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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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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利用FDI推進我國環保產業的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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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關鍵詞：耕地損失/驅動因子/政策啟示

進入90年代以來，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成為全球變化研究的核心領域之一[1].由于全球變化研究領域更為側重對地球系統的碳循環和生物多樣性變化的研究，因而對森林（特別是熱帶雨林）和濕地等類型的土地覆被變化投入了較多的精力。其實，另一種土地覆被變化可能對地球生命支撐系統的威脅更為直接，這就是有限的耕地資源在工業化過程中的喪失。就這種變化來講，中國大陸在近20年來成為全球最為突出的地區。

考慮到下個世紀初人口高峰到來時中國農業所面臨的壓力，耕地資源的變化無疑是影響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

1耕地數量變化的總體趨勢

與淡水資源一樣，土地資源屬于典型的多功能性自然資源，隨著人口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受到來自各方面需求的壓力不斷增大。特別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土地資源，尤其是耕地資源，在這種需求的壓力下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利用方式和質量的變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耕地資源變化總體趨勢表現為向其他利用方式的轉變，總面積持續減少。在“誰來養活中國”

的論爭和全球食物安全危機之背景下，耕地損失的問題引起了政府和社會各界廣泛的關注[2、3].我國政府為了遏制耕地持續減少的勢頭，提出了以行政區“耕地總量平衡”為目標的耕地保護政策。

對于我國耕地總量，一直缺乏權威的數據。比較長的時間序列數據是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資料[4].根據統計局的資料，我國耕地面積在1957年達到高峰，其后經歷了一次大幅度的減少。第二次大的滑坡發生在1965～1977年；第三次1980～1988年；第四次從1992年持續至今。

改革開放以來耕地減少的速度是60年代至今最快的一段時間。根據原國家土地管理局和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計算[5]，1978～1997年累計增加耕地1140萬hm2，累計減少1605萬hm2，兩者相抵，凈減少465萬hm2，占耕地總面積的3.5%，相當于整個江蘇省的耕地面積。這段時間平均每年凈減少耕地25萬hm2，而在此前的10年（1968～1978）間，平均每年凈減少16萬hm2，速度明顯加快。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間，耕地總量平衡中只有1979、1990、1995和1996年新增耕地面積超過了減少的耕地面積。但凈增面積有限，不超過10萬hm2.凈減少最快的是1984～1988年，年均減少55萬hm2，其中1985年是減少最多的一年，達100萬hm2.1993～1995三年也很突出，每年凈減少近40萬hm2.

如果僅從全國尺度考察耕地總量變化，會忽視一些重要的現象。從耕地面積變化的空間分布上看，凈減少最快的一是廣東、福建、上海、江蘇、浙江、山東、北京、天津及遼寧等沿海省份；二是陜西、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中部省份。盡管從全國的趨勢看個別年份耕地面積是凈增加的，但這些自然條件較好的省份自1978年以來一直維持著凈減少的趨勢。

那些自然條件較差的邊遠省份，如內蒙古、黑龍江、新疆、云南、廣西、貴州、甘肅、寧夏等省，1988年以后耕地卻基本上是凈增加的。個別省份，如內蒙古和黑龍江等，增加的幅度還比較大。耕地面積變化的這種區域差異，說明在我國耕地總量的動態平衡中，生產力較低的耕地面積的增加，在數量上部分地抵消了優質良田的減少，因而掩蓋了問題的實質。

2耕地數量變化的構成和分布

1988年以來，原國家土地管理局每年公布耕地增減的統計資料，被認為是這方面比較權威的數據。根據該局1988～1995年的數據分析，8年中增加的耕地主要來源于荒地開墾，占76%；農業結構調整和復墾所占的比例較小，分別為13%和11%.在損失耕地的構成中，農業結構調整，包括轉變為果園、魚塘、林地及草地的耕地，占有最大的份額，為62%.其次為非農建設占地，占20%.自然災害損毀（風蝕、水蝕、沙壓、洪澇）的耕地面積占18%.

新開墾的耕地主要來于自然條件較為惡劣的東北、西北和西南地區。新疆、云南、黑龍江、內蒙古及廣西等省8年間荒地開墾面積最大，占全國開荒總面積的60%.有趣的是，這幾個省份也正是災害毀損耕地最為嚴重的地區。從結構調整占地的情況看，果園和魚塘占地問題較為嚴重的省份包括廣東、江蘇、遼，全國公務員共同天地寧、湖北及陜西等，主要是東部和中部地區；而退耕還林還草的耕地占總耕地面積最大的省份有內蒙古、陜西、新疆、和云南，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非農建設占地比較嚴重的地區明顯地分布在以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京津為中心的東部沿海地區，此外，湖北、河南及安徽等中部省份也比較嚴重。值得注意的是，在1988～1991年期間，沿海12個省份非農建設占地在全國此類占地中的比重維持在40%左右，而在此后的4年，比重上升到50%～55%.

中國近20年來耕地面積的變化及其政策啟示來自:免費

3增減耕地的質量差異

如果只從數量上比較耕地面積的增減，不能充分說明目前發生在我國的耕地問題的實質。

實際上，在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農業文明而且人多地少的國度，尚存的可開墾宜農荒地資源已十分有限。因此，近年來新增加的耕地主要是生產力較低的邊際土地。這些耕地產量低而不穩，退耕的危險很大。此外，由于人口與耕地在空間分布上高度相關，損失的耕地，尤其是非農建設占用的耕地，主要是優質的農田。這些耕地往往含有很高的物化資本。從以上所述耕地面積變化的地理分布上，也可以看出這些問題。

為了說明近年來我國耕地變化造成的農業生產力的損失，我們按增、減耕地所在地區的糧食單位面積平均產量進行了大致的估算[6].1988～1995年間，我國新增加的耕地面積為39萬hm2/a，減少60萬hm2/a，比例為1∶1.54.按增減耕地所在省份和所發生的年份糧食平均產量水平估算，新增加耕地貢獻的糧食為143萬t/a，減少的耕地造成的糧食損失為236萬t/a，比例為1∶1.65.假如將空間尺度縮小到縣，這種估算就更加接近于實際情況。1980～1994年間，我國耕地凈增加縣份增加的耕地總計為10萬hm2/a，凈減少的縣份減少共44萬hm2/a，比例為1∶4.4.按增減耕地所在縣份1990年糧食平均產量水平估算，耕地凈增加縣份貢獻的糧食約424萬t/a，耕地凈減少縣份的糧食損失為3216萬t/a，比例為1∶7.6.實際上，采用所在地區平均產量水平來計算，多數情況下是過高地估計了新增耕地而過低地估計了損失的耕地的生產水平。但無論如何，這一估算說明，假如只是從總量增減平衡上來衡量我國的耕地問題，可能會舍本求末。

論文中國近20年來耕地面積的變化及其政策啟示來自

4耕地變化的驅動力分析

在改革開放后的20年中，我國耕地面積的變化與經濟波動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系（圖1）。

首先，從全國耕地總量的變化曲線上看，以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度提高為特征的經濟鼓動期都伴隨著新一輪的耕地總量滑坡，而經濟調整期則出現耕地損失減緩的勢頭。與固定資產投資關系最為密切的是非農建設占用耕地的情況。以這個時期中耕地減少幅度較大的1992～1995年為例，以省級數據計算的兩者的相關系數高達0.85.非農建設占地對固定資產投資較為敏感，某種程度上說明我國城鄉的建設用地效率低，不夠集約。如果把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占用耕地的面積作為評價用地效率的指標，我們發現，用地效率較高的省份大都分布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區，如京、津、滬、吉、粵、魯、閩等；城市化水平低的省份往往用地效率也低，如藏、皖、豫、黔、滇、桂、陜等（表1）。鄉鎮企業在空間布局上的分散是造成非農建設占地多的一個主要方面。全國鄉鎮企業集聚在城鎮的只占8%，其余分散在農村[7].以省級資料做比較，發現鄉鎮企業分散程度高的省份用地效率就低（表1）。

*資料來源：建設占地為1992～1995年數據，來源于文獻5；固定資產投資為1992～1995年數據，來源于文獻4；工業企業數和城市化程度為1995年數據，來源于文獻4.

在1988～1995年間，農業結構調整造成的耕地損失占總耕地損失的一半以上。這部分占地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退耕還林還草，二是開辟果園或開挖魚塘。前者主要是在政府有關環境和生態保護政策和十大防護林工程的指導和帶動下進行的；后者主要是農民在比較經濟效益的驅使下發生的①。1979～1996年，我國的果園面積增加了近4倍。從增長曲線上來看，與糧食產量的增長有密切的關系。果園面積的兩個快速擴大期（1985～1988年和1993～1996年）都是在糧食總產上了一個臺階之后。1985～1988年是果園面積擴大最快的時期，它是在1983年糧食產量達到一個高峰之后，農民人均占有糧食得到了迅速提高，人們開始尋找提高收入的新的土地經營方式。同時，我國3種主要糧食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也是在1984年前后達到歷史新高，為農業的多種經營提供了可能。

土地退化構成我國耕地損失的另一個重要的驅動因子。我國每年因災害毀損的耕地面積平均為4.5萬hm2左右，主要發生在東北、西北和西南各省。災損耕地嚴重的省份也是開荒面積最多的地區，兩者的相關系數為0.75.這些地區自然條件均較惡劣，環境十分脆弱。一般來講，受沙漠化威脅大的東北和西北地區，因災損而棄耕的面積較大；受水土流失威脅較大的西南地區，因災損而棄耕的面積相對較小，但造成的耕地生產力損失也是不可忽視的。

5政策啟示

根據以上分析，作者認為在我國目前耕地保護的政策和管理上，應強調以下幾點：

中國近20年來耕地面積的變化及其政策啟示（1）在耕地的保護上，數量和質量應并重。政府在有關政策的宣傳和掌握上，應盡快從行政區“耕地總量平衡”向“基本農田的有效保護”和“用途管制”轉移。從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片面強調總量平衡，不僅造成該保護的良田沒有保護好，還間接地鼓勵地方開墾那些不適宜耕種的土地，造成環境和生態的惡化；

（2）鄉鎮企業遍地開花不利于耕地的保護。應鼓勵城市的發展，縮并自然村，使鄉鎮企業向城市和中心城鎮靠攏；

第3篇

關鍵詞： 《弟子規》 傳統文化 學習誤區

傳統文化在沉寂多年后，最近幾年卻猶如枯樹逢春，逐漸火熱起來，這與國家政策上的宣傳有密切關系。2009年，主席在中央黨校提出：“領導干部要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向領導干部提出了如何通過讀書提高個人自身修養的問題。指出不僅要讀書，而且要有選擇地讀書，“要通過研讀優秀傳統文化書籍，吸收前人在修身處事、治國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經驗，養浩然之氣，塑高尚人格，不斷提高人文素質和精神境界。”的大力宣傳，使得一直都較為沉寂的傳統文化重新煥發了生機。其中，《弟子規》一書在學習熱潮中儼然成為領頭羊之一，顯得較突出。學習傳統文化固然是好事，但在學習過程中若不注意篩選糟粕和講究方法，亦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本文即從國人學習《弟子規》的情況分析入手，探討學習傳統文化中的問題及相應解決措施。

一、《弟子規》學習之現狀及反思

《弟子規》在公務員領域的熱度，在公務員考試中反應最為明顯。2013年湖南益陽、遼寧鞍山、河北等地公務員考試中大量出現與《弟子規》相關的試題。到2014年，各地公務員全真模擬試題中更是無處不乏《弟子規》的身影。與之相應的是，《弟子規》一書由幾年前基本無人問津，到這幾年的銷量不斷激增。如北國網一則新聞的標題即為《2013年鞍山啥書最火――〈弟子規〉》。而在不少行政單位，也悄然掀起公務員閱讀《弟子規》的熱潮。

在我們的高等學府――大學里，也常常可見學習《弟子規》的身影。如2012年東華理工大學，向所有在校學生號召《學好弟子規做好中國人》；再如2013年，當2013級新生步入中山大學時，被學校要求完成一份十分特殊的暑假作業，即閱讀《弟子規》并寫讀后感；今年，中南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900余名大學新生剛剛踏入校門，就收到了學院發給他們的兩本書，其中一本就是《弟子規》。

在社會中，全國不少地方開設了類似于私塾的國學班培訓機構，在這些培訓機構往往以記誦《弟子規》、《三字經》等書籍為主。如據大眾網2013年報道，自2008年始，由一群義工發起成立孝謙傳統文化學習中心，組織“草根講堂”，免費為少年兒童進行國學經典的授課。據義工介紹，他們那里最受歡迎的就是“弟子規”班。

從這些現象中可以得知，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全方面掀起了學習《弟子規》的熱潮。古人云：“開卷有益。”但學習不能僅僅停留在開卷形式上，還要實際考察其效果。就目前學習《弟子規》的實際情況看，在學習過程中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其一，學習的方法較單一。在學習《弟子規》時，顯然成人的學習方式與兒童的學習方式有所不同。但無論學習的年齡層次有何區別，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學習，目前基本都是采用傳統私塾的學習方法――記誦法。

其二，不少學習流于形式。目前學習《弟子規》，無論是成人還是兒童，大多數情況下并非是自覺自愿地學習，往往是被動學習。在學習過程中，特別容易出現“一陣風”的學習情況。當相關政策號召一提出來，學習立刻就聞風而動，但時間一久，上級不再反復強調，學習熱情迅速退潮。

其三，學習效果不理想。目前對于學習效果的檢驗，僅僅到能完整無誤地背誦《弟子規》為止。而更為突出的問題是，由于是記誦，隨著時間的推移，沒有實踐鞏固，記憶效果越來越差，很容易將之前背誦的成果付之流水，因此學習效果是極為糟糕的。這里有一個問題尤其要引起人們的注意，對于傳統文化的學習，若僅僅止步于記誦，那無疑是舍本逐末。學習傳統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傳播并能實踐我國傳統文化中值得提倡的部分。

總體而言，學習傳統文化固然是好事，但在學習過程中所出現的這些問題也是不容我們忽視的。

二、原因探尋及對策

對于在學習以《弟子規》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中所出現的問題，探尋其原因，歸結起來大概有以下幾點。

1.學習目的不明確。學習僅僅是為了應付某些形式的檢查，如考公務員學習《弟子規》大多純粹就是應付考試，再如兒童學習則往往是基于父母或老師的要求。這樣，學習就淪為考試工具，或成全父母的虛榮，或滿足老師的要求。并不能真正體會學習傳統文化其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的人文素養和精神境界。

2.施教者沒有結合受教者探尋合適的教學方法。在整個中國基本處于應試教育的背景之下，施教者并無多少閑暇余力對傳統文化的教育方法進行探討，往往在學習傳統文化時，習慣性因襲傳統學習方式――記誦。

那么，如何在現有條件下提高學習《弟子規》等傳統文化的學習實效呢？筆者認為可以在以下方面多做努力。

其一，學習需有所取舍，不能全盤接受。以《弟子規》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固然有許多好處，不然，不會傳播得如此悠久綿遠。但正如梁啟超先生在《儒家哲學》一書中所指出的：“無論怎樣好的學說，經過若干時代以后，總會變質，摻雜許多凝滯腐敗的成分在里頭。”①傳統文化的產生有其獨特土壤，有些東西在當時或許有積極意義，但隨著社會的變遷，已經成為喪失了其特有的價值及意義，成為可以拋棄的對象。例如，《弟子規》云：“三綱者，君臣義。”②這里講的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顯然隨著時代的變遷，已經沒有價值。所以，在學習的時候，需持一種批判的眼光，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

其二，讀書，尤其要擅讀書，讀活書。傳統文化的語言與今天的白話文有別，語言存在隔閡。讀書時容易出現拘泥于字句的解釋，不能認識到作品背景及自己當前的生活環境是有差別的，一到實踐時就發現存在嚴重的問題。如《弟子規》中提到：“事雖小，勿擅為。茍擅為，子道虧。”意思是弟子無論做什么事情都不可擅作主張，必須請示師長之后才可以行事，否則將會得到“子道虧”這一極為糟糕的結果。當然，弟子因為人生閱歷有限，若盲目行事容易出錯，多請教師長自然對為人行事是大有裨益的。但若過于堅持這一原則，則陷入到僵化的地步，挫傷了弟子行事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假設一旦發生突發事件，弟子若必須請示師長后方能行事，則恐怕萬萬不行。正如孟子所說的：“盡信書，不如無書。”讀書，切記不能死讀書。

其三，知行合一。學習不能僅僅停留在書本的學習上，必須有實踐相伴。古人云：“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在學習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其實目前已經有一些較好的舉措可以擴大范圍進行推廣。例如，2010年湖北漢南地區紗帽中學要求學生寒假要為父母洗一次腳、倒一杯水、唱一支歌、講一個故事，通過短信、電話等各種形式給長輩拜年。這些活動都從實踐上行之有效地鞏固了學習效果。

其四，學習形式的多樣化。學習《弟子規》目前并不屬于應試教育范疇。作為社會教育的重要部分，應結合其學習的特殊性，采用靈活多變的學習方法。如2014年的公益廣告中《回家篇》中的《擺雙筷子回家吃飯》、《63年后的團圓》等；2011年始黃石下陸有色中學開展“古詩文讀書考級”活動，每學期根據考察評選“誦讀小才子”、“小孝星”、“文明禮儀之星”等。這些活動，讓國人在休閑娛樂之暇，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為枯燥的記誦式學習方法開辟了新路徑。

總之，以《弟子規》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學習，無疑對于當前國人人文素質的提高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但在學習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弊端和問題，也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只有不斷從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并改進，我們的學習才能持之以恒地有效地開展下去。

注釋：

①梁啟超.儒家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3：11.

②李逸安.中華經典藏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北京：中華書局，2009.3.本文所引《弟子規》原文均摘自此書.

參考文獻：

[1]李逸安.中華經典藏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M].北京：中華書局，2009.3.

[2]梁啟超.儒家哲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