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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文明不斷發展與進步的當今，隨著民主觀念逐漸深入人心，人權的保障問題已經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也是世界各國處理各項事務時必須首要考慮的問題，而刑事訴訟作為以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為兩個主要目的的活動，自然是人權得到保障與否的主要體現途徑。刑事訴訟中的懲罰犯罪，從其延伸意義上講，是為了保障更多人的合法權益，屬于一項救濟措施，其實際上也是一種保障人權的手段。［1］因此，可以說刑事訴訟中懲罰犯罪是一種間接保障人權的方式，而保障人權是刑事訴訟活動的唯一目的。在新訴訟法制定以來，將原來的重懲罰逐漸向二者平衡發展轉變，但由于目前刑事訴訟活動中仍然存在著各種問題，不利于人權的保障，同時也不利于縮短與國際刑事訴訟制度的差距，就必須對其進行改革與完善。

一、確定刑事訴訟領域的人權保障目的是十分必要的

(一)人權保障是刑事訴訟體制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要求一個國家或社會的人權在刑事訴訟領域的保障與否和保障程度，是該國家和社會司法文明程度的主要體現。在刑事訴訟活動中行使懲罰犯罪時，時常會因國家公權力的使用不當而侵害到公民的合法權益，為了防范、避免這類現象的發生，所以刑事訴訟的另一主要目的為保障人權。如果在國家行使其公權力要對公民的某些權利進行剝奪時，則應受到一定的約束與限制，即必須嚴格按照法律依據和程序進行。另外，為了提高犯罪嫌疑人有效抵抗國家公權力濫用侵害其權利的能力，增加與國家司法機關的抗衡的機會，并在公民權益受到侵害時進行及時救濟，就應該賦予犯罪嫌疑人一定的訴訟權利。而人權保障是刑事訴訟的主要目的之一，它能夠在國家公權力侵害到公民權利時，進行有效的制約、防范和及時的救濟。因此，可以說刑事訴訟領域人權保障的目的的確定，使我國刑事訴訟體制向國際刑事訴訟體制靠攏跨進了一大步，也是我國刑事訴訟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人權保障是刑事訴訟體制穩定發展的必然要求人權保障和懲罰犯罪作為刑事訴訟的兩個目的，既是矛盾的存在，又是統一的存在，所以更應兩者兼顧，而不是片面的重視哪一個。［2］兩者間的矛盾關系具體表現為，一個國家若想在最大程度上懲罰、限制犯罪行為，充分行使其刑罰權，必然會為減少懲罰犯罪過程中的阻礙因素，而賦予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更多的權力。“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在權力不受制約限制情況下，就會出現權力的濫用，而對于犯罪嫌疑人而言，其抵抗能力差、機會少，不可能與國家公權力抗衡，那冤假錯案的造成、權益的侵害也就成為了必然的結果。相反，若是過分的注重人權保障，那么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在懲罰犯罪時，則會有諸多的制約與限制，不能充分的行使其職能，將不利于對犯罪行為的追究與懲治。所以，在刑事訴訟活動中，不論是過分的偏重于哪一目的的實現，均會對社會和國家秩序的維護造成不利影響。因此，在處理懲罰犯罪與人權保障之間的關系時，應二者兼顧，使其平衡發展，在懲罰犯罪時最大程度地考慮人權保障，而在保障人權時則要有效地控制懲罰犯罪。所以說，刑事訴訟領域的人權保障是刑事訴訟體制穩定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人權保障在我國刑事訴訟領域的現狀

(一)律師的幫助權受到嚴重限制

1．我國立法限制了律師的調查權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7條對律師的調查權的規定為，在經證人或者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后，律師方可向他們收集與本案相關的材料;第45條規定了我國公檢法三機關向有關單位、個人收集、調查取證時，有關單位、個人必須如實提供證據。根據第37條規定，可以明確的是律師的調查對象為本案的嫌疑人、受害人及其家屬、雙方的證人及單位、個人，而律師只有在調查對象同意后才可以調查，也就是說，只要是調查對象不同意律師對其進行調查，可在無任何原因的情況下拒絕，律師就無權調查了。這也就意味著，該規定賦予了調查對象絕對的拒絕權，而律師的調查權利就被大打折扣、變相否定了。另外，如果律師的調查權與被調查的拒絕權發生沖突時，司法機關和人員毫無疑問地會傾向于被調查者拒絕權的保護。但根據第45條規定，有關單位、個人必須向公檢法三機關據實提供證據，這將足以表明由于我國立法的限制，造成了律師取證時的不公平對待，也嚴重影響著律師對其辯護人人權的保障。

2．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受到限制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受委托的律師有權對犯罪嫌疑人的罪名進行了解，可以對犯罪嫌疑人進行會見，了解本案相關情況。司法機關在律師會見時，可根據案件情況和現實需要派員在場。會見涉及國家機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時，則需經過司法機關的批準方可會見。此條規定明確了律師對犯罪嫌疑人的會見權，但是在司法實踐中的律師會見權卻受到了限制，具體表現為:司法機關在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時，將安排會見義務，轉變成為要經過其同意才可會見，且對會見的時間、次數以及會見時所談內容都進行了限制，使律師無法全面、詳細地了解案件情況，與國家立法本意相違背，也將使律師對其辯護人的人權保障受到嚴重影響。

(二)刑訊逼供現象仍然存在

在我國的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中對于刑訊逼供均做出了明令禁止，如:嚴禁以刑訊逼供和威脅、利誘等非法手段收集證據;凡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證據(如證人證詞、當事人陳述等)，經查證確認，均不能作為定案的有效證據;司法人員通過采用暴力手段、刑訊逼供獲取證人證言，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傷致殘者，從重處罰。但盡管在規定中對刑訊逼供進行禁止，同時又明確了采用刑訊逼供的后果，但在司法實踐中，由于部分司法人員的素質較低、偵查設施的落后與缺乏，導致了刑訊逼供現象屢禁不止，促成了許多錯案，而我國立法本身的不足也是其原因之一。刑事訴訟活動中刑訊逼供行為的存在，在極大程度上對人權造成了侵害，更不利于人權的保障。

(三)缺少對得不到賠償的刑事被害人的補償措施

在當今的刑事訴訟活動中，人們都過多的將注意力放在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權是否得到保障的問題上，而刑事被害人的人權往往被人們所忽略。與被害人相比，犯罪嫌疑人在司法實踐過程中，不僅基本生理需求有保障，而且在其無能力聘請律師的情況下，還會獲得免費的律師辯護，甚至在其受刑罰期間，還可受到教育。［3］但與此同時，被害人就沒有如此待遇了，在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財產受到嚴重侵害后，如果犯罪嫌疑人無力對被害人的損失進行退還或補償，那么被害人的基本生理需求都需要自己維持，若無能力維持者，國家也沒有相關的制度對其進行補償，其人權已然受到了侵害。所以說，在被害人的損失不能得到補償時，國家又缺少了相應的補償措施，也將不利于被害人人權的保障。

三、人權保障在刑事訴訟領域的完善構思

(一)肯定律師的幫助權，最大程度上實現人權的保障

1．賦予辯護律師充分的調查權

調查權是律師具有的基本權利之一，也是其掌握有利于辯方證據的主要手段和進行有效辯護的重要基礎。所以，為了使律師能夠充分的發揮其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對其辯護之人的幫助功能，增強辯方的抗衡能力，正確的做法是應盡量減少律師在行使調查權時的各種阻礙，在立法上進行完善，形成包括調查方法、規則、責任等在內的一套完整的體系，充分賦予律師平等的調查權。［4］另外，在立法中還應明確規定，律師在調查過程中，如出現被調查者拒絕調查的情況，律師可以向司法機關提出調查取證的申請，司法機關則應予以批準，若有正當原因拒絕，則應說明原由，不然，律師則有權提出復議申請。

2．肯定律師的會見權，并賦予其在偵查訊問中的在場權

對于律師會見權的肯定，從立法角度講，應對現行的法律進行進一步的明確，可規定為，除涉及國家機密的案件外，辯護律師有權在不被監聽、不經檢查的條件下，在司法人員可以看見但不能聽見談話內容的環境中，對犯罪嫌疑人進行會見，而且律師可以對會見中進行的錄音、錄像、拍照及談話內容保密。此項規定的制定，可以為律師和犯罪嫌疑人的會見提供一個無第三人在場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中，可以大大的減小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壓力，使其在面對律師時更愿意說出案件事實，有利于案件的偵查，同時也能大幅度地降低冤假錯案的發生率，這對犯罪嫌疑人人權保障具有重要意義。

(二)防止刑訊逼供現象的構想

針對刑事訴訟活動中存在的屢禁不止的刑訊逼供現象，若要有效進行制止，筆者認為可從兩方面進行。1．肯定符合我國國情的沉默權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犯罪嫌疑人有權在司法人員對其進行詢問時保持沉默，而司法人員在訊問前有義務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權。一旦犯罪嫌疑人行使了沉默權，司法人員不可在犯罪嫌疑人非自愿的情況下迫使其供述，也不得將犯罪嫌疑人的沉默作為有罪證據使用。因此，可以說沉默權的確定，是對刑訊逼供最有效的防止方法之一。

2．確定律師在偵查訊問時的在場權

犯罪嫌疑人在享有沉默權的同時，也有放棄沉默權的權利。當犯罪嫌疑人放棄沉默權時，為保證其供述的錄取是在自愿情況下進行的，則可以通過律師在場權的確定來實現。司法人員有義務在犯罪嫌疑人要求律師在場時，為其轉達。但如果由于司法人員以外的原因，導致律師無法到場，則可根據案件實情如實記錄。［5］

(三)建立被害人的補償措施

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犯罪嫌疑人在對被害人的權益造成損害后，盡管受到了刑事處罰，有的可能會給予一定的民事賠償，可對被害人造成的損失是現實存在的。而且，有些犯罪嫌疑人對被害人造成的侵害，可能無能力償還甚至無法補償，這時就迫切需要國家建立相應的補償措施，來盡可能的減少犯罪嫌疑人對其帶來的侵害。如:對經濟、財產遭到侵害的被害者，國家責令犯罪嫌疑人給予補償，若犯罪嫌疑人無能力償還，被害人則可向相關部門申請經濟救濟;對于涉及侵害人身隱私、人身健康的被害人，國家可通過為其提供醫療救治、心理輔導、安排就業等方式來盡量彌補其所受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