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關系網絡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統計與信息論壇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研究假設

（一）網絡中心度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在網絡分析中，中心度是衡量個體行動者在網絡中的位置和重要程度的變量。網絡中心度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可能有積極的影響。（1）個體行動者在社會網絡的相對權力和影響力取決于在網絡中的位置和網絡結構，占據網絡中心位置的企業通過對關鍵性資源的控制能夠對網絡伙伴的行為施加更大的影響并擁有更大的權力，因此處于網絡中心位置的行動者更渴望保持其地位，任何不道德行為對其社會地位都是一種損害［11］；（2）由于中心位置行動者在網絡中的積極參與和知名度，其行為通常被置于較大的審查和批評之中，行動者的不道德行為將負向影響在網絡中建立的信任、關系和聲譽［12］。Chen指出，網絡中心位置的企業由于擁有更大的權力和影響力而應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因此中心度高的企業更可能采取負責的行為。目前，占據網絡中心位置的中國家族企業大多是那些實力強及地方影響力大的企業，這些家族企業往往具有更好的社會責任表現。對此提出如下假設：H1：網絡中心度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二）網絡密度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網絡密度主要指一個網絡中不同成員之間直接聯系的充分程度。網絡密度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可能有積極的作用。（1）在高密度網絡中，網絡參與者之間的監控水平較高，網絡參與者不道德行為損害個體聲譽的風險較大，增大的監控機會以及個體聲譽損害風險導致企業不道德行為發生的可能性減少；（2）高密度網絡關系提供了對網絡參與者不道德行為的快速信息傳播渠道，從而增大了對網絡參與者不道德行為的約束［12］。如Coleman的研究揭示，高密度網絡中的企業更容易培育相互信任關系，共享標準或規范，因此高密度網絡中的家族企業更可能采取負責任的行為［13］。對此提出如下假設：H2：網絡密度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三）網絡關系強度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網絡關系強度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是雙重的：第一，“強關系”對企業社會責任可能有積極的影響。“強關系”表示行動者之間互動頻率較高、互惠性交換的期望較高、情感較為緊密以及熟識程度較高［14］。“強關系”增大的相互信任和換位思考可能限制不道德行為；同時，“強關系”通過不斷升級錯誤行為的后果（如失去“強關系”）阻礙不道德行為；此外，“強關系”的建立通常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從而具有“強關系”的企業不道德行為的成本較大［12］。相反，由于“弱關系”網絡成員之間的交往頻率低，個體行動者由于不負責任行為失去“弱關系”所承擔的后果很小，從而“弱關系”對道德行為的激勵是有限的，因此具有“強關系”的企業更可能采取負責任的行為。第二，“強關系”對企業社會責任可能有消極的影響。“強關系”中網絡參與者之間交往頻繁，從而不道德行為的機會增加。相反，“弱關系”中網絡參與者之間交往的頻率較低，網絡參與者之間的相互影響也較低，從而企業自身行為的影響可能更重要，因此具有“弱關系”的企業更可能采取負責任的行為。受制度和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組織間的“強關系”在中國非常普遍，家族企業傾向于利用與其他企業和機構之間的“強關系”獲得更多的企業資源并提升企業的績效，進而為家族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提供資源和能力保障。對此提出如下假設：H3：網絡關系強度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四）網絡開放度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網絡開放度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可能有消極的影響。與開放性網絡相比，封閉性網絡有助于合作性網絡規范的形成，促進知識和信息的共享［15］，因此封閉性網絡參與者之間不道德行為的約束增加；同時，封閉性網絡中的企業對其他網絡成員行為可能具有更多的知識和影響，而具有更大影響力的企業應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相反，開放性網絡不利于治理機制的建立，增大了治理網絡成員機會主義行為的成本，從而企業不負責任行為的可能性增大。對此提出如下假設：H4：網絡開放度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本文還認為，網絡中心度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可能受到家族所有權的制約。在家族對企業所有權控制極大的情況下，比如當家族企業完全或主要由創始人所有時，此時創始人控制家族企業的信息流動，塑造家族企業的戰略行為及與外部環境的相互關系，從而家族所有權對家族企業戰略行為的影響較大［16］。而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種差異化的戰略和戰略資源，受家族所有權的影響也可能較大。隨著家族所有權的降低，家族企業與伙伴之間的交往更頻繁和開放，家族企業通過關系網絡動員資源的能力（即網絡權力）的作用增大，此時網絡權力對家族企業戰略行為的影響增大［17］。考慮到網絡中心度與網絡權力之間的正向聯系，本文認為，網絡中心度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可能增大。對此提出以下假設：H5：家族所有權在網絡中心度與家族企業社會責任之間起負向調節作用。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數據本文數據采集自浙江15個區市縣和重慶14個區縣的制造業民營企業，共發放調查問卷600份，回收問卷467份，其中家族企業問卷（即所有者家族持股比例在50％以上的民營企業）351份。這351份樣本的結構是：浙江企業占50．7％，重慶企業占49．3％；產業集中于金屬和機械制造（占35．3％）、紡織制造（占17．1％）及汽車、摩托車和零部件制造（占10．8％）等15個制造行業；企業平均資產規模5569．99萬元；所有者家族平均持股比例為91．95％；由企業主本人或家人擔任總經理的企業占79．1％；由第一代所有或管理的企業占90．0％。

（二）變量測量在變量測量上，本文盡量采用國內外文獻中已使用過的成熟量表，再根據本研究目的進行了適當的修改，作為搜集實證資料的工具，其中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網絡中心度、網絡密度量表使用李克特五點尺度（5－pointLikertScale）衡量，取值范圍從1“很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1．家族企業社會責任（CSR）。借鑒鄭海東的量表并結合實地訪談結果，刪減被訪談者認為衡量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相對次要的測量題項，形成本文的測量量表［17］。鄭海東的量表有33個測量題項，并將企業社會責任區分為內部人責任（ICSR）、外部人責任（OCSR）和公共責任（PCSR）三個因子。驗證性因子分析顯示，家族企業社會責任三因子模型的擬合效果良好（χ2＝591．434；df＝319；RMSEA＝0．053；CFI＝0．923；IFI＝0．924；NFI＝0．849）；總量表及各子維度（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公共責任）的信度系數Cronbachα值最低為0．851。這表明量表具有較好的效度和信度。2．家族企業網絡特征。借鑒Marsden的網絡特征測量方法，選擇網絡中心度、密度、關系強度、開放度四類指標，并將家族企業與其他企業的關系定義為一級網絡，與其他機構的關系定義為二級網絡［18］。其中：網絡中心度（NC），共4個測量題項：（1）大多數與貴企業相關的企業了解貴企業的產品和技術能力；（2）同一行業內的其他大多數企業都希望與貴企業建立聯系；（3）貴企業在與合作伙伴的交往中表現活躍積極；（4）貴企業與合作伙伴的直接聯系多于間接聯系。量表的信度系數Cronbachα值為0．734，這表明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網絡密度（ND），共2個測量題項：（1）貴企業的合作伙伴之間存在很多直接聯系；（2）貴企業的合作伙伴之間主要通過貴企業建立聯系。量表的信度系數Cronbachα值為0．614，這表明量表的信度尚佳，基本可以接受。網絡關系強度（NI）：以家族企業近兩年與其他企業和機構的交往頻率來測量，包括從“沒有交往”到“每周數次交往”由低至高8個等級，分別取值［1，8］，并區分一級網絡關系強度（NI－1）和二級網絡關系強度（NI－2）。網絡開放度（NO）：以家族企業與其他企業和機構交往地的地理范圍來測量。包括從“幾乎在本地”到“幾乎在外地”由低至高5個等級，分別取值［1，5］，并區分一級網絡開放度（NO－1）和二級網絡開放度（NO－2）。3．控制變量。基于以往的相關研究，本文考慮了以下7個控制變量，包括：（1）產業屬性，以制造業作為樣本以控制產業屬性的影響；（2）地理區域（LOCA），將浙江企業賦值為1，重慶企業賦值為0；（3）企業規模（SIZE），以2009年底企業資產總額（單位：萬元）的自然對數來測量；（4）財務績效（FP），以企業近三年的年均銷售增長率來測量；（5）家族所有權（FO），以企業主本人及家族成員持有的企業股權比例來測量；（6）家族管理權（FM），將總經理由企業主本人或家人擔任的企業賦值為1，其余賦值為0；（7）家族代數（FG），將第一代所有或管理的企業賦值為1，其余賦值為0。

三、實證分析結果

（一）同源誤差檢驗由于從單一被試所取得的數據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同源誤差（CommonMethodsBias）問題，對此本研究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方法來分析同源誤差的嚴重程度，同時對問卷中的所有測量指標做因子分析，結果顯示在未旋轉時第一個主成分所占載荷量為21．559％，所以同源誤差不嚴重，測量結果可靠且有效。

（二）描述性統計分析與相關分析表1揭示了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及Pearson相關系數。從相關系數來看，網絡中心度與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之間顯著正相關（p＜0．001）；網絡密度與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之間顯著正相關（p＜0．01）；一級網絡關系強度與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之間顯著正相關（p＜0．05），二級網絡關系強度與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之間顯著正相關（p＜0．05）；一級網絡開放度與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之間顯著負相關（p＜0．10），二級網絡開放度與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之間顯著負相關（p＜0．10）。這些相關結果為假設H1、H2、H3和H4提供了初始的證據。

（三）假設檢驗本文采用層級回歸分析方法對理論假設進行檢驗。使用網絡中心度與家族所有權的交互項測量項以檢驗家族所有權在網絡中心度與家族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調節效應，為了確保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對交互項測量項進行了中心化處理；此后，對所有進入模型的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進行了方差膨脹因子診斷，結果顯示這些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最高為1．561，由此可以排除多重共線性問題。檢驗結果見表2，其中模型1～2檢驗網絡特征（網絡中心度、密度、關系強度和開放度）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影響的主效應，模型3檢驗家族所有權在網絡中心度與家族企業社會責任關系之間的調節效應。1．網絡特征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由表2模型1和模型2知，網絡中心度對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222，p＜0．01；β＝0．175，p＜0．05；β＝0．286，p＜0．01），假設H1得到驗證；網絡密度對家族企業外部人責任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137，p＜0．01），對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雖有正向影響但并不具有顯著性（β＝0．039，p＞0．10；β＝0．053，p＞0．10），假設H2得到部分驗證；一級網絡關系強度對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099，p＜0．01；β＝0．083，p＜0．05；β＝0．072，p＜0．10），二級網絡關系強度對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無顯著的影響（β＝－0．034，p＞0．10；β＝－0．030，p＞0．10；β＝0．037，p＞0．10），假設H3得到部分驗證；二級網絡開放度對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和外部人責任有顯著的負向影響（β＝－0．102，p＜0．10；β＝－0．153，p＜0．01），對家族企業公共責任的負向影響不具有顯著性（β＝－0．042，p＞0．10），一級網絡開放度對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無顯著的影響（β＝－0．036，p＞0．10；β＝0．005，p＞0．10；β＝0．012，p＞0．10），假設H4得到部分驗證。2．家族所有權的調節效應檢驗。由表2模型3可知，當家族所有權與網絡中心度的交互項測量項進入模型時，網絡中心度與家族所有權的交互項測量項（NC×FO）對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β＝－0．007，p＜0．10；β＝－0．010，p＜0．05；β＝－0．009，p＜0．10）。這表明家族所有權弱化了網絡中心度與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之間的正向關系。為了更進一步地驗證家族所有權在網絡中心度與家族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調節效應，本文以家族所有權的中位數為標準，將家族所有權大于和等于中位數的企業歸類為高家族所有權的企業，將家族所有權小于中位數的企業歸類為低家族所有權的企業。分樣本檢驗結果顯示（見表3）：在低家族所有權的企業中，網絡中心度對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229，p＜0．10；β＝0．364，p＜0．01；β＝0．416，p＜0．05）；從回歸系數來看，低家族所有權企業中的網絡中心度對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正向影響的臨界值大于高家族所有權企業中的臨界值。這說明網絡中心度對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的正向影響在低家族所有權的家族企業更明顯，即家族所有權在網絡中心度與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之間起負向調節作用，假設H5得到驗證。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利用浙江和重慶制造業樣本家族企業的調查數據，實證檢驗了網絡中心度、密度、關系強度和開放度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以及家族所有權在網絡中心度與家族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調節效應，檢驗結果發現：（1）網絡中心度對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網絡密度對家族企業外部人責任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一級網絡關系強度對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二級網絡開放度對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和外部人責任有顯著的負向影響；（2）家族所有權負向調節網絡中心度與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關系，即網絡中心度對家族企業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的正向影響在低家族所有權的家族企業更明顯。本文的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拓展了家族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因素問題的研究。以往有關家族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因素問題的研究成果，在組織層面上主要是討論產業屬性、企業規模與成長階段、組織形象與聲譽、家族涉入的影響，本文將組織層面的影響因素擴展到組織間的關系網絡，實證了組織間關系網絡是影響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因素，而不同類型組織間關系網絡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不同。這一研究結果彌補了學術界從組織間關系網絡的視角探討家族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因素問題空白的研究缺陷，并進一步揭示了組織間關系網絡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機制；（2）拓展了關系網絡與企業社會責任關系問題的研究。盡管Chen等的研究揭示“關系網絡影響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但這些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理論分析和典型案例分析的基礎之上。本文采用大樣的企業調查數據并采用計量分析方法來實證檢驗二者之間的關系，檢驗結果支持了他們的觀點；（3）網絡中心度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在不同家族所有權下存在一定的差異性，這一方面表明了關系網絡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存在情境依賴性特征，同時也為深入了解組織權力（網絡權力、家族權力）與家族企業社會責任關系提供了更為充分的理解。本文的研究結論對中國家族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比如占據網絡中心位置、與其他企業和機構建立密切的網絡關系以及與其他企業建立高頻率的網絡關系都是促進家族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重要機制，不過該機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受到家族所有權等因素的制約，因此家族企業需要戰略性的設計網絡結構特征（如網絡中心度）來適應家族所有權的變化，使網絡結構特征與家族企業所有權結構相匹配。本文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1）僅探討了網絡中心度、密度、關系強度、開放度對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而Chen等的研究指出，網絡結構洞、規模、關系類型（如橫向關系、縱向關系）等都是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變量，家族企業社會責任是否受上述因素的影響呢？（2）有關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測量，沒有按照利益相關者（員工、投資者、供應商、消費者、債權人、社區、環境、政府等）進行區分。（3）沒能很好地解釋為什么一些網絡特征變量（如網絡密度、關系強度和開放度）僅影響家族企業社會責任（內部人責任、外部人責任和公共責任）某一方面。

作者：周立新單位：重慶工商大學長江上游經濟研究中心