤，闡述前后一致，結構嚴謹，自圓其說；在追求理論內容充實的同時，要關注理論基礎結構的簡單性；在表述上要做到清楚明確，思路連貫，層次遞進，語言流暢；等等。總之，一切都要符合思維邏輯，這是哲學社會科學創新評價的真理性標準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的內在規定。值得一提的是，符合思維邏輯、講究嚴謹和自洽，固然是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價的真理性標準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邏輯標準歸根結底還是第二位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價的真理性標準最根本的還在于實踐標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根本標準和唯一標準，也就意味著在主觀領域、理論領域內的任何標準（包括邏輯標準）都是從屬性的。

二、價值性標準

在哲學上，所謂價值，就是客體對于主體需要的一種滿足關系，客體滿足了主體的需要，就意味著客體對主體而言具有價值。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的價值，體現在它能夠滿足一定的社會需要。因此，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價標準還有一個重要的維度，就是價值性的維度。

1.是否正確回答了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中，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之所以能夠起到促進社會進步、推動時代前進的作用，一個非常直接的方面就在于時刻關注和正確回答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在西方，沒有14至16世紀高舉人文主義旗幟的文藝復興運動，中世紀宗教神學的黑暗統治可能還會延續許多年；沒有17至18世紀啟蒙學者的思想創新，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到來或許還要延后幾個世紀。在近現代中國，沒有“五四”運動的啟蒙作用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農村包圍城市”這一條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的形成可能還需要經歷更加曲折的探索；在當代中國，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一個有著十幾億人口的大國要取得舉世矚目的改革開放成就、發生翻天覆地的社會新變化或許還要經歷更長的時間。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我國正面臨著深化改革、科學發展、保持增長、調整結構、促進公平等等重大戰略任務，面臨著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如何處理“穩增長、調結構”的內在關系、如何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同時實現好社會轉型、如何實現經濟政治文化各領域的體制機制創新等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這些都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進行深入的研究、做出正確的回答。總之，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的價值，就取決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時代的需要。

2.是否有助于解決社會實踐中的現實問題理論對實踐具有反作用，它不僅規范著人們想什么和怎么想，而且規范著人們做什么和怎么做。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一般是在理論層面對現實進行反思，通過提出正確的思路以及合理的對策、建議來為人們的實踐活動發揮指導性作用，幫助人們達到“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內在統一。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卡爾遜出版《寂靜的春天》一書，書中通過引用翔實的生態污染的數據，指出了大量存在的環境污染的嚴酷現實，呼吁人們要愛護身居其中的環境。這本振聾發聵的書，喚醒了廣大民眾的生態意識，激發了人類關心生態環境問題的緊迫感，促使了美國第一個民間環境組織的誕生，也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美國環境保護局的成立，也對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深入思考人類在實踐中面臨的現實問題并提出了解決的思路，從而對人類實踐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哲學社會科學成果都能很快起到改變現實的作用，有的由于具有較強的超前性，其在解決現實問題方面的作用要在較長時間之后才最終被人們認識到，即其價值的實現具有一定的滯后性。這是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發揮作用的獨有特點和正常表現。對這樣的成果，應當追認其作為創新成果的價值。因為諸如此類建立起理論研究成果與現實需要之間的直接通道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是具有遠見卓識的，當然屬于具有重要社會價值的創新成果，理應得到學術界的尊重和認可。

3.是否能夠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需要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總是表征著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主體對自我、社會以及自我與社會關系的認知，因而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也就總是在不斷從新的視角解釋自我、社會及其二者的關系，也就是說，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總是在不斷豐富人的精神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的價值還體現在它能夠滿足人的精神需要。古往今來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凡產生重大影響并流傳千古者，無不是有助于解除人們的精神困惑，能夠滿足人的精神所需。例如，人的精神需要的一個根本方面就是要求回答“人是什么”的問題，這個問題從蘇格拉底提出“認識你自己”的箴言開始就一直被人們不懈地追問。直到今天，人的問題是仍然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不變主題。不少學術精品或藝術精品之所以能夠打動人，就是因為它們能夠重視人、研究人、理解人，并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實現了對人的新的探索，把對人的理解推進到了新的高度。這樣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由于它們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滿足了人們的精神需要，我們當然就應該予以肯定、宣揚和獎勵。在當代中國，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發展，人們的精神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價值觀念日益多元化和多樣化，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應該主動、準確地把握時代跳動的脈搏，把更多的正能量釋放到人們的精神世界之中，更好地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只有這樣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才是真正具有重要價值的成果，也最終會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可和社會的廣泛承認。

作者：劉明詩龔耘單位：海軍工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