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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運用推拉理論模型對影響中國農民工流動的因素進行分析。本文的核心假設是，中國的推拉模型與國際上相比有巨大差異，其中最突出的差別是，由于戶籍制度的影響，推和拉都發生了變形。本文將分析在中國戶籍制度背景下產生的特殊的推拉模型。文章所使用的實證數據主要來源于筆者近年來所組織的一些問卷訪談（注：這些調查包括：(1)1999年8月，筆者對四川15個區縣農村地區移民和外出農民工家庭進行的調查，本調查采取入戶訪談方式，共完成農民家庭戶有效問卷451份，其中所記錄的外出農民工為278人；(2)2000年11-12月在北京市豐臺區進行的調查，共完成北京市居民有效問卷752份，流動人口有效問卷493份；(3)2001年5-12月在遼寧、黑龍江、河北、河南、山西、內蒙古、寧夏、山東農村等地對農民工流出地進行的調查，共完成農民家庭戶訪談有效問卷547份，其中所記錄的外出農民工為236人；(4)2002年3-4月在北京市朝陽區進行的調查，共完成北京市居民有效問卷504份，流動人口有效問卷307份。以上4次調查均采取調查員面對面訪談方式，訪談成功率均超過97%。此外，本文還采用了過去的一些個案調查材料，這些個案的調查地點均為北京地區。在此謹對協助筆者完成問卷調查和個案材料的學生深表謝意。）。

一、推拉理論與影響中國農民工流動的推拉因素

1.推拉理論

“推拉理論”(pushandpulltheory)是研究流動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論之一，它認為，在市場經濟和人口自由流動的情況下，人口遷移和移民搬遷的原因是人們可以通過搬遷改善生活條件。于是，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條件改善的因素就成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會經濟條件就成為推力。人口遷移就是在這兩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當然，以往的研究也提出，流入地和流出地各自都有推和拉兩種因素，即流入地和流出地都同時具有吸引和排斥兩方面的作用力；此外，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間還有中間障礙因素，比如流入地與流出地之間的文化差異也會對流動產生影響。

2.農民工外出的經濟驅動力

近來的一些研究表明，農民工的外出有愈演愈烈之勢。2002年調查中詢問：“您是哪一年第一次外出的？”結果回答1999-2002年的占50.3%（153人），1995-1998年的占29.6%（90人），1990-1994年的占13.5%（41人），1979-1989年的占6.6%（20人），可以看出，絕大部分被調查對象是新近幾年首次外出的。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農民工高比例流出的呢？2000年和2002年的調查均詳細詢問了農民工外出的原因,結果見表1和表2。

對比2002年與2000年的調查結果，雖然有差異，但如果將排在前五位的回答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前五位的內容是完全一致的。即屬于農村推的因素有三個（農村收入水平太低、農村缺乏發展機會、農村太窮），屬于城市拉的因素有兩個（城市收入高、外出見世面）。2002年將“城市收入高”列為外出驅動的第一位因素，2000年將“農村收入水平太低”列為第一位驅動因素。其實，農村中推的力量與城市中拉的力量是影響農民工外出流動的兩個方面；再者，所謂農村收入低是與城市收入高對比而言的，所以，這里的驅動因素實際上是一回事。筆者試將表1和表2列在第一位的因素總結為“經濟收入的驅動力”，不管是農村收入低還是城市收入高，核心問題是經濟收入的驅動力驅使大量農民工外出。

對比我國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水平，一個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相當于一個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倍數，在改革開放以前，高的時候曾達到2.9倍；改革開放初期，由于農村改革充當了先鋒，低的時候曾為2.2倍到2.3倍。然而，隨著市場改革在城市的推進，到了90年代初期以后，城鄉消費差距比例不斷攀升，到90年代末期和新世紀初葉，已經超過3.6倍。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以經濟利益為核心的推力和拉力，兩者都是十分巨大的。

那么，農民工進城以后，可以獲得多大的經濟利益？本研究對比了農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與自己在家鄉時的收入（參見表3）。

筆者2002年的調查顯示，進城前與進城后的年收入比較，農民工平均比進城前多收入8738.3元。表3顯示，90.1%的農民工進城后，收入都比在家鄉時有了明顯上升。其中，約20%的人高出10000元及以上，而52.4%的人高出5000元及以上。巨大的經濟差異作為一種驅動力，促使越來越多的農民流入城市。

那么，究竟是推力大一些還是拉力大一些？以往的國際研究表明，不同地區推力和拉力是不同的。Jenkins對墨西哥向美國移民的研究表明，墨西哥的推力所起的作用大于美國方面拉力的作用（注：J.CraigJenkins,Push/PullinRecentMexicanMigrationtotheU.S.International-Migration-Review,vol.11,no.2,Summer,1977,pp.178-189.）。筆者以上使用的材料，由農民工自己排序時，2000年排在前兩位的是推的因素，2002年排在前兩位的是拉的因素，似乎不相上下。但是，考慮到城市對外來民工的種種限制，如各種針對外來工的限制政策、城市居民對外來工的歧視等，我們就會意識到，在中國場景下，城市對外來工不僅僅是拉力，推力也不可小視。與此同時，農村對于農民工的吸引力卻十分弱小，因此，城市拉力和農村推力兩種力量相權衡，還是農村中的推力所起的作用更大些。

當然，在注意到經濟收入驅動力第一位因素的同時，也不可忽視其他非經濟因素(noneconomicfactors)的影響。而以往關于流動人口推拉的研究中，對此是有所忽略的（注：Yu.P.Doshchitsin&N.N.Lapin,ForcedMigrationinaLargeIndustrialCityofSiberia.

Sotsiologicheskie-Issledovaniya,vol.22,no.9,1995,pp.96-99.）。80年代，農民通常是與過去沒有承包土地時相比，而不是做橫向比較。90年代以后，農民開始與外出的老鄉比較，甚至與城里人比較，所以“見世面”和“發展機會”就變得重要起來。在表1和表2的兩次調查中，“外出見世面”均占有較高位次，選擇比例也均超過了50%。同樣的非經濟因素“別人都出來了，受別人影響”在兩次調查中，一次占第6位，一次占第7位，所填答的百分比為34%-35%，這是比較重要的心理因素。這是對推力與拉力因素的分析。那么，推力與拉力作用的力度有多大？換言之，它對流動距離有什么影響？

3.影響農民工“流動距離”的因素分析

對流動距離以及影響流動距離因素的分析也是傳統推拉研究的重要方面。所謂流動距離指的是外出遠近問題。

筆者對四川15個區縣農民工流出的研究數據表明，多數農民工屬于跨省的長距離流動。本次調查方式是向農村的家人詢問外出農民工打工的地點。結果，26.6%是本縣以內，7.0%是縣外省內，而66.4%是出省流動。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和西部內陸地區的經濟差異是遠距離的，所以，農民工的遠距離流動是比較容易理解的。下面，筆者具體分析影響農民工流動距離的因素。

第一，教育對流動距離的影響。國際上以往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與流動距離呈正比例關系（注：李強：《關于國外人口流動研究文獻的回顧》，《國外社會學》1996年第3期。），本研究印證了以往的結論，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傾向于長距離流動，反之，受教育程度越低則越傾向于近距離流動。表4反映了這種正相關關系，它反映了高教育者的較高流動能力。

第二，性別對流動距離的影響。關于性別對流動的影響，早年英國研究者雷文斯坦(E.Ravenstien)曾提出，女性流動率要高于男性。筆者的數據并不支持這個結論。筆者的研究證明，在流動人口和農民工中，男性比女性的比例要高一些。比如，2000年數據，男性為61.1%，女性為38.9%；2002年數據，男性為63.2%，女性為36.8%。不過，有意思的是，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于長距離流動。下面運用相關系數測量外出距離與流動者性別之間的關系。雖然相關系數不是太高，但正相關的關系很清楚，女性比男性流動的距離更遠（參見表5）。

第三，年齡對流動距離的影響。對于年齡與流動距離的關系，以往的數據不多。本研究證明，年齡與流動距離呈負相關關系，即年齡越大越傾向于近距離流動，年齡越小則越傾向于遠距離流動。流動人口年輕化的趨勢十分明顯，農民工中30歲以下者占到總數的比例1999年為69.3%，2000年為66.5%（參見表6）。

4.對推力、拉力分析的國際比較

在以上分析中，筆者就影響流動距離的教育、性別、年齡因素做了比較。那么，從影響人口城鄉流動的全方位因素看，我國的推拉因素與國際比較，有什么主要共同點和差異？表7列舉了在國際研究中，通常涉及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并與中國的現狀進行比較。與國際上相比，兩者相同之處在于：農村中不充分就業和貧困；資本密集型技術在城市中的迅速發展；向城市傾斜的發展政策；經濟活動集中在城市地區。

*參見國際勞工局發展政策司《未來的城市就業》，日內瓦，國際勞工局，1995年12月，第18頁。

不同之處在于：(1)國際上，農村人口遷移的重要原因在于農村暴力。但是中國的情況卻不一樣。在問卷里，我們讓被訪者比較家鄉的治安狀況與城里的治安狀況，統計結果發現，農民工認為家鄉的治安狀況比他們目前居住城市的治安狀況要好。問卷進一步詢問：被訪者是否遇到過被侵害的事件，結果見表8、表9中數據的比較。

表8是在家鄉時的情況，表9是到了北京以后的情況。在家鄉時有9.4%的人受到過侵害，到了北京以后卻有19.6%的人受到過侵害，受侵害情況比在家鄉時高出一倍以上。北京是全國的首善之區，而農民工受到的侵害居然比在家鄉時還要高。筆者在調查中發現，農民流入城市以后，往往居住在市郊的某些集中區域，而在這些區域流動人口內部相互

之間犯罪比較嚴重。這顯然與戶籍制度有關。

(2)國際上人口大規模向城市轉移，大多是因為農村人口增長過快。我國雖然受到80年代以前高人口出生率的影響，但到80年代以后，各地的計劃生育政策都比較緊，近20年來城鄉人口出生率均大幅度下降，因此，目前主要不是人口增長的原因。

(3)國際上人口大規模向城市集中，往往與農民失去土地密切相關。中國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土地承包給農民，承包后幾十年不變。因此，不存在國際上那種因失去土地而不得不流入城市的農民。相反，很多農民不愿意承包土地，或者索性將土地轉包給他人，甚至撂荒不種，可見，土地并不能留住農民。當然，中國的農民比起國際上那些失去土地的農民來說，還是有優勢的，土地是流入城市農民的最后一道生存保障。

二、戶籍制度對推拉的影響

在推拉背后，與國際上最大的差異是中國的戶籍制度。戶籍制度可以使推力或拉力失去效力。如在嚴格實施戶籍制度的60-70年代，雖然城鄉經濟和收入差異也十分巨大，城市亦有更多機會，但當時極少有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反而是相反的“疏散”流動，顯而易見是當時的政策特別是戶籍政策使然。只是到了80年代戶籍政策放寬以后，推拉才重新發揮效力。80年代初期以后，外出農民工數目不斷膨脹，主要原因與其說是推力和拉力，不如說是戶籍制度變革。

我們知道，推拉能夠充分發揮效力的前提是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市場經濟。回顧我國農村改革，其核心是市場放開。80年代初，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農民開始突破傳統集體管理體制的束縛，與此同時，剩余勞動力問題也開始暴露出來。為適應此種狀況，1984年中共中央文件提出農村工業可適當集中于集鎮，并進行了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的試點。198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文件首次提出允許農民進城開店、設坊、興辦服務業，提供各種勞務。從實踐上看，也正是80年代中期以后，民工潮出現了驟然激增的現象。但這時候的戶籍政策僅僅是允許農民在小的“集鎮”定居，并不允許農民在各級城市里正式定居。90年代以后，戶籍制度的改革出現多元化傾向，但直到90年代后期，戶籍改革的基本導向仍然是：放開小城鎮戶籍，對大中城市特別是北京等特大城市采取嚴格控制政策。新世紀初兩年，各地戶籍改革變得異常活躍，已有石家莊等在不同程度上放寬了常住戶口的準入條件，有的甚至取消了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的分割。但是，在全國絕大多數的大中城市中，戶籍仍然是主要的制度屏障。此外，由于心理上的慣性作用，戶籍仍然有巨大的心理限制效應。

1.對我國戶籍屏蔽現狀的分析

從現有制度法規看，我國也只能算是半自由的、有限度的勞動力流動體制。目前，雖然流動是許可的，但是限制非常多，如就業限制等。筆者將就業限制歸納為四點：就業手續繁瑣；不能進入正規勞動力市場；收入低于市民；沒有城市居民享有的城市福利保障。限制的核心問題還是戶口問題。

在戶籍屏蔽下，城市農民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戶籍歧視。筆者在調查中發現，城市農民工感受到的最大困難是來自戶籍方面的歧視（參見表10）。

域間經濟差異很大，距離越遠往往經濟差異也越大，因此，巨大的反差造成流動人口的定居決策。此外，這里也有一個“邊際效益心理”（注：李強：《中國外出農民工及其匯款之研究》，《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4期，第64-76頁。）問題，外出距離越遠，付出成本越高，越希望交易帶來更大的利益。

B.受教育程度。這里證明了“精英流失”現象，即越是受教育水平高的，越是精英，則越傾向于不回家鄉。以往的研究也較多地證明了這個事實（注：黃平：《尋求生存：當代中國農村外出人口的社會學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5、69、107頁；譚深：《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性別差異》，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國際研討會論文，北京，1996年6月，第3頁。），但對流出精英的去向并沒有數據解釋。表18中，受教育程度與回家鄉傾向是負相關關系，即與受教育水平低的人相比，受教育水平高的更傾向于留在城市。這當然與競爭力有關系，受過較好教育的人在城市里面的機會更多；同時，也與一些城市的教育淘汰政策相一致，比如，北京就用教育指標來篩選遷入定居人口。然而，農村精英流失的結果卻使農村的發展雪上加霜。

C.性別影響。上文已經證明，在流動距離方面，女性比男性流動得更遠一些。表18的數據又一次證據，那些流動得較遠的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于留在城市。從一般印象看，女性比男性適應性更強；女性通過通婚，比男性向上流動率高。

D和E這兩項測量經濟因素的影響，都比較符合邏輯，即農民工家鄉和家人生活水平越高的，越傾向于回家鄉；在城市掙錢少的傾向于回去，掙錢多的傾向于不回去。

F和G兩項，反映出適應性和成功與否的問題。來北京時間越長的人，門路越寬廣，越能適應北京的環境，扎根越穩，越不傾向于回去。同樣，判斷自己在工作崗位或在競爭中能夠得到提升的人，有較強成功感的人，也更傾向于在流入地定居。

四、結論

本文目的是將我國的城鄉流動推拉模型與國際上的模型做出對比。本研究證明，雖然推拉因素在中國城鄉勞動力流動中所起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與其他國家有相似之處，但是，中國城鄉勞動力流動卻具有不同于國際上多數國家的突出特征：

第一，在流動人口研究中，推拉理論模型是應用最為廣泛的理論模型。應用此理論模型分析中國的城鄉人口流動，可以看到，巨大的經濟驅動力是促使農民工大規模外出的主要動力。城鄉之間巨大的經濟差異和收入差異是人口向城市流動的最主要原因。將中國模型與國際模型做對比，雖然在農村失業人口、向城市傾斜政策以及影響流動距離的因素上有一些共同之處，但是，國際上的農村暴力現象、農村人口無控制增長、農民失去土地而流離失所等因素在中國的推拉模式中找不到相同點。

第二，與國際上相比，影響中國推拉的、最主要的不同之處是戶籍因素。戶籍制度是中國城鄉流動的最為突出的制度障礙，其阻力不只是對一般推力與拉力發生影響，它發揮作用的方式是使得推拉失去效力，從而使流動人口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規律。迄今為止，我國的戶籍改革雖然也推出幾項重要舉措，但是原有制度的慣性較強，戶籍使推拉失效的現象依然如故。

第三，推力和拉力之所以失去效力，是因為勞動力的流動和勞動者的心理都發生了變形。明明是推力，譬如，城市里面的排斥力量，農民工卻可以置之不理，依然涌入城市。所以，這種心理變形反過來也使推力和拉力發生變形。由此，本文提出了農民工的“生活預期”、“生活目標”、“心理定位”等概念來解釋農民工的此種心理變形。新晨

第四，上述的所有方面，總結起來是農民工形成了特殊的“生命周期”，所謂生命周期就是一個人一生中形成的生活階段與生活模式。農民工的生命周期模式簡化起來是兩個階段：年輕時候外出打工掙錢，年齡大了以后回家鄉務農、務工或經商。在這里，推力和拉力本身并沒有發生變化，但流動者的生命周期卻發生變化，于是，產生了不同的行為結果。所謂生命周期發生變化，是指流出者的生活目標由在外打工掙錢轉變為回家鄉務農或經商。推力與拉力都只能在特定的生命周期階段中才能正常發揮作用，否則就會失效。

第五，不同生活目標、生活預期、心理定位和生命周期的形成，預示著流動人口勞動力隊伍自身已經分化，即分化為準備回鄉的農民工和不準備回鄉確定要在城市定居的農民工。由此形成了農民工的兩種生存策略，不準備定居的對于城市社區完全沒有認同感，完全脫離城市主體社會；準備定居的則積極與社區溝通，為定居打下基礎。

第六，本文進一步分析了影響兩種生存策略分化的因素。本研究發現，生存策略的形成受到諸如性別、教育程度、城市中的生活機會、地位上升的可能性等因素的影響。本研究發現，越是教育程度高的，越是女性，越是距離家鄉遠的，越是在家鄉時生活水平低的，越是來城市時間長的，越是在城市掙錢比家鄉掙錢高出倍數多的，越傾向于不回家鄉，形成以定居為生活目標的人群。反之，多數農民工形成的則是相反的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